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存在的問題
    雖然洋務運動問題很多，其中一些還很突出，但不能據此就說它是一場完全失敗的改革，或者按現在的話來講，是變革“不徹底”，以所謂的變革“不徹底”這種論調來批判洋務運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變革是必要的，而且也有成績，只是說它可能還在進行中，或者進行得不夠快。這與當時整個中國對于變法的需求不夠存在很大關系。士大夫對于變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強烈，雖然中國已經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了，但他們的個人生活還沒有受到很大的沖擊乃至改變，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紀，在儒家建構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現實。這與當時變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關聯。再一個就是，科舉制度還沒有變，人們學的東西、用的東西，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東西跟新事物關系不大，所以普通人沒有強烈的需求去學習新學，也沒有意愿要投入這場變革中去。
    不過，仍有一部分人對于變法是比較欣賞的，盡管當時的清流對于變法極盡詆毀之詞，但不能據此以為當時整個風氣都是反對變法的。其實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對變法是比較滿意的，而且，他們可能比實際主持變法的官員們更為激進，如馬建忠、王韜、何啟、鄭觀應等人，我們在思想史上稱這撥人為早期的維新派。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進，比如郭嵩燾、黃遵憲，尤其是前者，因為他是第一個出使國外的中國使節，他親自到國外去體驗了一下，知道真正的西方現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兒，黃遵憲也先后到過日本、美國、英國以及新加坡等地。因此，至少有兩類人不僅擁護變法，而且比實際操作者對變法有更大的熱情。此外，相當一部分學者在洋務運動期間也經歷了思想的轉軌，比如康有為，以及他在萬木草堂中培養出來的弟子們。廣東這一小撮士人這個時候在思想上已經很先進了。當年江南制造總局的編譯所雖然編譯出版了很多書，但是銷路不好，沒人買。不過康有為卻買去了他們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當然，他是有一個小群體的。江浙、上海這一帶也有這樣的士人群體，比如沈曾植、孫詒讓、孫寶瑄等人，由于得風氣之先，他們的思想也很開化。所以說，當時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地守舊和攻擊變法。士大夫群體在洋務運動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對變法，多數人茍且，對變法沒什么感覺，另一小部分人則覺得改革應該搞得更快一點。
    當時士大夫群體就是這么一個局面，由于因循守舊的人和對變法沒有什么感覺的人占多數，因此變法從效果上來說整體質量都不是很高。而且在甲午戰爭之前，由于中國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程度逐漸加深，許多難題開始凸顯。比如軍事改革的問題——軍事改革如何才能進一步深化，在當時，雖然軍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主要的功效體現在對內維持統治與穩定方面，對外御敵的作用沒有很明顯提升，除了左宗棠收復新疆，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團又不是俄國人。也就是說，中國軍隊還沒有正經八百地跟西方軍隊進行過較量。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戰爭，但當時法國國內政壇有一系列的問題，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戰爭遭受大敗，又割地又賠款，尚處于比較弱勢的狀態，所以那次戰爭我們在陸上是占了一點便宜的。整體而言，軍事改革對提升軍事作戰效率的作用不明顯，軍隊的訓練改革和制度變革一直沒能提上議事日程。也有將這些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的，比如北洋水師，但正如前面講過的，它還保留著陸軍的尾巴，或者說是傳統軍人的尾巴。而當年興起時曾經富有銳氣的湘淮軍到甲午戰前已經暮氣沉沉了，這說明什么問題呢？我發現，這與其他很多事物一樣，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剛興起的時候，由于制度比較新，人也比較勤快，比較愿意賣力氣，于是也就干得不錯。但到一定時候就開始因循玩忽。而且，那個時候的軍隊一直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好人沒有樂意當兵的。只要當了兵，就會融入一個特殊的群體，而這個群體，跟社會格格不入。本來湘淮軍不是按傳統模式組建，而是從農民中直接招募的，但是一旦成軍以后，就沾染舊軍隊的習俗，開始組建自己的圈子，淮軍尤其如此。士兵和軍官攜帶家屬同行，淮軍的后代頂替父輩繼續充任軍職，很少與外界發生聯系，這就變成一個自生自養的小社會了，就跟整體的社會產生了隔絕。