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本身在中國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自主的變法，它的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說它不行，甚至說是失敗。整體上來說，洋務運動是有成績的，清朝的經濟水平經其推動，確實有很大增長，國家能力也在提高。
    以前我們常常將甲午戰爭的失敗視作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甲午之敗的確有洋務運動的問題，不過這并不說明洋務運動本身就是失敗的，只是我們學西方學得不太好，不算精。而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在于它只變器、不變制，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或者說僅僅是局限于經濟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經濟改革，也沒有走完該走的路。
    甲午戰爭之后迎來了戊戌維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討論戊戌變法，現在它仍然能引起學術界和社會的興趣。但我們一定要清晰地意識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總試圖依靠一些概念化、符號化的東西來看待它。
    對于變法來說，啟蒙是必須的，但文化的改造會一直是個難題。這個難題將一直困擾著近代中國的歷史選擇和變法取向。
    洋務運動的起因
    如果沒有太平天國的話，清政府采取這種自我變革的措施可能還會往后拖很長時間。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在中央層級已經設置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政府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如果不是因為受到太平天國起義的刺激，以及太平天國之后整個國內中央地方格局的改變，恐怕這種大動作的自我變革還不會這么早到來。
    關于自強運動，也就是洋務運動的起因，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傳說：當太平軍被打得且戰且退，而湘淮軍節節勝利之時，胡林翼很高興，此時長江上駛來幾艘洋輪船，汽笛聲突然響起，胡林翼突然暈倒了。這個故事其實是想說明，胡林翼已經意識到，雖然太平軍行將覆滅，成不了氣候，但勁敵還在后面，大清的真正威脅是外患，是擁有堅船利炮的洋人。現在的歷史一般把這個故事作為清廷開始籌辦洋務運動的引子，這是有道理的。洋務運動的確是地方勢力，即湘淮軍崛起以后的產物。
    之前說過，長期以來，清朝統治格局的特點之一是“內重外輕”，內就是朝廷，外就是地方，這個講的是中央地方格局。另一個是“滿重漢輕”，就是滿人掌權，漢人辦事，講的是人事格局。然而，湘淮軍勢力起來以后，這兩種格局都發生了變化。清廷能挺過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湘淮軍功不可沒。原來滿族統治者賴以自存的軍事實力已經不行了，八旗和綠營兵都已成廢物，作為總預備隊的蒙古騎兵也在八里橋被英法聯軍消滅殆盡。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只能依靠湘淮軍，而湘淮軍也的確把它給救了，湘淮軍的崛起代表了地方勢力的崛起。在此以前，不管是巡撫還是總督，清朝的地方大員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中央匯報，花一分錢也得向戶部報銷。盡管督撫的權力貌似很大，但第一，他缺乏人事權，地方州府的知州、知府乃至基層的縣令，都是由中央任命，由吏部直接派遣，督撫沒有什么干涉權，他唯一的權力是，當這些地方官員做得不好的時候，他可以對其進行彈劾，但彈劾能否成功也不是督撫說了算。而且，他也無法轄制比他低一級的按察使和布政使。第二，督撫缺乏財權，花一分錢也得經由戶部報銷。第三，督撫沒有獨立的軍權，他能指揮的其實僅僅是自己帶領的親兵衛隊。這樣的地方長官，雖然來頭很大，但實際上能干什么事呢？干不了什么。而湘淮軍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
    首先，湘淮軍本身在創辦之初就是模仿戚繼光建戚家軍的方法，實行兵為將有的制度。太平軍被平定后，主要將領大多升任地方督撫，他們對地方的人事權就有了較多的干預。太平軍興起后，清政府財政漸困，便開捐官一途，大量賣官鬻爵，這使得候補的官員排成長隊。雖然派遣官吏的職權仍由吏部把持，但京城派來的官員能否到地方上任還是督撫說了算，督撫那邊不掛牌，這些官員有了官銜也沒用。督撫還能以處理各種臨時事宜為名，派遣自己人以委員的身份去地方擔任督辦。這種委員雖然不是官，但他的權力比正常的官員要大。前面提到了，省一級的官吏還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他們都不是督撫的屬員，只是比督撫的品級可能小一點。他們擁有不知會督撫、直接上達天聽的權力。但是湘淮軍興起以后，他們就很難繼續這樣，這些官員很難繞過督撫單獨向皇帝上奏，他們的行為開始受到督撫的極大掣肘，這就是所謂的督撫專權。而督撫之所以能夠專權，很大原因就在于地方督撫之位落入湘淮軍將領之手。他們通過這些手段擴大了自己對地方人事任免的干預。其次，他們有了變相的兵權。他們自己可以培植強大的直屬軍隊，走到哪里就帶到哪里，不受朝廷的干涉。而且，他們也有了獨立的財權。我們知道，最早征收的厘金，大多是地方官員自己征收截用的，后來雖然要上交一部分，但自己仍然可以留大頭。
