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sǒu）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干。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詩經》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其中第二義就是賦。賦，鋪陳的意思，也就是鋪陳辭采、舒布文華、體察事物、抒寫情志啊。從前邵公奭曾說：“天子聽政，令公卿獻上采自民間的詩歌，少師箴砭王闕，瞽者弦歌吟詠，以觀政治的得失。”《漢書·藝文志》引《詩經·毛傳》說：“登高望遠，即興感物，能作賦描繪景色，鋪陳事勢者，可以任大夫之官。”《詩序》把“賦”與“比”“興”同列為六義之一，《毛傳》和《國語·周語》則以為“賦”與“詩”的體裁互異。然而究其終極旨趣，“詩”與“賦”都是言志陳事，如同樹木的枝干，可說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劉向明言：“不入樂府歌唱，但能徒口諷誦的叫作賦。”班固《兩都賦序》上說：“賦是古詩風、雅、頌的流亞啊！”
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wěi）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至于像鄭莊公賦“大隧”之歌，文僅兩句，晉士蔿賦“狐裘”之歌，文僅三句，結合的韻語，都很簡短；詞皆由作者自為，雖然合于“賦”的體裁，究因事屬初創(chuàng)，就像白日初升，其光芒尚未達于明朗，還不能算是成熟的作品啊！直到屈原創(chuàng)作《離騷》，才開始擴大賦體的聲音體貌，具備了規(guī)模法式，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然則綜觀“賦”的產生，它是上承《詩經》三百篇作者的命名，下開《楚辭》寫作的領域。于是荀況作《禮》《智》等賦，宋玉作《風》《釣》諸篇，這種鋪采摛文的體裁，至此才給予“賦”的名號，并和《詩經》劃分了境界，使本來僅僅作為《詩》六義之一的附屬的小邦，一變而成文采繁盛、蔚然并峙的大國了。荀賦假借客主對話，首創(chuàng)問答之體；宋賦窮極聲情狀貌，以啟文辭淫麗的風氣。這大概就是詩、賦分道揚鑣的開始，同時也是最初以“賦”命名的情況吧！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播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余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
秦代雖然不重視文辭，但卻存有九篇雜賦。漢初的辭賦家們，順沿著荀卿、宋玉的流風從事創(chuàng)作。例如陸賈引發(fā)了它的開端，賈誼振奮了它的緒業(yè)，枚乘、司馬相如傳播了它的風氣，王褒、揚雄馳騁了它的機勢；枚皋、東方朔以后，天地間一切的事物，都成了辭賦鋪敘的對象了。辭賦的制作，到漢宣帝時，可說盛極一時。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于成帝時代；當時群臣進呈御覽的作品，就有一千多首。如果我們探討賦的起源和流變，實在是興起于楚地，而盛行于炎漢了。
若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歸余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寫送文勢。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并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于草區(qū)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qū)畛，奇巧之機要也。
關于賦的取材，無論是鋪寫京邑、宮殿，還是描繪苑囿、畋獵，甚至紀述遠行的經歷，敘說情志的幽微，均能考察國都的體制，描繪郊野的經界。陳說義理時，更重視光華盛大的規(guī)模；其在一篇的發(fā)端，往往先用“序言”為前導，篇末系“亂辭”作結尾。“序言”之為用，在建立言論，首先引出寫作的緣起；“亂辭”之為用，在總結一篇的旨趣，以完足文章的氣勢。根據(jù)商頌《那》篇的最末一章，閔馬父曾稱道其“亂辭”，由此可知，殷代的詩人，已有利用“亂辭”來完成頌詩的先例。楚國詩人屈原，也用“亂辭”整理騷賦，可見“亂辭”之為用，是長篇辭賦不可或缺的重鎮(zhèn)，雅什歌詩必須具備的關鍵啊！至于雜賦方面，凡草木花卉之區(qū)，禽獸昆蟲之族，以及諸多的器皿、各種的物類，自漢代以后，辭人皆能觸物起興，引發(fā)情懷，因緣事物的變化，取合感情的興會。這些作者在擬度景色形容時，言辭務求纖細綿密；表象事物所宜時，說理重視逼真切合。此種短篇小制的作品，與長篇巨著的漢賦是有分別的。不過體裁新奇、詞句巧麗，又是寫作這一類文章的要訣啊！