這樣，社會的變化對軍隊本身而言意義不大，而這種圈子極易腐敗，各種舊軍隊的積習也很容易地找到寄生的溫床。三個兒子選兩個充補兵額，第三個就等著，到合適的時機就補上去。這樣大家就都有軍餉可拿，至于這個兵到底合適不合適也不管，因為都是自己的家人。既有團體已經形成，軍隊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到偏遠的農村去招募老實巴交的、能干的、手上有老繭的、一臉風霜的農民。什么時候又開始招新兵了呢？就是袁世凱新建陸軍的時候，他也按照曾國藩的模式招募新兵。而此時的淮軍都已變成老兵油子了，這個問題在當時是很嚴重的。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改革的問題，就是洋務企業幾乎毫無例外地長期虧損。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因為我們知道，由于商稅的引入、商業的繁盛，以及對外貿易幅度的擴大，整體的經濟局面逐漸轉好，但是洋務企業在這個大背景下卻長期虧損，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需要得到根本解決。如果洋務運動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改革可能會集中于經濟改革方面，從企業的官督商辦向商辦轉變，這在當時已經作為一個課題提出來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藩屬國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法戰爭時已經被一些有預見性的士人提出。由于法國的入侵，中國一直以來關系最為牢固的藩屬國——越南已經丟了，此時問題的聚焦點在朝鮮，究竟中國或者說清王朝該如何對待朝鮮已成為國際性的事務了。關鍵在于是否讓朝鮮獨立，當時國際上對中國施加壓力，這種壓力尤其來自美國，美國希望中國讓朝鮮獨立，朝鮮本國也有這樣的呼聲。但當時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僅不讓朝鮮獨立，而且還加強了對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軍隊進去了。且不論更遠的歷史，明清兩代，朝鮮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除了明中后期朝鮮主動要求中國派兵進入朝鮮，打擊日本侵略軍之外，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派遣政府代表或軍隊管理過朝鮮，這個時候卻派人去了，正好和國際潮流相逆。而甲午戰爭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鮮，因為日本人的勢力也插入朝鮮了。現在我們很難理解當時清政府的行為，既然你要派兵駐扎朝鮮，那干脆就不讓日本的勢力也進入朝鮮啊，畢竟這是中國的附屬國，但是清政府又允許日本勢力的介入。中日雙方都在朝鮮派有駐代表和駐軍，這讓朝鮮處于何種地位呢？朝鮮當時分成兩派，一派親日，一派親中。這和當時的琉球很相似。琉球一邊臣服于日本，一邊臣服于中國，清政府當時應該要么把它收回來，要么讓它獨立，這樣，至少它還有可能會成為日本的敵人，對中國而言這是有利的。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沒有采取，聽任琉球騎墻，最后被日本吞并，后來又輪到了朝鮮。請政府之所以有這種奇怪的舉動，關鍵可能還在于傳統天下觀、天下秩序、天下結構等因素的殘留，所以不僅沒能積極地解決問題，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應。雖然派出的商務監督袁世凱很有兩下子，但由于此時朝廷大的戰略錯了，因而他的努力也沒能收到什么成效，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所以甲午戰爭后，日本宣布讓朝鮮獨立，朝鮮人很興奮，馬上成立了朝鮮帝國，當然，它沒高興幾天就被日本滅了。今天韓國天天掛在嘴邊的帝國，其實也就是曇花一現的東西。
    這樣一些現代化的問題，或者說是我們走向世界必然面對的問題在此時已經被提出了，但是中國人沒有積極地去應對，尋求解決措施。而我們的近鄰日本做得比較好，它沒有像我們這樣背負很多包袱。其實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并沒有優越的資源或條件，但它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一直是很踏實的。比如日本的經濟改革就比我們的徹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業后就開始逐步放權，直接把企業賣給私人財團，實現徹底的民營化。今天日本的大公司，比如三井、三菱、住友，全都是那個時候成長起來的。到今天還是這樣，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導經濟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時候功成身退，把企業賣給私人，實現民營化，按照市場的運行規律發展經濟，日本的這一步走得很扎實。日本的軍事改革也很扎實，無論陸軍也好，海軍也好，從制度到戰略戰術都潛心地學習西方，都是徹底地學。所以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單兵素養和單兵作戰能力一直很強。到二戰時日本真正開始和英美交手以后，英美軍隊都感慨，日本人的戰術能力的確學得太好了，雖然宏觀的戰略戰術一般，但是細微的、具體的戰術能力卻學得特別好。