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發生
    清廷新政的后期，載灃開始搞收權活動，他主要從兩個方面收權，一是將漢人權力盡可能多地收回到滿人手里，二是將地方的權力盡可能地收歸中央，集中資源，把全國的資源也抓到自己手里。這是導致清朝覆滅，導致立憲派倒戈的關鍵因素。
    清政府犯的收權錯誤的確很低級，當時滿族統治集團的政治素質已經降到了最低點，如果是讓一個老成的政治家當權，未必會這么干。他可能會看得更清楚一點，比如更明白當時的滿族統治集團整體上處在什么樣的水平。作為一個祖先曾建立過赫赫武功的武裝集團而言，其武裝素質也降到了極點，基本沒用，而且這種沒用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幾十年下來都是如此。在此之前滿族統治者也多次想改變這種局面，他們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整頓駐防八旗。太平軍興起后，李鴻章的淮軍開始編洋槍隊，這邊八旗也開始練習洋槍，也進行洋操的訓練，但基本沒什么用。到了編練新軍的時候，八旗也練新軍，但同樣無甚收效。從整體上看，統治階層建政初期那種銳意進取之心早已蕩然無存，政治能力極其低下。我覺得當時八旗里應該是有明白人能夠看清這一點的，當時當家的親貴都太年輕了，他們可能看不清這一點，所以在這種不利情況下就貿然收權。
    從地方收回權力，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會觸犯很多的利益主體，比如鐵路國有的問題。為什么四川因為鐵路權收歸國有而引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呢？因為四川鐵路公司的股權持有者幾乎遍及全川，當時各個階層的民眾都買它的股票，都認為這個能賺錢。本來這個股票因為公司的操作失誤，已經變成廢紙一張，但現在將其收回國有，這個責任就變成了中央政府的，這就會傷害很多人。自己弄壞是一回事，由國家出面解決問題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兒，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鐵路辦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蘇、浙江等地，朝廷將鐵路國有化同樣會引發大規模的不滿，因為其背后也隱藏著各種利益，而且跟鐵路相關的其他產業都會受到影響，這絕不是一個小問題。
    當然，如果從另一個方面來想，清朝親貴們的這種做法，可能不是通常所認為的貿然行事，因為他們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如果按照當時的改革路子，也就是立憲、選舉這樣走下去，滿人自己也知道，他們早晚會被選掉的。我們現在可以批評，說《欽定憲法大綱》對于滿人，尤其是對皇權進行了諸多保障，但這些留在紙面上的東西是沒用的。如果變革堅持下去，它就會遵循自身的一套變革邏輯，最終使改革成為一個滿漢勢力消長的過程，漢人的權力肯定會膨脹，膨脹到一定程度后，這個《欽定憲法大綱》就沒什么用了。甚至我們可以預計，皇權的衰落也是早晚的事情。這種和平的改革若是能夠持續，那么滿人統治集團可能會和平地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可以預見得到的。所以說，如果這幫親貴不甘愿自動喪失權力，那么他們收權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先收權，把所有的東西都抓到手里，然后再待機行事。首先集中軍權，滿人手里本來就掌握著對八旗和綠營的軍權，現在把漢人的軍權也奪過來了，再逐漸把其他的權力或者資源也奪回來，比如礦山、鐵路這一類的資源。可能這些親貴相信，當把這些核心的東西掌握在手中后，自己仍然可以保住統治地位。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這么做很快就激起了反抗。而革命之后，他們就一無所有了，多數滿洲貴族到最后連自家的祖宅都賣掉了，比如恭王府。有次我們在那里參觀，組織方請去了府里最后一個承襲恭親王封號的王爺。我當時就問他，這王府是后來政府收的嗎？他說不是，新中國成立前他就已經把世代相傳的府邸賣掉，只能在外租房子住。恭親王在晚清聲名赫赫，榮列鐵帽子王之林，他都迫于生計而賣掉祖宅，可想而知當時其他滿族宗室是何境況。
    而革命，就這樣發生了。革命的發生說明改良的確出了問題，但不一定能說明革命黨很有力量。可以說，到武昌起義之前，所有革命黨的起義都是沒有什么影響的，沒有一次起義有成功的機會。聲勢最大的可能算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為了籌劃這次起義，同盟會可以說是傾全黨之力，孫中山在海外許了很多愿，尤其是對洪門許愿，同盟會的二把手黃興親自指揮這場起義。但結果怎么樣呢？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我們在檢討這次起義失敗的原因時，會找很多的偶然因素，比如說陳炯明犯錯誤了，或者說陳炯明當時就是叛徒，還有的說新軍和巡防營沒有協調好，革命黨和新軍沒有協調好，等等。種種理由紛至沓來，但其實這些都不是主要問題，當時革命黨人就是沒有機會。在武昌的時候，如果革命黨人沒有立憲派的配合，也很難說會有什么大的作為。
