2001年，發生了三件大事：申奧成功、加入世貿組織、我上高中了。

報到的那一天，我騎上比我年齡還大的自行車，出發、去上學。車后座上綁著一只化肥袋子，里面裝著我的鋪蓋卷，“尿素”兩個大字在八月末的陽光里閃閃發光，尿素施在莊稼地里，莊稼會蹭蹭地往上竄，而那時的農村娃去上學，用上“尿素牌”行李袋，夢想也便有了上竄的可能性。銹跡斑斑的車把上掛著新買的黃色塑料盆和保溫瓶。保溫瓶的顏色早已忘記，但那只黃色的塑料盆我記得清晰無比，因為在盆底印了一句特別牛逼的話——20年不碎。如此說來現如今我還可以用它洗臉加洗腳、順便洗個菜涮個拖把什么的再用個三年，但很可惜，它入校第一天就碎了。

就這樣，我叮叮當當地向著四十里地外的縣城出發，像個走村串鄉的賣貨郎。我蹬著瑟瑟發抖的自行車，鏈條蹭得護鏈片鏜鏜作響，那是我前行的節拍器，每響一聲，我離家鄉就遠上一分。

我爬上高高的河堤公路，回望家的方向，八九之交的鄉村，遠遠望去全是玉米地青紗帳的天下，一個個老屋組成的村落三三兩兩地散落其間，炊煙升起，隨風飄蕩在青紗帳上，為綠色的土地蒙上了一層奶油似的薄紗。在柳樹的樹蔭下我停住車子擦了一把汗，暑氣升騰，裹挾著玉米秸稈汁液的清香悠悠飄來，村子愈發變得縹緲了起來。一時間，我竟有些戀戀不舍起這個小村莊來了。

就在這時，一位少年也從河堤下的土路上吃力地爬上了河堤公路。少年自行車后座上也綁著一個化肥袋子，和我一樣，上面印著醒目的“尿素”，里面裝著他的鋪蓋卷，車把上一邊掛著塑料盆，一邊掛著保溫瓶，和我一樣的叮當作響。

等他走近，我喊道：“去上學？”

少年：“嗯”。

我：“去哪個學校？”

“和你一個學校，縣一中”少年說完也擦了一把汗，似乎和我相識已久。河堤上吹過一陣涼風，玉米地的味道鉆入鼻孔，有股無中生有的甜味。

“你怎么知道我去縣一中？咱倆又不認識。”我上下打量這個呆呆的少年，著實眼生。

“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跳高冠軍，能跳兩米，咱學校沒有不認識你的”。少年眼神中充滿了崇拜的光芒。

“哪有這么多，還差點、還差點”。我心里一陣洋洋自得。

“你中考考了多少分？”話一出口我想起自己那可憐的分數便后悔了。

“572”。少年底氣十足地說。

我心里嘀咕著自己竟比這家伙少考了整整200分時，少年問道：“你呢？”

“我比你還差點、還差點”。我對著少年“嘿嘿”笑了兩聲，露出了一排潔白整齊的牙齒。

少年不好意思地笑了兩聲，他知道問一個體育特長生的分數，實在有失禮貌，這就如同問和尚要梳子、問胖子要斤兩。

四十里的路程，我們兩個人聊了六百里的話。一個體育尖子和一個文化課尖子沒想到竟然會有說不完的話，一路聊下來我知道了少年叫王進喜，是王家村的，他爹在王家村榨香油，王進喜上面有三個姐姐，他爹老來得子喜上眉梢，所以給他取名“王進喜”。王進喜一路拼命蹬著自行車才能跟上我這個體育生的速度，但在氣喘吁吁中他也知道了我是康橋村的，我爹在康橋村種地、我還有一個哥哥，也曾經是個體育生。

就這樣，兩個十六歲的少年說說笑笑的沒覺得多長時間便騎完了四十里地來到了縣一中的大門口。

進去大門，寬闊整潔的校內主干道迎面舒展開來，兩排一抱粗細的合歡樹錯落排列在路的兩旁，展示著這所全縣最高學府的歷史傳承，主干道筆直穿過一座教學大樓，將大樓的一二兩層一分為二，路正上方的樓頂矗立著一個方形四面時鐘，醒目的指針日夜不停地旋轉，帶走了一代又一代我和王進喜們的青春歲月。

路的盡頭是新生報到處，報到處上方懸掛著長長的紅色條幅“熱烈慶祝我校學生白長江考入北京大學”。

當我看到“北京大學”四個字時，心底似乎被什么東西給刺了一下，猶如在大熱天里兜頭來了一盆涼水，一個激靈。十六歲，高中的第一天，我知道了夢想是個啥東西——夢想就是大熱天昏昏欲睡時的一盆涼水。

四十里地外的縣城對于十六歲的我來說是嶄新的、也是陌生的，但條幅上的“北京”卻讓我連篇的遐想飛出了千萬里。奔跑的少年，未來會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