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金瓶梅》成書年代考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誰？四百年來一直是個謎。《金瓶梅》又成書于何時？也一直困擾著金學界。探究它的寫作年代對于揭開作者之謎，研究其反映的歷史及其思想，無異于一把開啟封閉之門的鑰匙。
經過比較分析，筆者認為《金瓶梅》成書于隆慶朝（1567—1572）前后，最早不過嘉靖七年（1528），遲則嘉靖末年，至遲不過萬歷二十四年（1596），詳見下文。
一 有關成書年代考證的概述
對《金瓶梅》成書于何時，許多學者都做過研究，其主要觀點大致有以下幾點。
吳晗認為成書年代大約在萬歷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早于隆慶二年（1568），最晚也不能晚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
魏子云認為《金瓶梅》全稿最早出現于萬歷四十三年（1615），持有人是沈德符，“可以確定《金瓶梅》成書，當在萬歷末年，絕對不能在萬歷中期，這點應是可以確定的”。
周鈞韜認為成書在隆慶朝前后，上限不過嘉靖四十年（1561），下限不過萬歷十一年（1583）。
徐朔方認為成書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萬歷元年（1573）。并在《湯顯祖和金瓶梅》一文中說：“《金瓶梅》寫定最早不超過嘉靖二十六年。”
梅節依據新河鑿成、南河南徙，斷定詞話本的成書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萬歷五年（1577）八月，進一步明確在萬歷十年（1582）。
圖1-3-1 日本大安本《金瓶梅詞話》第一卷扉頁——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會社以棲息堂藏本為主，采用慈眼堂藏本496個單面頁出版。94回采用中土本兩個單面頁，因此大安本仍然是個百衲本。梅節先生認為大安本雖然文字清晰度不如中土本，但是保持了原刻素潔的面目，因此梅節校訂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即以大安本為底本。
孫遜從第二回西門慶請王婆做媒，第三回西門慶與潘金蓮問年齡等方面考究，認為種種跡象表明“《金瓶梅》成書在嘉靖中期是可能的”。
卜鍵詳考李開先之生平與宦跡游蹤，兼及譜系謫庶之辨析，得出《金瓶梅》成書于嘉靖后期的結論。
此外，日本學者對此問題也有研究。鳥居久靖《金瓶梅編年稿》認為成書在萬歷三十七年（1609）。后藤基已認為《金瓶梅》大約完成于16世紀后半葉，作者為嘉靖、隆慶、萬歷年間人氏。
上述觀點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彼此差異較大，對上述作者的考證與觀點，其他學者提出了反駁。例如吳晗先生認定成書時間為萬歷中期，依賴于朝廷向太仆寺支取馬價銀等事例，他認為《金瓶梅詞話》“包含萬歷十年以后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歷十年以后”。而周鈞韜則認為支取馬價銀并非萬歷朝獨有，在嘉靖時也大量支取，“不過不如萬歷時頻繁而已”，吳晗的考證混淆了史實。
從上述的考證可以看出，各家都想得出一個準確的時間概念，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往往力求準確，卻不能精確。作為學術考證，筆者認為應當求同存異，盡可能地由大至小，劃出一定的認同范圍，好比哥德巴赫想，先3+1，再2+1，再求1+1，逐漸縮小包圍圈，則底謎日漸顯露。
二 成書年代的上限
筆者認為《金瓶梅》成書年代的上限不過嘉靖七年（1528），盡管比普遍認為的成書年代要早些，但是有史實根據，且是準確的，筆者的依據主要認定是關于忠靖冠的記錄。
《金瓶梅》的服飾描寫很豐富，服飾留下了時代的痕跡，在許多章節寫了西門慶穿戴忠靖冠、忠靖巾的情節。
西門慶戴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第46回）
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著外蓋衣服，一個在書房里坐。（第55回）
西門慶頭戴忠靖冠，身穿柳綠緯羅直身，粉頭靴兒。（第56回）
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第61回）
午間戴著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西門慶身材凜凜，語話非俗，一表人才，軒昂出眾；頭戴白緞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腳下粉底皂靴。……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第69回）
戴著氈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鶴褶，粉底皂靴。（第77回）
忠靖冠是一種硬質的巾帽，帽上有梁，帽的兩側與后面綴有一片邊呈起伏波形的裝飾墻片，帽后有兩支向上的帽翅。忠靖冠是嘉靖七年才出現的冠帽，《明史·輿服志三》記載：“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閣臣張璁因言：‘品官燕服之服未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為奇服，以亂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別為簡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嘉靖皇帝遂復制《忠靖冠服圖》頒禮部，禮部以圖說形式頒布天下，如敕奉行。忠靖冠取意“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按規定，忠靖冠“在京許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外許多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堂、儒學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其余不許濫服。按忠靖冠，仿古元冠，冠匡如制，三梁各壓以金線，邊以金緣之。四品以下去金緣，以淺色絲線。忠靜服仿古元端，服色用深青以纻絲紗羅為之。三品以上云，四品以下素，緣以藍青，前后飾本等花樣，補子深衣用玉色，素帶如古大夫之帶制，青衣綠緣邊并里，素履，青綠絳結，白襪”。此處深衣指襯衣、內衣，不是秦漢時期的深衣概念。