    整體而言，革命黨雖然嚷嚷了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們并沒有準備好一個周密詳盡的計劃，也沒有做好在中國建立起像美國這樣的一個共和國的準備。雖然他們既有筆桿子，也有理論家，也有和立憲派、保皇黨的論戰，但他們基本沒有在這方面作細致的籌劃。至于說啟蒙，其實他們的政治啟蒙還不如立憲派做得持久深入。因此，相對而言，革命的成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當然了，從另一方面講，其中也存在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說，革命黨在持續地發動革命，還是很有韌性的。不光是兩廣，也就是興中會的這批人，在海外的支持下不斷地搞革命，光復會系統的人也在搞，原來華興會的人也在搞。不管他們內部如何派系斗爭、互相傾軋，或是公開撕破臉皮，他們的確一直在鬧革命。包括四川的革命黨人，用他們自己的記錄來說，他們搞了十幾、二十幾次革命了。當然，這些在后來的歷史上基本都看不到了，因為四川那里有什么動靜，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每次起義的動員都不夠大。四川主要的幫會組織就是袍哥，它跟興中會一樣，依靠的勢力主要是幫會。要知道，革命黨搞的起義，只要是有會黨參與的，一般都沒什么戲。而興中會很多起義都是這樣的，因為興中會錢多，所以總是用錢去收買土匪或者三合會去發動起義。錢多還好一點，錢沒了大家就都散了。
    會黨的特點
    現在關于會黨的研究很多，但最大的問題在于，會黨對歷史的作用被長期夸大和高估了。民國時期會黨一度很牛，而在中國，任何事情一旦發跡，就會有人給其寫東西、編歷史。編的歷史似乎都是說，這些組織從一開始就是抱著反清復明這樣的遠大宗旨的，清朝之所以覆滅，就在于這些人不斷折騰。我們知道，反清復明這東西確實是有，而且一直延續不斷，但這其實也就是士紳的事兒，明朝的老百姓對明朝是一點感情都沒有。明朝一直是個政治高壓、橫征暴斂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種加派以及三餉的征收使得民眾的負擔極其沉重，所以最終才激起了那么大規模的農民反抗。因此，中下層的民眾不會對明朝有什么感情的，他們怎么可能去干反清復明的事兒呢？只有士大夫有這種想法，但士大夫怎么可能有意識地去跟幫會這種準黑社會性質的團體結合呢？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幫會不一定就都是明朝滅亡后興起的。幫會的出現，應該始于清朝中葉。當總人口增加以后，更多的人離開了土地，進入商業社會里的一些行當。而清朝又是一個統治相對保守的王朝，清廷對于這種離開土地、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口采取的是一種非常敵視的態度和有歧視的管理政策，所以，這些人必須建立組織以圖自救。而一旦形成組織以后，政府就更不待見他們了，經常打壓他們，結果越打壓他們的反抗性越強。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說所有幫會人士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們只是希望反擊清政府對他們的敵視和壓制。至于反清復明什么的，都是后來人加上去的一些由頭。包括會黨的歷史，以及他們跟少林寺、南少林寺的關系，這些其實都是編的。其實少林寺和南少林寺的歷史本身也是編的。但是這些傳說恰恰也是底層民眾所需要的，民眾就是需要一些神話，如果太真實了，就缺少吸引人的地方了。
    這些會黨的反抗性越強，就跟主流社會游離得越遠，也就會容納更多似是而非的人。會黨中間，有些人是有職業的，就是脫離了土地關系之后從事的職業，在中國古代社會，主要就是車船店腳衙這類行當。中國古代有句話，叫“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可見民間對這些行當的歧視。其實他們是介于工商社會和流民社會之間的，但因為我國沒有一個正經的工商社會，所以他們只能以流民的形式存在。但是，以往的車船店腳衙，不就是今天的服務業嗎？第三產業如今是國家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但在當時，從事第三產業的都是被社會瞧不起的人。當時其中有些人的確就是社會上的混混，靠收保護費、干下三爛的活兒營生，這種人很容易被收買去搞起義，但非常不靠譜。無論是興中會，還是光復會的人依靠他們都是如此。光復會比較大的幾次起義都與幫會有關聯，而其之所以失敗，幫會也要負主要責任。