觀夫荀結隱語，事義自環(huán)，宋發(fā)夸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fā)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并辭賦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發(fā)篇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勛于鴻規(guī)；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余；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試觀荀卿的賦作，都用隱秘之語寫成，據(jù)事類義，自相回環(huán)。宋玉諸賦，巧言夸飾，實乃淫濫華麗的開端。枚乘的《菟園賦》，列舉事物的要點，融會新奇的體式。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舉類繁富，構成艷麗的辭藻。賈誼的《鵩鳥賦》，表達出遠謫的情懷，以及辨別禍福無常的道理。王褒的《洞簫賦》，窮極聲音狀貌的變化。班固的《兩都賦》，描述西都的規(guī)模雄盛，東都的法度完美，辭采鮮明絢爛，典雅豐贍。張衡的《二京賦》，寫西京的游觀荒靡，東京的典章制度，文情激切遒勁，宏深富麗。揚子云的《甘泉賦》，寓意諷諫，構成淵深奇?zhèn)サ娘L格。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鋪寫營造工程的逼真，含有活潑生動的氣勢。上自先秦的荀況，下到東漢的王延壽，凡此十家，同為辭賦中英雄杰出的才士。時到曹魏，王粲的作品，情致靡麗而細密，發(fā)而為文，篇章緊嚴，剛勁有力。徐幹學識廣博通達，舒布辭藻，間有壯麗的情采。左太沖的《三都賦》，思摹《二京》。潘安仁的《藉田賦》，征考古禮，于王業(yè)宏謀、國家大典，著有簡策書記的勛勞。陸士衡的《文賦》、成子安的《嘯賦》，于文章流品，音樂制作，各能獲致特別的績效。郭景純的《江賦》，鋪陳川瀆的壯美，錦心繡口，辭藻繁縟，頗富綺麗之巧。袁彥伯的《東征賦》，列敘過江諸臣的功勛，粗舉大略，頗饒情趣和韻致。上述各家，也都是魏晉兩代辭賦中的翹楚啊。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于雕蟲，貽誚（qiào）于霧縠（hú）者也。
推求《毛傳》所謂“登高能賦”的旨趣，大概由于登高可以觀覽景物，容易觸發(fā)情思吧！內在的才情，既因外在的景物而觸發(fā)，所以文義必須明潔典雅；外在的景物，既由內在的才情而反映，所以辭采必須艷巧絢麗。辭采既要絢麗，事義又需典雅，好比玉石的紋理和質地，彼此相得益彰。這種情形，正像編織錦繡時，一經一緯，分別朱紫，不使真?zhèn)位靵y，保持其本質的純正。又像繪畫風景時，或陰或陽，比次不同的色彩，避免濃淡失調，以顯現(xiàn)色彩的明朗。文章的寫作亦復如此，其組織雖然繁復，但有純正的內容；色彩雖然糅雜，而有明確的法度，這就是寫作辭賦的基本原則啊！然而一些舍本逐末的文士們，拋棄了文章的情理，這樣縱然讀賦千首，越發(fā)不能了解辭賦寫作的要領了。于是就像繁花累果，有損枝條，脂肪過多，傷及骨髓。如此既無益于風俗教化，也不能發(fā)生勸誡世人的作用，這就怪不得揚雄事后追悔說：“辭賦只是雕琢辭章、壯夫不為的小技；又像那薄如輕霧的細紗，不僅毫無實用價值，反而傷害了女工啊！”
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曠無隘。風歸麗則，辭翦荑稗。
總而言之：辭賦發(fā)源于《詩經》，以后分枝別派，有所謂描寫景物、刻畫形貌的雅文鴻裁和奇巧小品。其文采之盛，就像雕刻繪畫一般，真是美不勝收。因為辭賦主鋪張揚厲，所以不管怎樣沉滯的情緒都能得到紓解；言辭曠達，文思自可通暢無阻。風格應以華麗和典則為依歸，至于蕪辭浮句，好比嘉禾中的荑稗，必須加以徹底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