    對人事權和兵權、財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掌控之后，地方的勢力就逐漸變大，原先那種內重外輕的格局就開始發生改變。地方官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必在每件事情上都知會中央。有些比較強的中興名臣，比如曾左李等人，他們甚至可以截留地方的關稅。錢不夠了，就先截留，花了再說，然后上報，中央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對他們有什么太大的責難。當時的態勢在那里放著呢：清政府的國軍實際上還在，綠營、八旗都在，但他們已經腐朽了，統治者也多次想對他們進行一些變革，但都沒用。所以此時的湘淮軍才是名副其實的國軍，其中主要是淮軍和左系湘軍，而這些事實上的國軍都掌握在地方督撫的手里，而且他們不依靠朝廷發餉，可以自生自養。這樣，權力的天平就很明顯地偏向地方這一邊。
    而且，當時掌握實權的西太后還有傳統的報恩觀念。我之前也講過，慈禧所受的教育主要來自戲劇。她沒上過學，只是在做了太后之后由翁同龢這樣一些帝師們授過幾堂課，課程內容就是講講歷代帝后的賢德故事之類，而翁同龢等人的講課水平并不高，講得很不好，所以估計她也沒學到什么真東西。慈禧當初幫咸豐看奏折時也會批上幾個，但我們今天在檔案里可以看到，她寫的盡是錯別字。她是一個沒什么文化的人，但超級喜歡戲劇，因此她的知識都是從戲劇中得來的。當時的戲劇有花雅兩部，雅部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昆曲，昆曲相對聽起來比較雅，一度很流行，但到了清朝已經衰落。像西太后這種沒多少文化的人就喜歡不雅的花部。花部最牛的就是各種高腔，四大徽班進京后跟其他唱腔逐漸融合而成的京劇，很受西太后的青睞。當時剛剛形成的京劇還很粗糙，詞都不通，劇情有些地方也很荒誕，但是老百姓很喜歡，西太后更是喜歡。所謂的“同光十三絕”，就是在她這一時期紅起來的。在此以前，沒聽過讓外邊的戲子進皇宮唱戲，當時在宮中唱戲的都是太監，但太監唱不好啊，于是西太后就讓這些戲班進宮。我看過很多當時的老藝人的回憶錄，講起西太后都是眼淚嘩嘩，感情很深的。京劇這種東西，充滿了傳統的道德觀，西太后看戲看多了，也便受了影響。在她看來，清朝的國運就是曾左李他們給救的，要感恩。說到感恩，一般的帝王是不會干這種事兒的，臣子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再大，也是他們的分內之事，哪會有皇帝感謝臣子的事呢。但是西太后的確就有感恩思想。所以她從來不對曾左李有什么過大的責難，雖然她也會培養一些清流去牽制一下他們（正途的清流一般都會很激烈地批評因軍功而起、握有實權的地方大員），但西太后絕不會因為清流對他們的激烈批評就把他們的官帽子真的給摘了。
    所以相對而言，當時地方督撫的權力的確很大。在曾國藩死后，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實際主持著中國的外交幾十年。李鴻章還有一個官銜就是總理衙門大臣，當時總理衙門的大臣非常多，最多的時候有幾十個，雖然他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能干，而且外國人最認他，因此最后便成了只有他才說了算。可見，國家政治格局轉變為外重內輕、漢重滿輕，乃是由當時的情勢所決定的。為了應付變局，清政府不得不這樣，如果堅持舊的格局，清政府就完了，清朝的統治也要終結了。滿人統治集團也清楚這一點，他們并非沒有動過削弱地方權力、從漢人手中收權的念頭，但他們一看到現實，就把這些念頭又打消了，只動了一些小手術。
    洋務運動的開展
    洋務運動當時稱為自強運動，這個運動，有三套邏輯。第一套邏輯，就是地方勢力崛起的邏輯，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邏輯就是漢人崛起的邏輯，漢族士大夫的積極性自此被激活，這使得行將就木的清朝重新煥發了活力。前面我們講過多次，清政府因為狹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對漢族士大夫采取壓制政策，但此時漢族士大夫沖破了網羅，進入了空前活躍的時期，清政府再也沒有能力搞文字獄了。在漢族士大夫的群體中，不僅實學開始活躍，墨學也開始復興，還有一些人開始追求西學，總之全面開花。由此導出了第三套邏輯，就是學習西方的邏輯。按魏源的說法，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制夷”是一個口號，一個說法而已，其實就是為了自保。自強運動產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講，是因為湘淮軍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們先是遇到了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的太平軍，后來又通過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敗了太平軍。這些中興名臣在平叛過程中，真正把“師夷長技”的口號落到了實處。