    比如1907年準備在浙江和安徽共同起事的起義，其籌劃的重點在浙江，因為光復會在浙江動員了很多人，其中多數都是幫會。那時大通學堂到后來都沒有什么正經學生了，都是幫會的人在舞槍弄棒，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當時都是幫會中的大佬。但是幫會的問題在于，他們是典型的有組織無紀律。你怎么跟他講，怎么跟他約束都沒用，因為他們根本沒這個概念。秘密會議開完以后，也不按照預先設定的時間，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盤上就干起來了，然后就有人被抓了，抓了以后也沒啥氣節，很快就把革命黨給出賣了。原本，徐錫麟在安慶是要等一等再起事的，因為他還沒有聚集起革命力量。雖然他掌握了一幫警校學生，但是這幫學生并沒有革命思想，因為他還沒有來得及灌輸呢。但是浙江那邊已經把革命黨人的名單以及起事的具體計劃都掌握了，并傳送到他那里。徐錫麟當時是安慶警察局副局長兼警校校長，所以能夠看到這個名單。徐錫麟當時用的是化名，他一眼就瞄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然后就知道這次起義已經被破獲，他們的計劃已經敗露了，所以不得已只有提前發動起義。徐錫麟把警校學生都圈在一起，但是真正干的只有他和他的兩個隨從，他們殺了恩主安徽巡撫恩銘，實際上相當于是一場暗殺。后來端方前來審理這一起案件，發現這些學生其實都是無辜的，當即就把所有學生都放掉了，沒有拘禁一人，因為這次起事就只有徐錫麟和兩個隨從，其他人都沒有參與。這三人先殺恩銘，后搶軍火庫，但后一項沒能如愿，其實就算打開了又能干嗎呢，他們總共也就三個人。
    其實，會黨起義都是如此。還有像萍瀏醴起義，當時也是號稱規模很大的一場起義，據說有幾萬人參加。是的，若是查人頭，肯定有幾萬人，但是他們一點用都沒有。這是唯一一次清軍反擊尤為勇猛的起義，因為清軍發現這幫會黨實在是太沒用了，打他們就像切菜似的。而且，其實革命黨對這次起事也不甚清楚，可能就是這幫會黨自己鬧起來了。所以說，會黨起義，沒有一個是有成功希望的。如果革命黨籠絡的會黨稍微多一點，他們可能就會自己先掐起來，因為他們從來都不是一個團體，彼此之間隔閡很深，雖然我們現在說他們原本一家。什么三合會、三點會、洪門、哥老會，甚至袍哥也算在內，這么多名頭，若還說是一家，根本不可能。有時候一個省乃至一個地區之內可能都會有很多的幫派，還都沾親帶故的，它們就跟民間宗教一樣，說起來都是白蓮教，但破獲了一大堆，沒有一個是真的。最初僅僅存在一個概念，并沒有真正的譜系，這些譜系什么的都是后來建的。洪門，尤其是青幫，都是組織完善以后自己建起的譜系發展脈絡。什么輩分啊，排序啊，都是后來人弄出的名堂，最初就是一盤散沙，山頭林立，一旦有點*可能自己就先打起來了。
    但是革命一起，這些幫會就有機會了。因為革命會導致社會秩序的大規模重組，社會環境會十分混亂，而這些幫會又自認為是革命黨。其實，除了陜西這地方的幫會參與過進攻西安滿城的八旗駐軍之外，其他地方的幫會都沒怎么打過仗，但他們都自認為是革命元勛。無論是在湖南，還是在江西，或者是浙江，只要幫會得勢的地方，基本都是這樣的。他們都沒有經歷過什么戰斗，包括像四川這里很多參與過保路同志會的幫派分子，正經仗都沒怎么打過。
    但是這些混吃混喝的人就這么起來了，雖然無甚功勞，但已經成為革命元勛了，就要分享革命成果。所以幫會開始各占一攤，進了城之后秩序大亂，他們覺得輪到幫會來坐天下，他們該做皇帝了，所以他們就真的為所欲為，比如公開地包娼包賭，公然地在大街上搶劫。我們現在可以想想，這樣一種社會秩序，別說是士紳了，就連一般的老百姓都受不了。所以到了后來，跟幫會沾邊的革命黨人都遭到了排擠，比如湖南的焦達峰、陳作新先后被殺，顯然是跟他們的幫會背景有關系。當時的幫會太猖狂了，焦達峰在都督府里每天都要擺流水席，天天接待各種江湖人士。這些人來了，不僅要吃飯，還要封官，還要給錢，湖南在新政期間攢了幾百萬兩的銀子，都讓這幫人花光了，而且之后整個長沙城秩序還是一直混亂。我們后來說什么這兩個人被暗殺是立憲派的陰謀什么的，完全沒邏輯。按當時的情況，他們真的是非死不可，他倆不死，完全鎮不住這些江湖人士。江西也是這樣，江西的幫會亂得一塌糊涂，真是沒法治了，幾任都督都干不了，最后老革命黨李烈鈞去了。李首先就對幫會開殺戒，他先把幫會的頭頭抓了，捆到一起，用機槍掃射，這些大佬被打成了篩子。江西那里落后，沒見過機槍，李烈鈞在都督府的門口架起機槍，就把混亂的秩序給鎮住了。在當時，革命黨若是不鎮壓幫會，就根本處理不了混亂的局勢。像紹興，那里是王金發的部隊，王金發是綠林出身，一直就在幫會里混，到底王金發是山大王，是幫會分子，還是革命黨？其實都是說不清的。紹興這里就以王金發為都督，他在這里擴編了兩個師的部隊，把紹興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最后終于把王金發擠走了。如果說期待已久的革命發生之后，社會秩序乃是由黑社會建立，那老百姓肯定不同意啊。如果革命黨想贏得民眾的支持，塑造合法性，就必須鎮壓昔日的盟友。
    革命黨結緣幫會的原因