而中國在這方面卻一直很欠缺。我上次講過，中國人學得很虛、很飄，尤其是軍事這方面，學得特別不靠譜。每個士兵的戰術素養都不怎么樣，不僅不規范，而且還非常不扎實，比如陸軍不知道如何瞄準射擊，海軍一些基本的操練和程序、制度、規則等都會被玩忽，像鄧世昌這樣一個英雄所指揮的“致遠號”軍艦，密封圈都是老化的。密封圈是種很便宜的設備，大型軍艦肯定有配備。致遠號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進的鐵甲艦，在當時中一兩顆*不一定會沉，但因為它的密封圈都是老化的，所以一個艙進水，所有的艙就都進水了，然后就很快地沉沒了。所以，盡管我們樹立的英雄都很英勇，但這支軍隊本身的素養是有問題的，它的基本規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訓練都是大問題。而這些問題日本軍隊基本沒有，日本在這方面學得非常好，甚至比它的老師做得還好。日本能打敗中國，1904年又能打敗俄國，就是靠這個東西，以及它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士兵整體上都很勇敢，但是關鍵仍在于他們基本的戰術素養真的非常好。我后來看有關二戰史的書籍時，發現日本在每個大的戰役行動方面或是宏觀戰略方面都做得不盡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戰略轉換，比如海戰的戰役轉換也沒完成好，但是每一個細節都有可稱道之處。也就是說，至少在細節上，日本人學得很好，但中國人在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會較真兒，這真的是個大問題。
    甲午戰爭
    在甲午戰前，不管是世界輿論，還是中國輿論，普遍認為中國能夠打贏，因為旁觀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較客觀的指標，比較雙方各有多少戰艦、噸位、門炮、軍隊、GDP等，這些方面日本當然不行，所以幾個指標中國都要超過日本。外國人當時完全沒料到，各方面實力都很弱，而且很窮的日本敢在那時挑戰中國。中國當時普遍也洋溢著樂觀的情緒，各種輿論都超級樂觀。結果一打，一敗涂地。后來中日談判，本來中國不想派李鴻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須李鴻章來，否則拒絕談判，而且威脅會繼續增兵，并向北京進發。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鴻章談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鴻章才能談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嗎，這場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嗎，所以我們就要你來。李鴻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沒有什么本錢跟人談。日本人直接把草擬好的條約遞給他，讓他簽，不簽日本兵就要進北京。李鴻章只有講，中日之間還是要友好，還是要合作，畢竟都是東方國家，同文同種，但講了半天屁用也沒有。正在僵持階段突然來了個日本浪人，朝李鴻章打了一槍。當時日本國內有一股激進勢力，認為日本應該趁這機遇把中國滅了。當然，這只是激進派的觀點，在當時是不可能的，因為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國滅了，后來的歷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國滅了，那日本將會成為非常強大的國家，到時西方國家在亞洲將會面臨非常厲害的對手。西方人不會允許日本吞并中國，這是日本希望消滅中國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西方列強對中日關系的態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國吞并掉，那么日本就會變成一個巨無霸，成為東方第一號強國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確想把中國滅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國家的重心移到滿洲，當時日本就是計劃整個移民過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滿洲吞并掉，這的確是日本既有的設想，無論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這種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島國居民對于自己的生存環境從來都是很不滿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機意識也是很強的，想到大陸上去是他們持久的愿望，當然，一直沒能真正實現。
