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傳統教科書的說法，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篡奪。因為大總統的職位被袁世凱拿去了，而且他后來復辟當皇帝，完全破壞了民主共和。其實，袁世凱最初當選大總統，是名至實歸，大家都認為應該由他來出任總統，沒人認為應該是孫中山。所謂的“篡奪”一詞，在當時并無此說法，這主要是后來人的觀點。而至于復辟，這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話題?？v然當時袁世凱有自己的問題，但當時一些人眼中的最先進的共和體制本身也潛藏著問題。
    有人講，如果袁世凱不稱帝，那么他可能會慢慢走出困境，可能會使中國順利地往前走一點。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凱能不能經受住考驗，能不能堅持他的信條，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做法堅持做下去，能不能讓中國變個模樣，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桿、有效的手段，這些其實都不好說。
    共和體制的問題
    什么是體制問題呢？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兩千多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里，國家最高權力的所有者從皇帝變成了總統，民眾都不太適應。而國會的運作，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話語，中國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此前雖然有預備立憲的嘗試，但畢竟這種嘗試是很短暫的。而且，預備立憲的準議會和后來的國會也不一樣，因為當年的內閣并非由資政院選出，而且一半的民選議員也都是由地方諮議局選上的。這兩者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不同。國家一下子改成共和制以后，的確使百姓比較困惑。民眾不知道總統是個什么樣的職務，也不知道沒有皇帝的生活該怎么過，諸如此類的問題，大家都沒有底。整個中國的倫理結構也出現了問題：由于缺乏了皇帝這一要素，傳統的綱常倫理都亂了，各種紛擾先后出現。
    袁世凱自己也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安撫那些把他當做曹操的人。當時有很多有舊道德的人，他們認為在革命黨人鬧事、各地獨立的情形之下，袁世凱應該扶助清朝，而不是自己當總統，這是一種背叛。像掌握了兵權的張勛，還有過去淮軍遺存的老底子，這些帶兵的人對袁世凱的行為都有過非議。馮玉祥曾經回憶說，即使是在北洋軍系統內部，他也聽到同僚和一般的士兵在背地里罵袁世凱是曹操。袁世凱必須著力安撫這樣一批人。其次，袁世凱還要想辦法去應付同盟會，也就是后來的國民黨。他對怎么與革命黨打交道顯然還沒什么經驗。這些人在革命后的生存狀況，對當權者的看法，以及他們會對政局造成哪些影響，這些問題其實袁世凱都不是很清楚。顯然，這也是袁世凱的難題。
    更大的難題是國家因為政權轉換而造成的不同性質的動蕩。各地的亂民亂黨乘機鬧事，社會不穩。邊疆少數民族的政治認同也出現危機，無論是內蒙和外蒙，還是新疆、西藏，這些地方都出現了分離危機。因為當時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這些邊疆少數民族認同和效忠的是清朝皇帝，邊疆地區跟中原的聯系是建立在他們跟滿族皇帝的個人性質的聯系之上的，而一旦皇帝沒有了，外蒙、西藏等地就先后出現了分離傾向。在滿人政權不穩之前，清政府曾經加強了在邊疆地區的駐軍，但在革命后也都撤出來了。而且，這些地方都有外國勢力的介入，西藏有英國，外蒙有沙俄，所以這兩個地區首先出現不穩。
    袁世凱在接受總統之職后，對于馬上就要到來的國會大選沒有準備，他也不知道怎么應付，所以第一屆國會大選基本是沒有*控的大選。相對來說，也沒有多少人競選，整體上比較平穩。在此之前，同盟會已經聯合了許多小黨成立了國民黨，這次大選中國民黨取得大勝，在參眾兩院中獲得多數席位。當時國民黨雖然把總統位置讓給了袁世凱，但他們在議會選舉中的大勝使他們感覺自己權勢如日中天。那個時候，國會被認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誰掌握了國會就意味著誰掌握了天下。宋教仁當時也是躊躇滿志，準備組建責任內閣，而且，當時這些人已經籌劃著把民國體制由法國體制徹底改內閣制了（孫中山交班的時候，已經由美國體制改成了法國體制），也就是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讓總統變成虛位總統。革命黨人認為這個過程會比較順利，就好像使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一樣。但實際上，同盟會或者說國民黨大勝的原因，不在于聯合了很多小黨，也不在于代表了多少民意，而在于袁世凱沒有對這次選舉進行任何干涉——他沒有意識到，或者可能意識到了也沒有時間來操控。