    我們若是再往前推，會碰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說為什么革命黨人要跟幫會結合，其實這跟他們的革命戰略存在關系。革命黨人不想讓自己的革命變成一場舊式的農民起義，也就是說，他并不想動員農民，也不想接續傳統的農民起義中經常使用的那些口號，比如均貧富、吃大戶、不納糧等。他并不贊同這樣一些東西，甚至對此有一種很強烈的反感。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可能與他們的家庭出身存在關系。像興中會和光復會的大部分成員都是中小士紳家庭出身，興中會的大部分成員是華僑，也有一些是廣東本地的中小士紳，他們都讀過書，受過一些新式教育。從他們的出身來看，他們對此前的義和團運動、太平天國起義等農民運動都不感興趣，只有孫中山因為是客家人的緣故，可能對洪秀全表示過較多的同情，但其他的革命黨人都沒有這一興趣，對于江浙一帶的革命黨而言，他們對洪秀全是恨之入骨。而義和團又是發生不久的事件，義和團盲目排外，對西方國家展開了野蠻的報復，并使社會陷入完全的失序狀態。革命黨對此非常在意，所以一直在刻意規避與農民的接觸，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導致這樣的結果。首先，他們不想因為這樣的動員導致社會的動蕩，因為“均貧富”這樣的口號肯定會造成將社會翻個兒的大動蕩，對革命黨來說，這樣的動蕩絕對不是什么好事，經驗教訓慘痛。其次，這樣的農民起義往往都是落后的，盲目排外的，而不是進步的，而這幫洋學生要的是進步和文明，他們特別害怕洋人說他們不文明、不進步，甚至說他們不西化，這些都是他們不想看到的。革命黨人就是想掀起一場徹底地向西方學習的革命，所以他們不打算，也從不希望動員農民。他們頂多動員過讀書人。比如在暴動起義的時候，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他們可能會去搭個手幫個忙，他們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是如果碰到讀書人了，比如是教書先生卻不革命，他們就會很生氣，動員之后那個讀書人還不革命，他們可能就會殺了那人。他們是希望通過這些上層精英的努力來喚醒其他的普通讀書人，然后就把事兒辦成了。這些革命黨人都是有強烈的英雄史觀，而不是農民史觀，他們相信農民是辦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農民，只要自己能把事辦成了就完了。
    但是，由于此時有立憲和改良運動的存在，實際上革命黨人在讀書人中的市場也并不大。我們前面講過，南方新軍不同于北方新軍，北方新軍主要招募的是農民，但南方大多數新軍都是知識分子。不過，即便如此，新軍中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并非像我們后來說的，新軍都有革命思想。像原來華興會這幫人在新軍中做工作，已經算是做得比較扎實的了，他們主要做底層工作。不過，武漢新軍最后參加革命的也就三千人，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挾、被牽連進去的。我認為，我們后來講的好多新軍的軍官，像蔡鍔、唐繼堯、藍天蔚、吳祿貞等，如果不是機緣湊巧，他們能不能參與革命其實還是很難說的。如果朝廷的變法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那么他們的地位肯定會逐漸上升，我不認為他們必然會傾向革命。革命之后當然有人開始講，說他們在日本的時候跟孫中山的關系多么好。閻錫山后來寫回憶錄的時候，就說當時他們是要參加革命的，在日本怎么參加鐵血丈夫團，1907年怎樣從日本帶回大陸兩顆*，準備日后革命。我聽了這個就感覺很困惑，因為那個時候的*特別不靠譜，保險很不過關的，他怎么可能從日本帶回兩顆*，還一直放那么久。輪船一顛簸，他不怕*炸了嗎？他回國后混得好好的，后來都當團長了，如果不是形勢所致，干嗎要革命啊？閻錫山還說，他回國后跟革命黨一直有聯系，但這個能拿出證據嗎？也沒有什么證據。他們還說，他們回國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都是為了混入敵人的陣營去搞革命。這些往臉上貼金的話都靠譜嗎？真的是很難說。像當時的士官三杰，張紹曾、吳祿貞和藍天蔚，他們三個都當了那么大的官了，兩個師長一個旅長，但在部隊里還是沒有任何根基。藍天蔚被手下告密了還不知道，還很得意地去開會，當時張作霖還算是個厚道人，不愿意趕盡殺絕把他殺掉，這才留了他一命。可見革命黨人當時的實力并不是很強，我們現在對他們的印象，多數是他們自己塑造出來的。
    講了這么多例子，我只是想說明，革命黨當時的動員力度是很有限的。當時清朝的社會控制真的是比較松，也沒有特別多的特務網絡和復雜的組織層級，至于底下傳播一點革命的消息，印刷和發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傳品，其實大家都無所謂，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效度其實是有限的。所以，革命黨人的力量不濟，不一定就完全是環境惡劣所致，可能還需要從他們自身去找原因。
    而且，我覺得，并非接受過新思想的人就都會贊同革命，當時多數人可能還是贊同改良，改良派在革命之前始終是多數。如果能夠不動干戈，和平地把事情辦好，誰還會愿意去流血，去制造社會動蕩呢？誰愿意去冒險呢？雖然革命黨宣揚清初的民族仇恨，但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對當時的人們而言沒有切膚之痛——已經過去兩百六十多年，都十多輩的事兒了，誰還記得呢？如果滿族統治集團沒有新的罪行，誰還會去翻老賬呢？多數人是不會去翻的。由此也可看出，革命黨對知識分子的動員成效是很有限的，他無法找到一條合適的途徑去擴大自己的陣營。