    前面講到，日本國內的激進分子朝李鴻章開了一槍，這件事導致世界輿論一片嘩然，西方各國都指責日本太過野蠻。當然，世界輿論也是明顯要壓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國這種東方國家，最害怕別人說它野蠻。盡管日本當時的確野蠻，但特別在乎別人這么對它進行評價，因為它還在學習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對中國做出了一點點讓步。不過，我們從后來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國割讓遼東，一是要割讓臺灣。你們想想，日本吃掉中國這兩塊領土的態勢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條毒蛇張開了嘴，中國的這兩塊地方變成日本的上下頜，而日本本土則是蛇身。可見日本吞并中國的野心。當然，最后日本沒有占成遼東，三國干涉還遼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賠款和割讓臺灣畢竟實現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從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國家那樣，獲得了第一塊海外殖民地臺灣，而且獲得了促進發展的大量資金。當時，2.3億兩白銀的確是個天文數字，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才七八千萬兩。所以這個數字對中國而言是個天文數字，對日本來說也是一筆巨額資金了。
    對于中國人來說，局勢也已經很明朗了，原來一直喊“狼來了！狼來了！”，但狼來后似乎并沒怎么樣，英國人來了，法國人來了，也沒有對中國造成什么樣的變局，他們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國吞掉，所以當時中國人的危機感還不是很強烈。前面我們講過的士大夫不覺醒，跟這個很有關系。但是《馬關條約》簽訂以后，臺灣被割讓，中國人開始受到強烈刺激：一方面覺得很丟人——我們改革了半天的軍隊，幾乎是不堪一擊。我們花巨資建起的北洋水師最后被日本人集體俘虜，成日本海軍的一部分了，我們那些優秀的戰將們死的死，逃的逃，自殺的自殺，剩余的水師官兵被裝進一艘卸掉了艦炮的訓練艦，從劉公島運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軍是打一仗敗一仗，有的人說他們是從鴨綠江開始敗的，也有人說他們從大同江就開始敗，一直敗過鴨綠江。我們現在去看甲午戰爭史，找不到什么有關中國軍隊的正經戰績，戰報可能都寫著“斃敵無數”、“殺敵無算”，都是沒有數的，到底滅敵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沒真正的統計。從朝鮮敗退回東北，真的是沒什么可以稱道之處。后來有人做過統計，在整場戰爭中，中國軍隊還不及留在臺灣的這幫土匪們，就是黑旗軍劉永福這批人打得好。這確實是很丟人的事兒。另一方面，《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人能夠感覺到的問題就是，近鄰日本學西方學得比較好，人家擺明了想吃你，蛇已經張開了大口。這個態勢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西方列強才真正動了瓜分中國的念頭。以前它們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國，因為這樣成本比較高。這次戰爭后它們才發現，中國人原來這么不經打，如果還任由日本吞并中國，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會很麻煩。所以甲午戰爭后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那是真的危機來臨，列強真的動了瓜分中國的念頭，因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確非常害怕東方會崛起一個大日本。
    而對中國來說，不管怎樣這都是亡國，這種危機從甲午以后就非常明顯。雖然說士大夫，尤其是“公車上書”的這幫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樣，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沒什么把握。就全國而言，也沒有人有把握說我們和外國打下去會怎么怎么樣，后來的人講該全民動員啊，喚起民族意識啊，但在當時根本做不到。因為老百姓都無此警覺、無此覺悟，日軍進入中國領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現得還好，當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會反抗的。當然，不能據此說老百姓都不愛國，但是現實確實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燒殺搶掠，民間一般不會出現強烈的反抗意識。綜觀全局，士大夫能夠想到的唯一應對之策，就是趕緊變法。
    戊戌變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風氣之先的人非常活躍，在國家生存危機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他們開始辦一些報紙，中國第一次辦報*就在甲午之后出現了。此時士大夫的輿論和呼聲空前高漲，既是一個自由輿論的*，也是一個啟蒙的*。