    應該說，從總體來審視自強運動，其成就還是第一位的。雖然一般的說法是地方主導了運動的發展，但中央也的確是有貢獻的，也做了許多實事。特別是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文祥，他們都是頭腦相對開明的滿族大臣，他們對地方的變法其實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變，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總理衙門。這個部門成立之初是為了應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創建以后才發現沒法糊弄他們了。因為這個機構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多，沒有辦法按原定計劃先把洋鬼子趕出去，然后把這衙門取消。洋人不僅沒法趕，反而越來越多，總理衙門事情也越來越多。本來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來包干了所有與洋人有關的事務。比如說，跟洋人有關的商務你管不管？沒辦法，得管。現在的外交部管商務嗎？不管，但當時中國還沒有商務部，只有讓總理衙門來管了。再比如說，外國傳教士來了，管不管他們呢？傳教士都是洋人，牽涉宗教事務，但我們當時也沒有宗教事務局，怎么辦呢？最后宗教事務也得由總理衙門來管。自強運動期間，無論是官辦的還是官督商辦的工廠都需要從西方購買機器，招募洋人技師，這個本來也不屬于外交，但跟洋人有關，它也得管。本來只是個臨時機構，但后來編制和規模越來越龐大，就變成永久機構了。本來只是辦外交的，后來隨著洋務運動的推行，中國無論什么事，都開始和洋人沾邊，這就使它變得幾乎無所不管。以至于后來的軍機大臣必須得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了，否則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沒有洋人活動，也沒有多少錢的偏遠地方——沒誰愿意干那種差事，所以軍機大臣都兼任總理衙門大臣。
    不過，即便如此，總理衙門的辦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務，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一班人馬在操辦。當時英國公使威妥瑪曾經嘲笑中國的總理衙門大臣辦事效率極低。如果要辦理交涉事務，首先會擺一桌宴席，外國人只是想辦事，但到中國人這里必須先吃，吃完再說。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級無趣，首席王大臣（由親王擔任的大臣）如果不說話，其他人就不說話，王大臣說一句，其他人就都跟著附和。由此可見其體制之僵化。后來很多事情要經由總理衙門來處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國駐華公使常常跑到總理衙門去咆哮，但總理衙門這些大臣早都練就了極其堅強的心理，不管外國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們臉上都堆著燦爛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來招待這些公使們。
    但是，也有一個新成立的衙門很有效率，這就是總稅務司。總稅務司是跟總理衙門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關。中國以前也有海關，主要就是粵海關，剩下的都是常關，對內的。但粵海關的收入非常少，它歸朝廷的內務府管理，主要為皇家采購一些西洋玩意兒，如自鳴鐘之類——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鐘表館看見的那些玩意兒，都是內務府通過粵海關向外國商人采購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為屬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對國家總的財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來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堅持中國必須仿照西方建立現代意義的海關，對進出口的貨物征收稅款。