    當時的選舉跟此前選舉諮議局、資政院一樣，是由地方士紳負責操辦的，所以到最后選舉過程就成了一個具文，主要是由地方士紳來決定誰當選。投票只是個過程，事實上是沒有投的。那誰來當呢？由于地方士紳并不確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制下的國會是怎么一回事兒，所以他們傾向于選那些出頭露面的革命黨人或者是與革命有關系的人。很多代表都回憶說，他們是在家鄉被提名為國會議員的，但他們既沒有去競選，也沒有去拉票，什么都沒搞，坐在北京就當上了國會議員。那個時候是革命締造共和的嘛，所以，多數的選票都是這么來的。
    但在同一時期，國民黨實際上是沒有力量的。在革命之前同盟會已然出現了分裂的跡象，革命之后，由于利益之爭，這種分裂的問題更為嚴重。同盟會中光復會一系本來就對孫中山不滿意，現在因為政權建設之爭，對孫更為不滿。原來華興會系統的這幫人，很多都把票投給了孫武參與組建的民社（后來并入共和黨）。孫武這人很有意思，為了革命把名字都改了，當時革命黨黨魁乃是孫文，于是他就改名叫孫武，以致很多人都認為他就是孫文的弟弟。當然，這應該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是，革命后這位以孫文弟弟自居的孫武居然投到了黎元洪帳下，與同盟會相頡頏。同盟會人心離散，沒有重心，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間缺少可稱道的表現，因此這一時期他的威望跌落了很多，缺乏籠絡眾人的能力。黃興在革命中打了那么多的敗仗，雖然做了很多事兒，但沒有獲得廣泛認可。宋教仁參與改組同盟會，組建國民黨，四處張羅選舉，但他也沒什么服人之處?！案锩娖穑锩h消”，這不一定只是章太炎的說法，我們毋寧把它看成當時真實狀況的反映。因為會黨的參與，革命后建立的秩序往往被這些人破壞，弄得一團糟。地方上的民眾對于革命黨的印象很不好，認為這些干革命的人都是亂黨，就跟前清時候的會黨一樣。因此，國民黨雖然在選舉中成了國會第一大黨，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有很強的力量。在國民黨成立以后，其議員也常常倒戈，可能吃頓飯就被拉走，就叛黨了。這其實就證明了當時的國民黨處在一種虛胖的境地。孫中山被袁世凱忽悠去當鐵路督辦了，他聲稱要在十年內為中國建二十萬英里鐵路，稍有常識的人就知道這是根本不靠譜的事兒，但他就那樣去張羅了，也不知道是為什么，可能他就是喜歡這么去說話。但這么說話的后果就是，那些搞實業的人也覺得孫中山不靠譜了。我們搞鐵路搞了這么多年也沒弄出什么大名堂，你一來就聲稱能修出這么多的鐵路來，這不是孫大炮嘛。
    也就是說，國民黨看起來力量強盛，實際上則是一盤散沙。而經過幾次交鋒之后，袁世凱已看透了國民黨的諸多弱點，也看透了孫中山等人的毛病。此時的袁世凱對于共和是沒什么認識的，他認為此時的中國跟以前一樣，辦不了共和制，但是既然已經建立了，那就只能這樣將就了。但即使是將就，也不能任由國民黨去鬧。
    袁世凱與國民黨的對峙
    而袁世凱習慣的是用傳統政治的那些方式來對國家政局進行控制。比如說，盡量把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盡量用權力技術進行操控。他相信對所有人都可以實行籠絡，包括國民黨此時的實際黨魁宋教仁。他還喜歡進行實力控制，喜歡玩兒點小花樣——雖說現在還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北京政變是袁世凱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這一事件肯定脫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關聯。如果袁世凱不愿意南下就職，直接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即可，但是袁世凱一邊答應迎袁公使團的要求，一邊又組織一場兵變，然后以此為借口，稱自己去不了。這種做法仍然遵循著傳統政治的權術邏輯。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方式在中國非常有效。在這一過程中，袁世凱不僅試探出了國民黨的實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權限擴大化。唐紹儀當第一任國務總理的時候，曾想超越黨派，好好辦共和，但是辦不了。袁世凱為了保護核心利益，比如在決定直隸都督的人選上，可以繞開與其政見不符的唐紹儀，直接任命。唐紹儀很生氣，按照民初體制，我不副署，你的任命怎么能夠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凱的想法，他的總統就是按皇帝的方式當的，直隸都督對于袁世凱而言關系重大，這個他不能讓步，即使是違規他也認了。