    此時官僚們也在發生分化。首先，原來的洋務官僚挺沮喪的，因為甲午戰爭失敗，他們最先受到攻擊。批評者認為，他們張羅了半天，花了國家那么多的錢，最后沒什么用，而且上陣御敵的都是支持洋務的官僚，但是都被打敗了。但是洋務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變，可能更糟。朝廷也沒法派一支綠營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軍不行派湘軍，后來發現湘軍更不行，湘軍的現代化程度還不如淮軍。甲午戰爭期間，一支湘軍由吳大澂率領，從山海關奔赴遼東，吳大澂發布檄文，讓其他人準備好幾麻袋繩子，說是到戰場上直接把敵人俘虜了捆起來。吳大澂的意思就是，你們日本人趕快投降吧。結果到了戰場，他打得比淮軍還差，因為他們的裝備更為落后。而八旗綠營連出都沒出來過。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覺得，軍事還是得繼續改革，所以在戰爭后期開始張羅編練新軍。就是徹底地按照西方的軍事訓練方式來練兵，連編制也變了，甚至最開始還考慮讓普魯士人來擔任軍隊的指揮官，當時他們估計是想起了當年剿滅太平軍時華爾的故事。小站練兵最初不是袁世凱主持的，而是胡燏棻，他是個文人，從來沒當過兵，卻提出編練新軍，然后朝廷就讓他開始練了，小站新軍就是這么來的。洋務派的官僚的確很沮喪，他們干了這么多還是失敗，可是不變革不行，還是得往前走，沒人想退回去，因為事實上也沒路可退。
    此時，守舊派官僚已經沒什么氣勢，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官僚不想變法，尤其是滿族官僚。特別是那些拿錢干閑差的滿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沒職位的八旗貴胄，這些人的守舊風氣無比濃厚，特別不希望變法。因為變法就會產生變數，他們擔心體制變了以后，自己這種吃空餉不干活的人會受到影響。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奮一下，自我改革呢？沒有，他們完全沒有改革的動力了，這個時候的旗人已經進入一種非常麻痹的狀態，得過且過，激勵他們奮起，為國家做點貢獻，基本是不可能的。這個時候也不像是當年搞洋務運動，當時倭仁這類保守派還真誠地相信傳統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個人道德操守上沒什么可說的，還是理學大師。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經沒什么真實的頑固派了，滿人面對危機已經拿不出什么辦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來阻撓變法了，他們已經失去了言說的能力，很多反對變法的言論都蒼白無力、極其膚淺。
    那個時代的主要導向就是求新，《國聞報》、《時務報》等風靡天下，話語權就掌握在這些呼吁變法的士人手中。當時稍微有點上進心的、要求變法的知識分子，都會被人視為“康黨”。康黨的大盛與他們辦《時務報》，尤其是梁啟超的這支文筆很有關系。但事實上，他們關于西方的知識還都很淺薄，一般也就來自閱讀《萬國公報》和江南制造總局編譯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兒。但是康有為本人氣魄很大，自認是當代的孔子，中國的馬丁·路德，所以后來他出的書都是以“康子”題名的，口氣很大，聲勢也很大。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當時有新思想、要求變革的人并沒有被全部囊括到他們這個小集體中，對知識界的引領功能并沒有被康梁這一伙出自萬木草堂的人壟斷。當時全國范圍內有很多西學知識比康梁遠為淵博、且更為扎實的人，比如嚴復。其實康梁在當時只是個虛架子，但聲勢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會覺得變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都是康黨。而關于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我們過去都認為這兩部書有破有立，為康梁的變法提供了理論基礎，但要我看，恰恰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變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個人從廣東冒出來，而且一直覺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對經文的解釋采用的卻是一種殊為怪異的今文經學的解讀方式。當時有人攻擊這兩部書存在抄襲的問題，就是抄襲廖平的。不過不管怎樣，其中的確有康有為的創造，雖然都很怪異。
    康有為通過這兩部書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將孔子打扮成一個支持變法的革新者，而且將大部分的經書都斥為偽書而否認掉了。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改造儒學、改造孔子，當時的士大夫能接受嗎？且不說那些守舊派無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變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們受不了有個新孔子出現，你有什么資格當孔子啊！文人相輕自古皆然，何況康有為本身并沒有那么大的學問，他很難在學術上服人。這種話要是俞樾來說可能還好一點，畢竟俞樾在當時是公認的大學問家。而康有為從嶺南出來，嶺南學術在全國本來就已經算是支流了，而康有為甚至還不是嶺南學術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連支流中的主流都談不上，那還有什么資格讓別人信服。而且康有為常常進行大膽的論斷，頻繁發出“非常疑義可怪之論”。這樣的顛覆性思想怎么可能會成為改革的思想基礎呢，它只會把更多的人從傾向改革的隊伍中驅走。我在講太平天國時講到過，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這一套東西，變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動這一套東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學，然后直接往里面加東西，原始儒學本來就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可以添設許多新的理論思想，靠這種方法來支持變法是可以的。但康有為沒有采取這種方式，他建構起來的是他的儒學、他的孔子，而且他拋出這套說辭也缺乏足夠的理由——經過乾嘉學派百余年的考據積淀，士人們已經可以辨別哪些是偽書，哪些是真本，這些都已經通過嚴密的考證得出結論了。現在康有為突然跳出來，說這些經書全是假的，全是劉歆父子當年自己造出來的，沒人能信。