而且，隨著通商口岸數量從五口增加到十幾口，各種涉及進出口的問題逐漸增多，中國人不會處理，只好請洋人處理。最開始請的是李泰國，李泰國脾氣不好，于是很快就換成赫德。赫德是個非常聰明的蘇格蘭人，而且非常圓滑，他很善于跟中國人打交道，也很有辦法來應付中國人的繁文縟節。他籌建的稅務司是個洋衙門，其中的主要官員和雇員都是洋人，各種規則和辦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這在今天相當于外包。中國政府把某一個政府機構外包給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員已經有百余人了，他們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萬計。至于華人，大多只能當海關監督以及低級的辦事員。海關監督并不屬于總稅務司這一體制之內，不許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國的海關收入從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發展到年收入兩千萬兩，而當時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萬兩，一般很難達到八千萬兩，就是說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強。海關收入成了國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條約》時我們規定的稅率很可憐，值百抽五，因為當時沒有看到關稅對一國財政收入的重要意義。但即使是在這樣超低的稅率下，海關收入仍有這么高，可見總稅務司的確還是很有效率的。所以，這次外包還是不錯的。
    除了中央，地方上也辦了很多實業，這些實業大多都跟具體的人物有關系。曾國藩去世比較早，他的貢獻主要是籌辦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童計劃，但前者并沒取得很大成就。比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雖然偏遠了一點，但還是很不錯的。左宗棠當時是閩浙總督，當時閩浙總督駐節福州，如果是駐節杭州的話，這件事可能會辦得更好一點。我曾經去看過福州船政局，有工廠、碼頭、學校、海軍，基本建成了一個自足的體系，因此其成就還是值得表彰的。李鴻章的貢獻主要是江南制造總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廠，此外他還有很多其他貢獻，比如繼承了金陵制造局，還開辦了輪船招商局——它在當時就能掙錢，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這些領軍人物以外，當時全國各地都開辦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務企業，但掙錢的不多，據說一度只有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掙錢，后來這兩處辦著辦著就也開始賠錢了。不過，從整體來看，畢竟辦洋務已經成為一時風氣，當時許多地方官辦洋務的口氣都是很大的，他們都希望直接從西方引進最先進的機器，開辦規模特大的工廠。比如后期張之洞要辦鐵廠時，就聲稱要辦亞洲第一大鋼鐵廠。他在當兩廣總督的時候就想創辦，后來在采購機器時，他去湖北當湖廣總督了，于是工廠就挪到漢陽了。幸虧挪地方了，要是當時在廣州辦鐵廠，肯定是困難重重——廣州既沒有鐵礦，也沒有煤礦，而當時煉鐵既需要鐵礦，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邊有這兩種原料。張之洞的豪氣在當時并不是個案，地方官員都希望花大錢、辦大事，沒有錢就去截留海關的收入。有幾年，十分之九的海關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辦洋務了，中央政府對此也沒辦法，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還不能拿地方這些人怎么樣，因為他們勢力都挺大的。
    當時也辦了一些教育事業，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屬的船政學堂，這是很有成就的。起碼我們現在知道那里出了一個嚴復，還有甲午海戰中死去的那些烈士們，比如鄧世昌、劉步蟾、林永升等，他們都是從這個學堂畢業后留洋，然后再回來的。后來的中國海軍基本上由這個學堂奠定了基礎。還有中央的同文館，不過這個成就就很差了。到后來同文館招收的學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齊如山描述他們當時在同文館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兩銀子，而且每天管三頓飯，早餐還會送到門口，正餐都是七個碟子八個碗，吃得不高興就可以砸東西、鬧*，如果來同學了還可以叫廚子免費做幾個菜。這像是學校嗎？這么好的條件，那些學生自然啥都不想學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學習當回事。學俄文專業的學了九年，還沒把俄文字母背下來，英文館好歹出了幾個翻譯員，但也是亂翻譯。嚴復留學英國時常去使館，發現同文館的高材生張德彝，連日常對話都應付不下來。總之，同文館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畢業生可能就是齊如山，但也沒讓人感覺到他有什么外語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參與了京劇改革，梅蘭芳的成就跟他是有關系的。齊如山幫著把京劇改革得更為文雅，使其具有很強的歌舞性，改得更適合外國人的口味，所以外國人當時特別喜歡看梅劇。當時外國人來北京有三樣事情必須做，就是上長城、看故宮、觀梅戲。