    因為宋教仁案，袁世凱也跟其他人發生沖突。現在宋案的研究很多，各種說法也很多。以前是一邊倒地認為這是袁世凱個人的陰謀詭計，但現在很多人認為暗殺不一定就是袁世凱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凱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錯了，想討好他，所以就直接辦了。還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斷定這根本就不是袁世凱的意思，因為找不到直接的證據。也有人認為這個可能就是國民黨自己內部火拼鬧出來的。反正眾說紛紜?，F在讓我看來，袁世凱以及與其關系密切的北洋集團參與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講提到的，應桂馨這樣一個小小的江蘇駐滬巡長，怎么就會與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和國務總理趙秉鈞等人有這么多的單線電報往來呢？而正好這個應桂馨又是直接收買殺手的操作者。所以，國民黨實際的黨魁被殺，盡管這一案件事關重大，如果能夠通過法律解決最為恰當，但在當時，可能雙方都沒有通過法律解決的耐心，尤其是國民黨這邊，最后就倉促發動了戰爭。而國民黨在此前也的確高估了自己的實力，認為武力反抗袁世凱是沒有大問題的，至少能夠在南方造成一個割據之勢，但最后根本不是這樣，二次革命基本是不旋踵就失敗了，失敗后大批革命黨人被迫流亡。
    在袁世凱與國民黨的對峙過程中，顯然袁世凱得到了國內大多數人的支持，人們認為國民黨比較沒理，因而國民黨相當孤立。但是袁世凱的解決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無縫。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為了拉攏黎元洪，還曾經有過殺害張振武的案件。這樣一些疑云為后來袁世凱的統治造成了障礙，這就是過去中國王朝關于得天下是正還是不正問題的討論，若是在建國之初發生了這樣一些案件，就說明得國不正，是有問題的。
    而袁世凱還要依靠國會把他選成大總統。雖然說國民黨在國會占有多數，但袁世凱很清楚，這些議員是會把他選出來的，因為他已經打完仗了，而國民黨本來就是一盤散沙。這些議員主要是想來北京當官的，他們不認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認為是國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貪圖個人享受。國會第一個議案，就是給議員加工資，一個月五百大洋。當時兩院共計八百人，號稱八百羅漢，僅一家機構就有這么大的財政負擔，很離譜。自己給自己定這么高的工資，顯然他們很貪圖享受貪圖富貴的。袁世凱因此而吃定了他們肯定會把自己選為總統，否則就不會放手讓他們選了。袁世凱只是有點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軍警組成的公民團去包圍國會。但是這么做就驚動了一些人，結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煩。不管怎樣，到最后總算是把袁世凱給投出來了。他當選正式大總統以后，就把國會給拋棄了——追繳國民黨議員的代表證書，然后就把他們驅散了。而國民黨代表當時占國會多數，現在他們一走，國會投票無法構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數，就等于廢掉了。開始梁啟超等人還很高興，認為國民黨的刺頭走了，進步黨等其他黨派就能在兩院占多數了，但很快他們就發現，結果是國民黨都被趕走了，這時國會不能成其為國會，那么所謂的相對多數就沒有意義了。所以梁啟超等人也很疑惑，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這個共和制政府的國會狀況還不如晚清。后來袁世凱為了安撫這些人，搞了一個政治會議，但這個會議不是議會，只是一個政府的咨詢機構。這就是袁世凱的不對了，如果覺得議員不行，應該重選國會代表，但現在只是把國會降級縮編為政治會議，這大有問題。
    袁世凱雖然當上了正式大總統，但是此前我們講的共和制所帶來的那些問題依然困擾著他。他認為老百姓還是不習慣沒有皇帝，而且整個統治體系，包括他的官僚集團和他的親信部下都出現了疑問：需不需要效忠？向誰效忠？怎樣從忠于皇帝轉向忠于國家？忠于國家了，袁世凱高不高興？可否使民眾對國家的效忠轉變成對袁世凱的個人效忠，以強化總統的權威？這樣的問題都很明顯地擺在了他眼前，他是沒有權威的，他連那些當了國務總理或是各部總長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處理手握重兵的軍頭。