    正是基于這種四處碰壁的窘境，革命黨人采納了結緣幫會的路線。就孫中山的個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動員幫會，他做的只是對他們進行收買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勢力，對清朝而言也是一股異己力量，我們在這一點上是有同質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錢雇人。在同盟會中，孫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為兩廣人士中的海外華僑比較多，所以能籌到錢的只有孫中山，他可以收買大批幫會參與起事。而江浙和兩湖地區出外謀生的海外華僑則少很多，所以光復會以及兩湖的革命黨沒法籌錢，只能依靠當地的富人捐一點錢。沒錢的時候怎么動員幫會呢？只有靠拉近感情了，就是跟人套關系、戴高帽。比如去跟幫會的大佬講，說他們的前身是反清復明的。幫會大佬可能會反問，為啥自己都不知道哩。這個時候革命黨便會說，我跟你講個故事吧，然后說著說著就把幫會大佬繞進去了。這些大佬一想，也對啊，于是驟然間也傾向革命了。所以，革命黨在這些地區動員的幫會，不是靠收買的，而是幫會自己加進去，然后自己那么干的。但是，革命黨人對這些幫會分子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利用，他們并不會真的想要跟幫會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國家權力。
    當然，我們現在其實也能夠體會革命黨的苦心，他們既想在中國發動革命，又不想在中國造成大的社會動蕩。這就是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傳時，他們的措辭似乎恨不得把滿人殺干凈，真有點寢其皮食其肉的感覺；但是一旦革命起來，我們就會發現，其實革命黨對滿人也并沒有那么大的仇恨，殺滿人殺得多的是幫會人士。說實在的，革命黨人，表現得相當文明，稍有一點殺滿人的行為，外國人一抗議，馬上就會收斂。而且革命黨人在整體上也是很自覺的，有的地方還組織給滿人發錢糧，如果有人在革命前就把辮子鉸了可能還會得到雙份的。所以，整體而言，這場革命沒有帶來大規模的種族屠殺。當時滿人都很恐懼，但最后還是相對和平的。有記載的史實好像就是西安鬧得大一點，因為陜西哥老會的勢力實在太大了，此外，湖北的荊州也發生了殺滿事件。但總的來說，都是局部的。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過去我們一般認為，之所以后來這場革命的革命果實被篡奪了，原因在于革命黨革命不徹底，或者說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種軟弱性在辛亥革命這兒得到了充分體現。因為革命黨第一不敢碰列強，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對地主比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恐懼社會革命。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他們根本就沒想過要去發動群眾搞社會革命，他們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規模和烈度，盡量減少社會震蕩；他們也沒想過要去反什么封建，因為農村士紳是他們的盟友；至于列強呢，則是他們的老師。當時革命黨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時代是中國真正全盤西化的時代，凡是西方的東西都是好的。比如禮帽，從日本傳過來了二手貨，一種平頭帽，就像一個尿罐扣在腦袋上，旁邊加一圈檐，其實很難看的，但當時風靡中國，有段時間工農商學各行業的人全戴，還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車就喚作“文明車”。不按老式的程序結婚，就是“文明結婚”。京劇也有人看，但西方話劇都成了“文明戲”。也就是說，凡是跟西方有關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稱號，反過來我們的東西就是不文明的了。