    此外，在上海有一個廣方言館，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沒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總局有個翻譯館，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書，我們中國最早的數理化課本都是從那里出來的。有許多傳教士在編譯所干活。讓現代人覺得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翻譯者在對譯外國的字母符號時，常常借用中國的傳統表達方式。這些書看起來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來對應西方人的X、Y、Z；處理二次方的時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寫“平方”，而不是按照西方慣例寫一個小“2”。在化學課本中，翻譯者也都按照近似的發音，生造了許多中文漢字，然后將各種化學元素對譯，鉀鈉鈣錳鋁什么的都是當時譯的。總之，翻譯館為當時的思想啟蒙做了很多事，不過說實話，效果并不太好。
    當時也有了一些回國的留洋學生，但他們遠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自強運動從整體上來說，還只是停留在少數開明官員的實踐中，還沒有成為整個社會的士大夫的集體自覺行為。科舉沒有變，考的還是八股、四書文，這是當時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所遭遇的最大問題，科舉不變，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就不會變。而只有當一個知識分子通過科舉進入體系之內，成為文化人的一分子，大眾才會對他有好的評價，才會尊重他。國外回來的人其實什么都不是，他們要想贏得社會的尊重，進入仕途，必須去考科舉。所以盡管嚴復從英國歸來之時已經名滿天下，后來他進入天津水師學堂任總教習時已經官拜四品了，但因為他沒有考取功名，他那考取了舉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嚴復受不了奚落，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參加鄉考，然后又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來回折騰。但這哥們兒比較倒霉，一直考不上，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開經濟特科，朝廷決定讓嚴復來當主考官，嚴復說自己連進士都不是，該怎么主持進士考試呢。于是西太后就賞了嚴復一個進士。嚴復到此時才揚眉吐氣。
    戊戌維新以后，盡管全國開辦了許多新式學堂，但從這些學堂畢業的學生照樣都要參加科舉考試，比如魯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師學堂去學習，中途也回家鄉參加科舉考試。有次考秀才，魯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但他第一輪考試考得很好，名次排得很靠前，所以他突然棄場讓家人很著急，于是魯迅的家里人就雇了個槍手幫他繼續考。當時對科舉的篤信不僅僅存在于民間，就連水師學堂這樣的新式學堂里也這樣。周作人曾回憶說，如果某個學生中了秀才，學堂的監督就會掛牌出來，慶祝一番。由是可見，當時社會的整個風氣還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洋務只是少數人的一種補充學習，更多的人是無心留意的，他們根本不問這個東西。地方主導的變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變全局的力量。如果當時能夠把科舉改成經濟特科，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類的玩意兒，可能效果也會大大不一樣。但當時這一項恰恰沒有引起士大夫的關注，科舉對于士大夫來說是一項核心的東西，如果它沒有變的話，整個士風也很難發生改變。八股文依然是士人的主題，如果某個學生進新學堂學了一些ABCD，還會受到嘲笑，一些腐秀才專門編了一些玩笑八股來諷刺他們。