    老百姓琢磨不清總統是什么東西，總統跟皇帝是什么關系，為什么中國沒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軍頭更是這樣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軍都被派駐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級軍官也轉成了地方各省督軍，當了督軍的各個軍頭有了地方行政權以后，很快培植和擴張起各自的勢力，不大聽中央的話，而中央也沒法處理。袁世凱時期，層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還是敢處理的，比如也殺過一些局級的官員，但是對于犯錯的軍頭他不敢處理，這就加重了驕兵悍將的驕橫程度。這是北洋系統內部的問題，所謂的內憂問題，主要集中在權威性不夠這一點上。所以，這個時候國家比較亂，從白朗起義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來。出現白朗起義原本沒有什么大不了，白朗起義就是一幫土匪鬧事，但是因為有國民黨人的摻和，所以后來的歷史記載把它抬得很高。這次起事規模也不大，而且沒有基礎，但是各地就是剿滅不了，北洋政府費了很長時間才總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軍最初打國民黨打得那么輕松，現在圍剿一個白朗卻這么費勁，白朗起義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據與秩序的混亂，也暴露出了袁世凱政權的虛弱性。
    袁世凱本人并非沒有看到這一點，但是他對于整頓內政的確沒有更好的辦法。正因此，原來在革命前對革命抱有極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亂象橫生的現實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來就很懷疑革命的人此時就更加失望了。所以這一時期大批的遺老遺少都出來了——清朝覆滅的時候，我們看不到有誰要為這個王朝殉節，但這個時候都出來了。他們都覺得民國不好，鼓吹民國還不如清朝的言論，對民國極盡冷嘲熱諷。而且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輩，像沈增植、勞乃宣等人，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很大，一說話就能引領社會潮流的，所以大家普遍覺得，民國的確沒有搞好。
    而這個時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戰開始了，歐洲列強忙于內部廝殺。對我們東方人而言，一戰就是歐戰，因為戰場基本就是在歐洲。當時東方的日本也參戰了，但是它只打了一仗，就是發動了對駐扎在中國青島的德軍的攻擊。此時德軍并沒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軍，日本人攻擊德國人，基本是殺雞用牛刀了。不過即便如此，還是打了兩個多月，中國人對此也毫無辦法。當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開戰，日本勝利之后，沙俄在東北和朝鮮的勢力范圍被日本繼承，相對來說，日本的統治比沙俄要溫柔一點。但是在山東，膠濟線和青島原來是由德國人統治，他們的統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點。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國人對青島及膠濟線沿線地區進行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溫柔的統治被一種蠻橫的統治所取代，這樣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來美國人曾經做過調查，他們問中國人，當時德國人占領這塊土地時，中國人好像沒有進行強烈抗議，但是換成日本人后，為何中國人的反應會這么強烈呢。中國人解釋道，德國人的統治比較規矩，而日本人相對不規矩。