    在今天我們對變法進行研究時，一定要避免進入這樣一個誤區，即所有的變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門徒。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實際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地位。康有為總共就見了光緒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進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說，無論如何要把康有為擋住，他曉示手下那幫考官，只要遇到那種隨便發怪異之論的人，一律不得錄取。梁啟超是落榜了，因為他按照一貫的風格繼續大發議論，而康有為卻在突然之間規矩了，老老實實地寫了，結果一發榜，居然在上面。這就沒辦法了，必須得按規矩給進士授官。在變法開始之前，光緒皇帝見了康有為一面。康有為后來自編年譜，自稱皇帝見他談了兩個多小時，其實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見一個小小的主事長達兩小時。一方面當時康有為等人和皇帝見面是要跪在地下談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談兩小時，結束后估計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張元濟當時就排在康有為的后面，張元濟說光緒帝見康有為就見了十來分鐘。我們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對時間的掌握更加精確，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沒法造的，而且張元濟是個老實人，怎么會故意污蔑康有為呢。康有為就是一個小主事，光緒帝能見他十幾分鐘已經很多了，一般也就幾分鐘的事。此外，梁啟超也見過光緒帝一次，但那時他還是滿口的廣東官話，說了半天，光緒帝一句沒聽懂。所以后來梁啟超發誓要學國語，這樣他后來才做得了大學教授，要是當時他不學國語，估計沒有哪所大學敢聘任他，學生都聽不懂嘛。
    最后，康有為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也就是在總理衙門跑腿的，這還是兼職，他的本職仍是主事，梁啟超則仍舊去編書。所以，我們很難說他們兩人在整個政治格局中處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對變法有什么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常常講“康梁變法”，其實都是被康梁二人誤導了，這個變法就是戊戌維新，但康梁卻自認為這是他們主持的變法。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他們在變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說多少話是顯而易見的。康自稱向皇帝寫了很多上書，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編的，好像光緒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書，聽他的教誨。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師自居，稱他是皇帝的老師，這是哪兒跟哪兒啊。海外那幫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海外回來的人蒙國內的人，國內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還比較容易一點，因為海外的人對皇帝還是很崇拜的，一聽說康有為是帝師，就紛紛為他募捐，拼命送錢給他。
    雖然反對派的力量聲音不大，但他們是個很大的群體，人數眾多，維新派內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見常常不能統一，這些問題都在變法時出現了。比如梁啟超在上海辦《時務報》的時候，江浙士人和廣東士人發生沖突，甚至打起來了。諸如章太炎、吳稚暉等人對這些廣東人很不滿意。康有為等人的姿態引起一些大學問家的強烈反彈，同時洋務官僚也處于被排斥的狀態，比如他們排斥李鴻章。李鴻章當時是真想貼上維新派，所以即使變法失敗，他還利用自己的門生人脈關系保護了一批人，他甚至對西太后說，他就是康黨，他絕對是傾向變法的。