士風不開，就使得當時的變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以這次運動普遍缺乏精英的參與。軍隊都是練兵不練官，淮軍當時最洋化，連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語，但他們只是練兵，對將官的培養還是老一套辦法，這種軍隊是談不上現代化的。雖然拿上洋槍了，但組織方式仍然陳舊，到戰場上就只有被動挨打的份兒。洋務運動時期有個英國軍官到中國來考察，他寫的筆記很有意思，他疑惑為什么英國人用得很好的裝備到中國人手里就變了樣。當時中國用的還是前裝槍，需要先把*壓進去，然后拿一根通條伸到里面去搗實。西方人的做法是讓槍口朝外，這樣萬一*不幸爆炸了，也只是直接朝外射出去，對人沒什么危害。但中國士兵卻不同，都喜歡眼睛看著槍口，然后去搗實*，這不是玩命么。最有意思的是，當號令一排士兵舉槍準備射擊時，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隨便看，看哪里的都有，就是不看前面，然后“嘣”的把子彈打出去就算完事。這英國軍官覺得好笑，哪有這樣打槍的，但這卻是當時中國軍隊普遍的現象。到后來中國人開始使用后膛槍了，直接壓子彈，最初彈匣容量不一，八發、九發、十三發的都有，后來比較統一的就是五發了。但中國人上戰場仍然喜歡亂放槍，噼里啪啦地就開始放，大家都拼命地放，看沒看到敵人無所謂，反正就是密集地放，彈如雨飛啊。義和團的時候，清軍和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一名英國記者就曾寫道，天天看見頭上的子彈飛，反正也打不到人。中國人打槍不瞄準真是太普遍的現象了，所以后來張勛復辟和段祺瑞的討逆軍交火時，英國《泰晤士報》的駐中國記者，曾擔任過袁世凱政治顧問的莫理循在一旁觀戰，他說兩邊打了幾百萬發子彈，但一個人也沒打著。他因此揶揄中國軍隊，說干脆以后恢復弓箭算了，還能給國庫省點銀子。當然，他的說法夸張了，但按歷史的記載，段祺瑞討逆時雙方的確也就死了十幾個人。幾萬人的軍隊打了半天，機關槍哐哐響，炮也轟了，飛機也登場了，最后就這么一個結果。可見莫理循的說法還是有所依據的。日本人甲午戰爭之所以能夠節節勝利，與這也有很大關系，日本人發現了中國軍隊的這個毛病，就先讓中國軍隊放槍，放一會兒子彈就沒了，然后他們一沖鋒這邊就垮了。
    也就是說，這種洋務的引進，很多時候就是裝樣子。但洋槍洋炮對付國人、鎮壓內部的農民起義是足夠了，因為叛亂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軍隊，有洋槍就足夠把他們嚇唬住。當時軍事現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實就是對內維護統治的穩定。工業上也是，本土的只有低級技工，高級技師都是外國人，因為精英不愿意參與，頂多也就是工人有點技術。當時很多新辦的企業都引進了國外最先進的機器，但只有洋人技師才能夠操作，中國人一般只能打打雜。今天所謂的洋務人才，其實只有翻譯人才。洋務工業不僅要花重金購置機器，還要給洋人技師支付高額的薪金，而生產的產品因為成本和質量等原因，很難與洋貨爭奪市場，因此到后期這些企業基本都是賠錢的。
    但是，反觀洋務運動，我們也發現，其實在中國搞現代化還是有便利條件的，同樣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在其他國家可能都會在一定時期引起很強烈的反彈，但是中國人對這些新玩意兒卻不排斥。你看參與太平天國起義的農民，沒見過世面，也沒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槍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歡用。輪船最初在中國出現時也是，大家都覺得新鮮，發現它跑得快，都喜歡坐，有些人其實沒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歡上去坐。我前面也講過，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滬小鐵路時，當地人也是有事沒事都去坐坐。可以看出，中國人對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態度。在英國，火車剛出現時，農民都非常恐慌，都傳言這玩意一來，奶牛就不產奶了，母雞就不下蛋了，當時各種謠言滿天飛。但中國人沒這樣的擔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不過中國人也有害怕的東西，那時他們怕電線。當時有線電報已經出現，就是用莫爾斯電碼拍的，但需要架設電報線，一路得埋桿走。中國人一直想不出來沿路立桿子是為什么，上面牽著線到底是要干嗎的，于是就出現了很多謠傳，比如說電線就是攝小孩子的魂的，小孩子的魂被收走后，就順著電線桿跑到外國去了，這一類謠傳很多。因為中國人的形象思維強于抽象思維，很難想象一種無法具體化的新事物。輪船是可以裝人的，槍是可以打人的，這些都好接受，但是電報乃至電碼都是無法具體化的東西，他們自然會對其懷有莫名的恐慌。