    日本人的這場戰爭雖然規模較小，但對中國的騷擾卻是比較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蠻橫，在打德國的過程中，其實占去了山東各個地方，它根本不把中國的駐軍當回事兒。而且日本并沒有就此罷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獨占中國的一個良機。所以，麻煩來了。1915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從日本返回中國時帶了《二十一條》，要求直接面見袁世凱總統?！抖粭l》中的每一條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惡的是第五號條款，它要求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而且在某些時刻日本顧問有權做出決斷。這就相當于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使中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凱看到這一條款后，意識到日本“直以朝鮮視我”，震怒，也很驚慌。本來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時，第五條是建議性條款，就是說中國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國提交這一文本時，根本就沒提到這一點，他就是要讓中國全部接受。袁世凱當時立即找來各部總長和機要秘書商量對策，那時候陸軍總長段祺瑞非常憤怒，主張和日本開打，認為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凱問段祺瑞，若真打起來，中國軍隊能夠堅持多長時間。段祺瑞想了想，說估計只有三個月。袁世凱一想，這肯定不是上策啊，那還是先談吧，于是他就讓外長陸征祥想辦法去談，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談判的過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陸征祥，這些談判都是機密，不能透露給任何人，不能告訴別的國家。但中國代表一邊談，一邊又把談判細節通報給英美各國的駐華使節，希望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所以很快《二十一條》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國家的媒體和政府都開始對日施加壓力。比如英國，英國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約的，但這個時候開始有人質疑和日本結盟的前景。英國人當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國，因為英國在中國仍然有很大利益，事實上，作為侵略中國最早的西方國家，在中國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國人。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日本被迫作出聲明，稱第五號條款只是一個建議性條款。后來曹汝霖自己貼金，說這個成果是中國人爭取來的，中國人也派了說客去日本游說日本政府。其實在一開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號條款為建議性條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國傳達的過程中有意做了改動。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號這個建議性條款和其他條款放在一起本來就是個陰謀。為什么呢？這個條約統稱《二十一條》，人們提到它就會首先想到第五號條款，日本政府逼著中國簽，這樣即使第五號條款沒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來，如果中國簽了《二十一條》，那么可能中國還是接受了第五號條款，那這樣袁世凱就完蛋了。日本政府當時并沒有做好全面與中國交戰的準備，它當時進行戰爭動員時，也只是動員了在華的日軍，并沒有真的想要跟中國打，但是袁世凱卻屈服了。后來的歷史證明，日本人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圖謀，就是搞臭袁世凱的聲望。他們對袁世凱真的很頭痛，在朝鮮時日本面臨的中方對手就是袁世凱，而在和袁世凱的幾次沖突中，日本人都沒有占便宜，所以歷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凱有宿怨。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凱是政治強人，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改變，如果袁世凱能力足夠強，那么，中國可能真的會由弱轉強，成為日本擴張的重要障礙。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凱搞下去。所以日本人曾在中國鼓吹，說孫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為他之前就是叛黨，袁世凱憑什么共和啊，他是清朝的重臣。這是他們的宣傳噱頭，實際上他們是想將袁世凱除之而后快。