    但是，這個全盤西化是不是就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體現呢？若是按照階級的觀點來講，他們頂多算是小資產階級。真正的資產階級是那些立憲派，立憲派又能區分出半資產階級、半地主之類的屬性，而革命黨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學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階級觀點來看，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是最狂熱的、最徹底的，每場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階級屬性而言，他們怎么可能革命不徹底呢？所以，當時的歷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觀點去解釋，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想過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類的事兒。他們對西方的服從也并不是奴顏婢膝，只是因為對方是老師——我服從你，是因為我現在還不如你，等我學成了，我照樣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國，多數人不是因為西方強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為西方先進所以才臣服，這樣才能虛心去學習它。最后，說革命黨人沒有觸犯列強，其實他們在這里有一個考慮，就是希望列強不要插手中國革命，避免西方人認為他們是義和團的再生而對他們的革命事業進行干涉，那樣會給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這些事兒能說明革命黨很軟弱嗎？
    當時的革命形勢就是這樣，當時最重要的問題不在于農民或是列強。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獨立了，但革命黨在各省政權中所占的份額并不大，這才是大問題。雖然直到第一次國會選舉，革命黨的聲音都很大，但他們的真實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黨據點的地方并不多，廣東可以算一個，但是廣東的兩個都督，胡漢民和陳炯明，其實都控制不了這里的民軍。湖南算一個，但是湖南的都督是譚延闿，之前的焦達峰等人都被殺掉了，地方的民軍也靠不住，當時他們不僅靠不住，而且還為害地方，民怨甚多。這些民軍進城后就劃分地盤，各占一攤，相互廝殺，在每個攤上都胡作非為。想想看，哪一個統治者能容忍這樣的局面？任何人最先都得來裁軍、整頓。南北和談以后，南方革命軍的數量絕對大大超過北方的北洋軍，但是南方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怎樣裁軍。我們教科書講，當時的南方政府聽信讒言，太軟弱了，大量裁撤革命軍。但在當時，不裁行嗎？不裁都要造反啊，這幫人哪里是革命軍，都是乘亂而起的一幫黑社會。所以，像黃興這樣有過軍事經歷的人是最能下決心裁軍的，一裁裁了幾十萬，把這些部隊都遣散了。但是，裁剩下的那些軍隊素質也高不到哪里去。像我們后來講的流氓軍閥張宗昌，當初就是在東北招募了一批馬賊和土匪，然后來到內地組建成一支騎兵團，隸屬在某革命軍旗下。由馬賊組成的騎兵團居然在裁軍中沒有被裁掉，可見革命軍的素質如何，能指望他們去打北洋軍嗎？湖南的譚延闿裁軍裁不下去，后來聽說黃興裁軍很厲害，就想把黃興找回湖南去裁那些兵，若是不裁，這些兵禍害鄉里的程度就更重了。后來二次革命的時候，也就是江西的李烈鈞認真地抵抗了一下，南京的新軍只是起哄鬧了一下而已，何海鳴那個家伙進行了一番鼓噪，本來已經宣布取消獨立了，后來又跟著鬧了一下，就是兒戲。至于湖南和廣東，真的就是一槍未放，譚延闿戴罪進京了，胡漢民和陳炯明跑了，軍隊全部都歸順了北洋政府。
    這也讓我們覺得很奇怪，國民黨在剛剛進行的國會選舉中可是大勝啊，參眾兩院都取得多數席位，但為什么等到它真的準備反抗時，卻一敗涂地呢？革命黨的聲音的確很大，這畢竟是一場革命。立憲派沒主張革命，但他們勢力很大。他們想，既然是革命的路線勝出，那就該讓革命黨說話，基層的士紳也這么認為。選國會議員的時候也是如此，那個時候，包括士紳在內的大多數人對國會議員究竟是干嗎的并不清楚，此前選諮議局就不是太明白，現在選國會更是不知道。因此，選到最后選出的都是革命黨，而這并不能說明革命黨就那么得人心，實際上他們并不是很得民心，尤其是當革命黨跟幫會攪和到一起的時候，更是讓很多人心生反感。所以，一旦袁大總統下了討伐令，他們就如鳥獸散，崩潰了，根本沒有力量。
    顯然，在此之前，孫中山等人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他們也不會想到革命黨的潰敗會如此迅速。如果革命黨人此前對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較準確的話，估計就不會輕率地發動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來裁決了。
    袁世凱這個人