    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中國整體環境對于引進新事物、搞現代化有好處，而且，中國的農民，其中一部分后來成為洋務企業里的工匠，他們都有一定的文化。中國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與歐洲在開展現代化時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歐洲的農民長期是不識字的，而中國印刷術發明得早，出版業一直很發達，所以書籍傳播很廣。而且當時中國的學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農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讀過一點書。一個家庭，不論家長職業是什么，一般都會送孩子去讀幾年書，所以中國當時的識字率很高。這樣，有一定文化基礎的農民在成為工人后，顯然要比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在學習新技術時更有優勢。中國搞現代化，其本身條件要比很多國家好，甚至比剛開始搞現代化的歐洲國家要好。
    但關鍵問題是，在最早的變革中，士大夫的參與度不夠，這就導致洋務運動的中堅人才長期匱乏。這也能夠說明，為什么我們最早辦起來的洋務企業都是官辦企業。當然，并不是說官辦企業就不好，日本開始工業化時也都是官辦企業為主導，只是后來逐漸發展為官督商辦，最后發展成具有獨立法人性質的商辦企業。但在中國，這一過程只走了兩步：由官辦到官督商辦。為什么中國辦洋務由衙門獨辦發展到衙門掌權，商人辦事，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讓商人，或者說新興資產階級成為推動現代化的主體，完成私有化呢？就經濟改革而言，在自強運動中，政府的推動最后遺留下一個半吊子工程。但很多國人卻在此時開始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對制度進行變革。其實，中國的變法一直存在這樣的問題，每次改革都沒有走完它應該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歡跳出來對變革進行反思，反思道路選擇得正確與否，進而懷疑變革本身的正當性。
    雖然剛才我提到，中國的整體環境對支持現代化變革是有利的，但也有很多阻礙之處。比如，當一個大型工廠建成后，大機器、大鍋爐、大煙囪林立，許多人就開始退縮了，就連比較開化的江南地區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敢去做工。后來是先招了些童工，讓別人發現他們也都活著出來了，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像陳啟沅，現在一般把他看成中國第一個民族資本家，他在他的老家，即現在的珠海一帶，購置先進機器開辦了一個繅絲廠。繅絲原來都是農村各家各戶利用土機子來做的，這樣做起來比較慢，效率也比較低。陳啟沅想采用新的運作模式，但是工廠從建成開始就受到極大的抵制，不僅地方士紳抵制，普通老百姓也抵制，根本沒法辦下去。后來他想到一個招，就是重新變通設計，制成一種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繅絲機，他一家送一具這種小型機器，這樣一做就很順利了，然后就很容易地將工廠辦起來了。也就是說，當時的民眾對這種大機器集中生產還存在抵觸情緒，仍然青睞于分散于各家各戶的獨立生產模式。中國人對于這種家庭生產的積極性一直都很高，而對在現代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的積極性一般都要差一點。
    北洋水師
    在這個現代化過程中，也有一個特例，就是北洋水師。整個洋務運動都是變物不變制，器物可以引進，大工廠的生產方式也可以學習，但一般的制度性變革是不被允許的。不過，籌建北洋水師卻把制度也變了，要想練制一支新式的海軍，不變制度是不行的，像當時買回來的定遠號、鎮遠號這類大軍艦，都類似于一個小工廠，如果不對制度進行變革，這些軍艦根本沒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師全面引進英國體制，把英國的海軍章程全文翻譯過來，把無關緊要的地方改改，就成了中國的海軍章程——《北洋水師章程》。而且他們也把英國的軍階制度引進中國，只是把具體的稱呼都改了；同時還把英國的軍官請來，給他們一定的自主權，讓他們訓練中國的水兵；讓從福州船政局畢業，又從海外留洋回來的學生當管帶或艦長，指揮軍艦。所以說，北洋水師對傳統的軍事制度變革得比較徹底，但它也有自己的問題。