    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簽了《二十一條》之后，他也很難受。我們不能說袁總統就是不愛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對他來說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為息息相關。所以他聲淚俱下，跟他的部下說：我們一定要奮起，我們再不自強就要完蛋了，我們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賬。但是，不管袁世凱是何心境，他的確因為這個《二十一條》而聲望大跌。內政如此，外交還辦成這樣，作為一個國家元首，怎么服人呢？很多人都看到了這一點，袁世凱自己也很焦慮，考慮該如何挽回這個局面。按道理，應該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點，然后再去做幾件于國于民有利的好事兒，這是中國人對權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而當時的環境給袁世凱留下的余地并不多，樹立威信的方法的確沒多少，然后就有人給他出主意了：那你干脆稱帝吧！稱帝很簡單啊，稱帝就是一個政治程序操作，又能夠很快就塑造起自己的權威，而做好內政外交比稱帝要難得多。
    在最初思考這個建議時，袁世凱是有些顧忌的，籌安六君子在外界為復辟鼓噪時，其實跟他有間隔，更多的事情都是袁克定在具體操辦。袁克定這個人對袁家起了很壞的作用，他比袁世凱更喜歡權術，正是因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凱和外界存在間隔，而袁世凱一度還堅決反對稱帝。所以曾有人認為，這事兒跟滿洲宗室也有關系，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復清朝。也有人認為，袁世凱是想先趟個路、搭個橋，把權力交還給清朝皇室。到后來形勢越來越明朗的時候，袁世凱也聽不到多少反對的聲音。這的確非常奇怪，雖然有些媒體對恢復帝制持批評態度，但沒有哪一派政治勢力公開出頭反對，梁啟超那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也是在袁世凱稱帝前夕才發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謂的強烈反對。
    只有袁世凱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過明確的異議，比如嚴修。嚴修在當時真的算是一個世外高人，而且品格很高尚。當年袁世凱被載灃趕走的時候，所有人都不敢為他送行，只有楊度和嚴修前來，而且嚴修送完人后還回到衙門起草了一個奏折，言辭激烈地表達抗議，抗議清政府罷免袁世凱的舉動，然后掛冠而去。等到1911年袁世凱被再度起用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嚴修，希望他回來襄助大事，并明確提出把財政總長的位置留給他。但袁世凱再三誠邀，嚴修一直拒絕。嚴修希望到民間辦教育，在社會中支持袁世凱（后來南開大學的建立就有他的貢獻）。嚴修真的是一個非常夠意思的朋友，但在此時嚴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凱稱帝。
    此外，還有些遺老也不同意，不過他們的理由是另一回事兒。總統是任期制，就是說你當總統了不意味著國體會發生改變，你上臺不意味著國家進入了“袁家王朝”，但是你當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兒，這樣就會開創一個新朝。而若是要建立新朝，你總得有一點點文治武功吧，比如對外有點征服事業，把日本人打敗了，這樣國內士氣就會大振，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實了，或者就在國內把各種政治勢力擺平一點，取得一點政治功績。但事實上，袁世凱兩個方面都沒有，無論內政還是外交，都讓人非常沮喪和焦慮。在這種普遍的焦慮當中，袁世凱沒有解決的辦法，反而想通過稱帝來渡過危機，這是很荒唐的。遺老們認為，一般的開國元勛、開國皇帝都是有兩下子的，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夠把人震了，這樣稱帝才能順理成章。而當時袁世凱的邏輯正好顛倒了，他什么都沒有，拿什么政治資本來當皇帝呢？