    我們再從袁世凱的角度來看看這個問題。歷史對袁世凱的詬病當然很多，竊國大盜、復辟元兇，等等。但是，當時為什么要袁世凱來當總統呢？臨時政府成立后，一個主要的意向就是說，總統一職是為袁世凱準備的，袁世凱只要一反正，就馬上把總統的位置讓給他。孫中山回國當總統時也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給袁世凱臨時看攤兒，只要袁世凱同意革命，孫中山就退。在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袁世凱有可能同意革命。立憲派和袁世凱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他們有各種渠道的聯系。比如像張謇，這是袁以前的老朋友了，還有段祺瑞，段祺瑞跟嚴修、楊度等很多立憲派人士有來往，而他們都是袁世凱當時最好的幕僚兼朋友。袁世凱的個人能力也很強，他在晚清官場上混了這么多年，是繼李鴻章以后國家最大的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北洋系統不僅僅是一個軍事集團，它像淮軍集團一樣，是一個綜合性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人才都匯聚一堂的大集團。袁跟這些人關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凱這個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沖突的政敵之外，其他人對他的印象都不錯。所以，綜合各方面的評價，其實袁世凱的聲望是很不錯的，革命黨也認為袁世凱能夠反正，而且，畢竟清廷之前對他很不義，許他不義就許我不仁嘛，這個事情也放那兒了。況且，袁世凱出山之初，雖然希望清朝皇帝保住帝位，但是他也希望清朝皇帝僅僅是一個虛位皇帝而已，也就是說，他不希望保住滿人集團的統治權威，當南方各省都不同意繼續保留皇權時，袁世凱也就接受了。當時選漢人皇帝也不大現實啊，朱家人能不能當，在當時且不論有沒有戲，即使這個建議得到肯定，技術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多人，可能有幾十萬上百萬姓朱的人都是嫡系，那怎么辦？也有萬世一系的家族，比如孔家人，但是孔家人不干啊。這些方案當時都提出來過，但是實現不了也沒辦法，所以，南北相向折中，只有廢棄帝制，準備選袁世凱當總統了。
    袁世凱的確也有他的問題。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誰干的，現在已經成千古之謎了；還有北京兵變究竟是誰指使的，這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凱在其中也耍了陰謀。袁是不是一個愛耍陰謀的人呢？現在這基本已經成了定論，他就是很好權術，但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實到現在的確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證據。北京兵變變得很蹊蹺，早不變晚不變，為什么偏偏等到迎袁公使來北京后開始兵變呢？齊如山對此有過記錄，這個記錄我還是相信的，因為齊如山當時還只是個旁觀者，與南北兩方都無直接聯系。他認為這次兵變一點都不像真正的兵變，士兵們對搶劫沒有那么高的興趣，他們縮手縮腳，很像是奉命而為，還得要他來指點一下哪些東西值錢哪些不值錢。所以齊如山還自我調侃，自稱當了一次兵變顧問。我也看到過其他的一些證據可以證明這次兵變的確是有人指使，畢竟，袁世凱的前頭有一個人，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我們發現，很多事情都有袁克定的份兒，但是袁克定干的事情究竟袁世凱知不知道，這個不好說。比如清帝退位的時候，袁克定指使過人往皇宮里邊扔*，嚇唬他們。也有人說，兵變前夕袁克定多次出面密謀。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整個過程中，其實袁克定忙前忙后張羅了很多事兒。最近我還看到有人在討論宋教仁案，說武士英牽到了應桂馨，而應桂馨和洪述祖以及趙秉鈞有很多的電報往來。不過作者認為，這些電報證明不了洪述祖和趙秉鈞就是直接出面干這個的，因為這些電報中沒有直接的命令。但是大家想一想，這個應桂馨只是個小小的江蘇駐滬巡長，巡長是個很小的官。當年興辦的警察雖然比傳統的巡捕房捕快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仍然認為警察不是什么正當職業，所以警察的社會聲望很低。當年北京警察局的巡長也不過是八塊錢還是十塊錢一個月，那個時候北京一個小學教師每個月就有四十塊錢呢。洪述祖作為內務部秘書，趙秉鈞當時還是國務總理，他們跟這樣一個小巡長之間有這么多的電報往來是干嗎？且不論這個電報中到底有哪些內容，但中央的高官跟一個直接指使殺人的小巡長之間有這么多電報往來，這件事情本身就很蹊蹺。
    所以說，即使宋案不是袁世凱自己授意的，也應該是他手下或身邊的人干的，而袁世凱的嫌疑無疑仍然是最大的。也有人說這個事情就是孫中山或者陳其美干的。雖說陳其美能夠殺陶成章，但是陳其美殺宋教仁實在沒什么道理，他倆確實沒有利益沖突，也沒有積怨，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時合作得還不錯，而這個時候孫中山是有意把國民黨的實際權力讓與宋教仁行使的。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的最大嫌疑者還是袁世凱，因為袁世凱可能動這種釜底抽薪的殺心。