    首先，北洋水師仍然是由李鴻章掌控的。我們在講湘淮軍興起的時候說過，湘淮軍與八旗、綠營最大的區別就是兵為將有，北洋水師也是李鴻章所建構的軍事體系內的一部分，他要保證北洋水師首先是忠于他的，至少他能夠對其施加控制。所以艦隊的司令，也就是水師提督，只能是一個忠于他的淮軍軍官——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軍騎兵出身的軍官，騎馬畢竟跟開船大不相同，他自己也不懂海軍，讓一個不懂海軍的人來當艦隊司令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司令需要全盤指揮艦隊作戰，如果他不熟悉軍艦的性能和海戰的規律，那么指揮起來也是很困難的。但李鴻章為了保證北洋艦隊對他個人的忠誠，寧愿選任這樣一個司令。此外，中國人建海軍，內陸的氣息還是留存得很重。海軍是要到海上去打仗的，死也應該死在海上，它本來就是和陸軍不一樣的兵種，但是中國人建的海軍仍然帶有很強的陸生心態。比如甲午海戰中在黃海大東溝迎戰日軍，大東溝那里是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這個戰場的選擇就很奇怪。大東溝不適合打海戰，而且即使能看到陸地，陸上也沒有海防炮可以對艦隊進行支援。那么，為什么不選擇離海岸較遠、比較廣闊的海域呢？其實這就暴露了北洋艦隊的問題，它只敢沿著海岸線航行，有點小孩子斷不了奶的感覺。北洋艦隊有兩個基地，一個在旅順，這個還不錯，但另一個建在威海旁的劉公島附近，這個地方根本就不適合作為海軍基地。劉公島是個離海岸不遠的小島，北洋艦隊的基地就建在這個島和海岸中間的夾縫里，然后這個夾縫兩側朝內建了大量堅固的炮臺，這個堡壘就像一個烏龜殼，基地就修在烏龜殼里。黃海一戰，北洋水師戰敗后，剩余的軍艦都躲在這里面了，這有什么用呢？日軍一看，這很簡單啊，從威海東南邊的榮成灣登陸，然后兵分兩路，迂回一下，就把威海打下來了。這時日軍可以直接利用岸上的炮臺，而躲在烏龜殼里的北洋艦隊就都成了活靶子，想出也出不去了。他們在躲進來的時候，就在兩邊的出口都布滿了*，本來是怕日軍艦隊攻進來，結果自己也出不去，倒是自己把自己包了餃子。從現實的海戰來看，這種海軍建起來的確沒什么大用。
    還有更大的問題是什么呢？當時建起的艦隊有四支，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艦隊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其實有點半軍閥的味道。這樣互不統屬，最后只會被人各個擊破。之前水師曾聘任英國軍官作教習訓練水兵，但中國人一發現自己會開船了，能把大軍艦開到外洋去了，就覺得不需要外國人了，干脆中國化算了。當時所有人都熱衷于搞中國化，然后就發生了權力糾紛，最后把當時北洋水師總教習瑯威理趕走了。把教習趕走以后，軍隊的訓練就開始松弛、馬虎了。雖然那種關于北洋水師在大炮上曬褲子的傳言不一定是真的，但的確管理非常疏忽，疏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人的間諜進入基地后可以隨便拍照，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北洋艦隊各軍艦的樣子，都是日本人拍的，我們自己則沒留下照片來。所以日本人對中國的艦隊了如指掌。而且，艦隊的管理也很落后，海軍每天都是要把艦炮擦得一塵不染的，檢查的軍官會戴著白手套往上蹭，要沒有任何臟東西才成，但后來北洋水師的這些條例規章都沒有得到有效遵守。鄧世昌是一個民族英雄，但是他的致遠號兵艦，各個密封艙的密封圈都老化了，結果中一顆*就沉了，作為艦長難說他沒責任。這些留學生，戰敗之后，一個個都自殺了。他們這些人都是國家花大錢培養出來的中國第一代海軍人才，結果一打敗仗基本上都自殺了。鄧世昌本來可以不死的，但他偏偏自殺了，劉步蟾也自殺了，林永升也自殺了，方伯謙是被殺的。他們那一茬人里好像只剩下一個薩鎮冰，薩鎮冰又是其中學習最不好的一個，最后國家海軍重建，他反而成了海軍大臣。
    洋務運動未必是場失敗運動
    總體上講，自強運動還是給中國的窗戶開了一條縫，風的確是吹進來了，也奠定了中國工業的一個初步基礎，讓中國人看到什么是西方工業。洋務運動后期，煉鋼工業、通信事業、鐵路事業也都發展起來了，雖然進行得比較慢。像開平礦務局原來就是用馬來拉火車嘛，當時不讓用火車頭，說是用了火車頭會震驚皇陵什么的。李鴻章比較聰明，他在皇宮和鏡清齋之間建了一條小鐵路，讓西太后坐著去玩玩兒，西太后一坐，感覺還可以，于是開平礦務局就可以用火車了。洋務運動后期，鐵路開始興修，后來的京漢鐵路（當時叫蘆漢鐵路）也開始修建，北京的前門火車站也開始建了。由于電報很方便，所以也開始普及。總的來說，成就還是有的，如果沒有這一步的話，后面的改革就很難，雖然說經濟改革只走了一半，沒有走完，但畢竟也開了個頭，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民營工業，盡管都是買辦來辦的，但畢竟還是有了。
    所以，不管如何評述，洋務運動畢竟是中國第一次自主的變法，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說它不行，甚至說是失敗。為什么很多人說洋務運動是失敗的呢？是因為中國旁邊有個鄰居日本，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的成績比我們好。比如學海軍，日本人是一直老老實實地學，直到甲午海戰時，那些英國教習還在軍艦上任職，而我們一直嚷嚷要中國化、本土化，老早就把這些洋教習趕跑了。打個比方，日本是個優等生，我們雖然比不上日本，但至少也能及格。但一個中等生碰到一個優等生，失敗也很正常。中國人倒霉就倒霉在有個并排的同桌比自己學得好。所以我們后來就覺得，洋務運動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其實，我覺得未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