    還有一些人本來就對袁世凱有疑慮，他們主要是各地的軍頭。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軍人，本來就和袁世凱統治集團有點離心傾向，一直害怕袁世凱把他們鏟除了，比如南方的唐繼堯、陸榮廷他們。袁世凱不稱帝，還真不好反，一稱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復辟反他。此外還有些文化人，比如梁啟超認為，中國已經共和了，按照他們當時所秉承的進化史觀，歷史只能進步不能回退，而歷史的進步和制度的演進是相匹配的?？涤袨榈男氯y里面曾經說過嘛：君主專制，據亂世；君主立憲，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們好不容易已經進入第三統了，制度不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加以彌補，怎么能倒退呢？怎么能復辟呢？對于梁啟超這種深受進化歷史觀影響的人，歷史是絕不允許倒退的。
    所以，盡管袁世凱在復辟準備階段沒有看到過多少反對的力量，但其實反對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表面現象遮蔽掉了。就是說，袁世凱一旦當了總統，就沒辦法像以前那樣看到許多真實的情況，即使看到了，可能也會傾向于視而不見。因為人們總會偏愛選擇性知覺，好的東西，表面的東西他就愿意看，連一個外國人辦的報紙，也就是《順天時報》刊登的關于支持帝制的消息，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袁世凱。古話講忠言逆耳，很多時候忠言是進不去耳朵的。之所以進不去，很大程度是因為當政者主觀上不愿意聽，他自己有一個心理屏蔽機制，在接觸到這些信息時就把他不想聽的東西屏蔽掉了，袁世凱也不例外。嚴修后來回憶，帝制鬧起來的時候，最初他能見到袁世凱，后來就見不著他了。袁世凱傳話，讓他去跟籌安會的人講，嚴修就火了：我跟籌安會的人說得著嗎？我憑什么跟他們說?。课揖鸵阏f，你不聽拉倒，就算了。所以，袁世凱不稱帝還好，一稱帝就亂了。
    袁世凱的悲劇
    袁世凱稱帝時，古德諾那篇《共和與君主論》的文章影響很大，古德諾當時是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他的文章本身沒什么大錯，中國的國民的確不適合總統制，但是他也沒說現在就是適合復辟。袁世凱此時是當不了皇帝的，因為各種勢力都在反對。而且，由于歷史已經走到這里了，進化論的價值觀還沒人能夠質疑，它是一種很強勢、很有市場、很有說服力的價值觀。在這一背景下，許多人就認為，袁世凱稱帝，就相當于反對人類進步，反對歷史進化。總之，不管反對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樣的懷抱，進化論的聲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統一起來了。這就極大地孤立了袁世凱，連他的親信大將馮國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對他，所以袁世凱最后就在眾叛親離中死去。還好袁世凱死的時候像一條漢子，他沒有把復辟一事推諉與人，而是承認是自己糊涂，貪戀權位，并對沒有聽嚴修的話悔恨不已。袁世凱認為嚴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國士，國士在前，自己卻聽不進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凱覺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沒辦法，現在局面已經變成這樣了。
    再說楊度。復辟的主意出得很餿，但是楊度在中國歷史上也能算一個智者，他先是辦新政，后來又到袁世凱處當幕僚，做得都挺好的。本來袁世凱想讓他做教育部部長，但他不屑于做，他一直以帝師自詡，自認為學的都是屠龍之術，要做的是大事兒。楊度看到中國當時不適于共和制，可能恢復帝制要好得多，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凱身上。不過，他確實沒有看清當時的形勢，雖然說從道理上講，當時中國有個皇帝最好，但在情勢上，沒人有資格做皇帝，誰做誰倒霉。袁世凱曾說過，讓他做皇帝，簡直是把他放在火爐上烤，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而且還是楊度把他推上去的。楊度是一個真誠的君主立憲者，他認為中國適合的就應該是君主立憲，所以他一手策劃的復辟并不是說要回到君主專制，而是要建成君主立憲。張勛復辟之后，楊度非常失望，認為張勛徹底地把他的理想糟蹋了，所以后來就比較頹唐了。
    當然，袁世凱的死亡也存在偶然性。袁家流傳著一個迷信，說男性都活不過六十歲，所以袁世凱只能活五十九歲。不過我覺得，如果沒有稱帝這回事兒，他應該能夠活得更久，他稱帝就趕上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然后他在一急之下就病倒了。即便他不死，復辟失敗后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經過這次大挫之后，他肯定是當不成總統了，即使可能還會在總統的位置上待段時間，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了。