    以前清朝政府曾評價袁世凱是“有術無學”，就是說他很重視術的這一面。自曾國藩開始，掌握大權的幾代漢人官僚逐漸由對道德的尊崇轉變為對權術的追逐，因為相比個人通過道德修養來影響他人而言，權術能夠立竿見影。這種技術性的權力手段的確很有效，而這就是袁世凱最突出的問題。他在當了總統以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仍然認定中國是實行君主立憲比較好，至少有皇帝會比較好。畢竟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經習慣了有一個皇帝。今天我們很難想清這一點，但在當時就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倫理型國度，強調的是天地君親師和忠孝仁義，這些倫理結構其實都是圍繞著君主來建構的，孝也是為了忠，一旦君主沒了，那么這個重心就會動搖，整個社會的人心就會開始晃。由此會帶來許多治理上的問題，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難治——沒皇帝了就沒王法了，那我還怕什么呀。
    還有一點，袁世凱很難對他的部下樹立權威。曹汝霖曾經提到這樣一件事兒，就是袁世凱當總統后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各部的總長總是遲到，一遲到就是一兩個小時，以至于會議完全沒法開。他們為什么遲到呢？通宵打麻將，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要開會，但還是通宵打麻將、賭博。袁世凱想治也治不了，因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臉，于是只好找來當時的警察總監吳炳湘，讓他派密探查一查，到底是哪些人常常通宵打麻將。袁世凱要吳炳湘開列一個名單給他，然后袁世凱就可以拿這個名單說事兒。吳炳湘想，誰遲到你就罵誰甚或撤誰的職不就完了嗎，何必要我開名單呢？我開名單就得罪了那些人，這些總長你都不敢惹，那我還敢惹嗎？于是，吳炳湘在名單上寫的第一個人就是段祺瑞。其實段祺瑞不好賭，他喜歡下圍棋，他每天只打四圈麻將，不多不少，這個大家都知道，你吳炳湘把他列到第一位不就是胡扯嗎？當然，袁世凱看到這個名單也明白，這是吳炳湘不想干了，于是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真正特別好賭的，比如孫寶琦、梁士詒等，他們原來和袁世凱都是稱兄道弟的，現在袁世凱當總統以后，確實不大好意思就直接拍桌子把這些人撤職。他認為，當了皇帝以后，他的權威程度能夠提高一點，再牛的人物跟他也是君臣關系，我是君，你是臣下，這樣至少在等級上就已經區分開來。袁世凱稱帝后還弄出了個“嵩山四友”，就是說徐世昌、趙爾巽等四人可以不向他稱臣，但這些人什么權力都沒有了，除了徐世昌之外，剩下的幾個人都很老。袁世凱玩這一手是想向他人表明，剩下的人都是臣屬，都得向他稱臣，行跪拜之禮。雖然禮儀上沒有做這種規定，但畢竟現在是君臣嘛，人們就會想起傳統的君臣關系狀態和相應的儀式規定，大家會意識到，以前玩得再好的朋友，一旦現在當了皇帝，兩個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樣平起平坐。袁世凱希望通過這一做法來強化權威，但我們知道，他最后失敗了。
    與復辟帝制相關的，是關于共和的問題。這樣一個模仿美國建立的當時最先進的制度，其實在應用到中國時，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孫中山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解決，畢竟他只是一個過渡性領袖。而縱使袁世凱是個政治強人，他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很多軍閥也都被這個問題所困擾。這個問題是什么呢？就是陳志讓講的，原有的忠誠和服從意識喪失，屬下總是發生叛亂。若是某人當了某省或地區的督軍，一般都要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不然就有被人架空的危險。這種模式會不斷向下復制，一個師長要想控制住自己的軍隊，必須兼任一個主力旅的旅長，而旅長又要兼任一個主力團的團長，循次往下，否則就沒戲。這種忠誠問題，在皇帝沒有了以后，成了一個*煩。后來吳佩孚也是全力解決這個問題，他的辦法是重建傳統秩序，重構三綱五常。也有人引入一些其他元素，比如馮玉祥借助基督教，還有些人借助佛教和道教。其實他們都是想重建傳統倫理體系，否則很難保持這個體系的忠誠和正常運轉。很明顯，這個困惑從上到下都有。后來蔣介石找到了一個主義和一個黨，這個黨和主義顯然是比以前強多了，在某種程度上蔣介石建構了一個忠誠體系，但這個體系遠不夠牢靠。（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