甲午之敗，究竟敗在哪里，李鴻章對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著戰敗之名，同時還是《馬關條約》的簽約人，因此被全國認為是大漢奸，這個名聲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維新派也不敢沾，強學會成立時，李鴻章也派人送來錢，但是都被主事兒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說實在的，李鴻章當時已經沒什么職位了，但是潛勢力還很大，特別是在洋務派官僚中，其關系網絕對比張之洞要更復雜。所以后來李鴻章跟他的孫婿談話時說，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師曾國藩能夠辦事。這話隱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辦事，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他最能干，辦的事多，而且勢力廣，人脈關系盤根錯節。維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計是救不下來，但是只要李鴻章出面，這事一般都能辦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是張之洞的愛徒，但張之洞把他救下來了嗎？張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來。因為張之洞自詡清流，他的勢力遠不如李鴻章。李鴻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經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來了，李鴻章給榮祿打個招呼，榮祿就買賬。這不僅與李鴻章個人能力有關，而且與過去的官僚關系網特點有關，其中糾結了無數的恩恩怨怨。李鴻章由于資源多，而且本來性格就比較爽快，出手很大方，這就為他贏得了廣泛的好感，人緣特別好。這些受過恩惠的人，大多會買他的賬，而且過去官場上還講老道德，用人用錢能夠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隱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們仍會幫忙。張之洞則潔身自好，現在我們也很難聽說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當的勾連，遇到要談判就躲得遠遠的，這種官僚的確不會落下什么壞名聲，但問題是很多事情他也辦不了。所以維新派在當時排斥李鴻章，實在是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李鴻章真的是賣國賊嗎？雖然社會此時嚷嚷得厲害，說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已經娶了外國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國銀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無稽之談。甲午戰爭后，李鴻章被解職，于是到歐美轉了一圈，他的這次出訪在國外引起了很大反響，西方人對他的印象也很不錯，后來像“李鴻章雜燴”這種中式菜肴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李鴻章畢竟見過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確有兩下子，所以外國人也覺得李鴻章是個值得西方國家尊敬的人物。張之洞也對維新運動很熱情，當梁啟超要去見張之洞時，張甚至要開中門迎接他，這是按平級官的禮儀來接待他。當時的巡捕官覺得此舉太離譜了，因為當時張是總督，而梁啟超還只是個舉人，這樣張才沒有開中門，但由此可見張對康梁等人的確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為過度自負，對張之洞的態度一直不冷不熱。也就是說，維新派一直沒有和洋務派結成一種本來可以結成的奧援。按后來的說法，維新派沒想過要擴大自己的統一戰線，而自己內部又這么分裂。事實上，康梁的姿態也嚇跑了很多人。
    現在解釋維新變法之所以失敗，一般歸結為“資產階級不成熟，資產階級的力量還不夠壯大”。但這個提法本身就有問題。中國當時有誰是資產階級，康梁嗎，還是黃遵憲、熊希齡那幫人？他們誰都不是資產階級。日本明治維新時有資產階級嗎？更沒有資產階級，起來反抗的全是一幫下層武士。像長薩藩的這群武士反對幕府的時候，幕府其實已經對外開放了，武士的口號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實這個口號在當時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們推翻幕府以后，發現這些夷都不能攘，結果他們比幕府的開放程度還要高。看來，還不能用階級史觀來討論這些變革的問題。當時日本的資產階級可能比中國還弱小，中國至少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開工廠，但當時的日本連新式工廠都沒有。我現在覺得，當時的日本下層武士里，可能的確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該團結誰，該拉攏誰，知道該一步步地做。但是我們這幫人不懂這個，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局面，聲勢鬧得很大，但實效都不大。當然，這個實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問題，這個我們下一講再說。（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