    袁世凱死后，中國的政局就陷入了一種更加混亂的境地，沒有當家人了。以前至少有一個人還能當總統，但現在想找一個能服眾的人來當總統也是不可能的了。黎元洪為人不錯，他是早期的海軍學生，后來一路走來當陸軍軍官，在武漢新軍當旅長，隨后任湖北都督、副總統。他殺張振武是被這幫革命黨人逼的，實在沒辦法才出此下策，而且他也沒把在報紙上抨擊他的人怎么樣。他算是個好人，但是，他的確沒什么用。忠厚老實的好人當不了中國的總統，他只能掛牌當虛位總統。段祺瑞可不可以當呢？段祺瑞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次于主公袁世凱，他很有政治野心，也很有手腕和想法，也有很多特別的優點，比如用人不疑，對自己帳下的人非常信任，從來都不吝嗇，自己不貪財、不好色，等等。但實際上，從氣局上講，他要比他的主公差一點：他能夠對進入自己帳下的人全力包容，但袁世凱也是對所有人都能包容的（如果不是革命黨在宋案之后挑起戰端，他連革命黨人也能包容，可以給他們找塊地方設個職位），而段祺瑞還是有一定的門戶之見。另外，段祺瑞在知人方面的確遠遠不及袁世凱，袁世凱對自己所用的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段祺瑞常常會用一些草包，這些草包經常會給他壞事兒，就算用的是能人也有問題。比如他的第一號謀士徐樹錚的確算個能人，但太過獨斷專行，后來段祺瑞很多事兒都是被他搞壞的。
    除了北洋系之外，當時的西南軍閥也較有勢力。比如唐繼堯，此人野心也很大，他自稱是東大陸主人，自詡東亞第一人，他創辦的云南大學當時的校名就叫東陸大學。他特別自信，但事實上能力比段祺瑞還要差。而草莽出身的張作霖、陸榮廷等就更不行了，他們的修養和文化水平比段祺瑞、唐繼堯等人差得更遠，可能他們會一點籠絡之術，但除此以外就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本事了。至于說已經沒有什么實力的孫中山等人就更不行了?？傮w上說，當時中國真的沒什么人物了，中國當時就處在一個無權威狀態。
    而這樣陷入無權威狀態的中國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國處于政治上的紛亂狀態對日本人而言極為有利。所以袁世凱死后，中國的地方割據真正開始，各地軍閥并起。袁世凱時代，各省的督軍還多少對中央保持著一點服從，還能給中央上解一點錢糧稅款，但是袁死后，這種事情就沒了，中央政府從此政令難出都門。當然，也不是說中央完全控制不了地方，而是要想控制，就得先給錢。往往地方從中央拿一萬塊錢，就給中央辦一千塊錢或者一百塊錢的事兒，要是中央不給錢，地方啥事也不辦，中央政府對此毫無辦法。整個體系，上下不服從的問題更為嚴重，原來是革命黨不行，他們搗亂有余、治國不足、內訌不斷，現在問題遷移到了北洋系身上。所以，就國家重建而言，袁世凱的失敗意味著中國也輸了。
    有人講，如果袁世凱不稱帝，那么他可能會慢慢走出困境，可能會使中國順利地往前走一點。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凱能不能經受住考驗，能不能堅持他的信條，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做法堅持做下去，能不能讓中國變個模樣，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桿、有效的手段，這些其實都不好說。在國家轉型過程中所積累的許多問題，他也曾試圖解決，比如面對社會倫理道德水準不斷滑坡的現實，他也尊孔，主持祭天了，有關軍事的問題他也在動手解決。但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太明顯。向前看，他無法擺平那些先進知識分子的輿論抨擊；向后看，那些遺老遺少也對他很不滿意。在沒稱帝時，袁世凱就是因為看不到能夠解決問題的出路才出此下策，想通過稱帝的方式來重塑權威，進而雷厲風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國策略?？赡芙裉炜磥?，這種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式是有問題的。就是說，什么事都希望通過中央集權這個杠桿來解決問題，這在當時中國是行不通的。如果換一個思路，按照另外一種解決問題的途徑慢慢走，可能中國還有希望。不過我們也不能太樂觀，畢竟現實的環境實在惡劣，當時的外部環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許你慢慢變法圖強。那是個叢林時代，西方的列強，尤其是日本給不給中國這樣一個轉變的機會，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