圖1-3-2 明嘉靖皇帝畫像——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明代第十一代皇帝，憲宗之孫，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即位，次年改年號為嘉靖。世宗總攬內外大政，皇權高度集中。迷信方士，尊尚道教。二十一年（1542）移居西苑，日求長生，不問朝政。致使首輔嚴嵩專國二十年，吞沒軍餉，吏治敗壞，邊事廢弛，倭寇頻擾東南沿海。死后廟號世宗，葬永陵。
圖1-3-3 忠靖冠實物——忠靖冠是明嘉靖七年（1529）出現的冠帽，取“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意。
忠靖冠的問世是為士大夫服務的。“此卿大夫之章，非士人之服也。”西門慶在未做官前，就沒有穿戴忠靖冠，等到花錢買了金吾衛千戶之職后，他就戴上忠靖冠了。《明史·輿服志》規定：“四品以下去金緣以淺色絲線。”西門慶的職官是個五品職務。萬歷二年（1574）禁舉人、監生、生儒僭用忠靖冠。
按歷史規律，作者成書只會寫前朝已有的，而絕對不會出現作者成書時未見的后朝事件與史實的。因此，根據書中忠靖冠只在嘉靖七年（1529）才出現的史實，我們可以說成書最早不過嘉靖七年是可以作為定論的。
忠靖冠制度規定在補服內要襯以玉色襯衣，《金瓶梅》第31回中玉色的襯衣的記錄，是合于時制的。西門慶吩咐玉簫“要那件玄色匾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按《明史·輿服志》規定：明初所定官員公服、常服，必須襯白紗中單。嘉靖年間所定忠靖冠制度，規定在補服內要襯以玉色襯衣。
三 成書年代的下限
《金瓶梅》第51回，西門慶吃了胡僧藥后與潘金蓮同房，“不想傍邊蹲著一個白獅子貓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拿的灑金老鴉扇兒，只顧引斗它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把貓盡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
研德先生在《金瓶小景》中指出這完全是仇十洲一幅春畫的說明。筆者有同感，確實在仇十洲的春宮畫中有類似的畫面。
明中葉以降，社會不以縱談房幃秘事為恥，春宮畫流布社會，由宮廷下延民間，并得文人推波助瀾。民間懸掛春宮以避火災，民間婦女更借此技謀生，天津楊柳青一帶是出艷麗名妓的地方，此地也有繪畫傳統，當地已嫁婦女或待字閨中的女性，都精于此道，而且作為“女紅能力”的標準。每年春節前，當地把這些春畫當作年畫的一種進行銷售，這就是有名的“女兒紅”。
春畫極盛于明代，在《金瓶梅》中頗多反映，許多情節描寫類似春畫。
第4回“赴巫山潘氏幽歡”，“那婦人云鬢半內府衢花綾表，牙簽錦帶妝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干凈。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西門慶得到此物后，即拿來給潘金蓮看，與潘金蓮按照此圖卷效于飛之樂。西門慶死后，潘氏與女婿陳經濟通奸，也模仿此春宮圖卷行事。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是生活在不斷產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等“穢書”的時代，春畫盛行也在此時，顯然，笑笑生在創作《金瓶梅》時是受到了春畫的影響，因此該書每敘床笫之事，或多或少能夠看到春畫中相應或相近的情節。
說到春畫，有必要交代研德談及的春畫的作者仇英。
圖1-3-4 仇英《吹簫引鳳圖》——仇英的繪畫內容，已淡化了宣揚倫理道德的觀念，而熱衷于世情人物、人情世態的內容，具有比較強的娛樂性和觀賞性。
仇十洲（1494—1561），名英，是明代著名畫家，寫春高手。他出身寒微，初為漆工，兼彩繪棟宇，后改為繪畫。嘉靖二十六年（1547），仇英在著名鑒賞家項元汴家作畫，得以目睹項家藏宋元名家畫千余幅，加上他的潛心觀摩，勤于練習，畫藝大進，遂躋身吳門四家之列。仇英精于仕女畫，擅長春宮圖，形成了仇派仕女畫風。他擅長繪宮廷場面，畫中常見占有廣闊廳堂和露臺，以及精細雕刻的建筑背景所襯托的朝臣和宮女，在一幅明代春宮卷的卷首中指明他畫了一套“十榮”，即十種不同的性交姿勢，但是這些畫并沒有流傳下來，其春畫代表作有《燕寢怡情》等。
圖1-3-5 明代春宮畫《兜售角先生》——類似的場景、情節在“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說中常常可以讀到。《金瓶梅》也反映了宮中流行春宮畫等物品，花太監就曾從宮中帶出“二十四式春意圖”，交給李瓶兒保管，李瓶兒嫁入西門府之后，就落到了西門慶手中。
對仇英的生卒年有兩種說法：一說生于孝宗弘治七年（1494），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或嘉靖三十年（1551）；另一說生于憲宗成化十八年（1482），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可見，其卒于嘉靖年間是肯定的。嘉靖帝在位45年，死于1566年，距仇英去世尚有十多年的光景。
仇英畫作成熟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其所作春畫流布社會當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從《金瓶梅》的描寫看，受春畫影響是顯而容易見的，不僅有春宮情節，更主要體現了當時這一社會風尚，從這個角度講，仇英春宮在前，《金瓶梅》創作在后，據此推斷，《金瓶梅》成書應在嘉靖末年。
圖1-3-6 吳曉鈴藏潔本崇禎本底26回首頁書影——吳曉玲藏有一部大字精抄的《鈔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無眉批類注，刪去穢語。
佐證嘉靖末年成書的依根據尚有屠本畯的記錄，最早記載《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峻，他在萬歷三十五年（1607）的《山林經濟籍》中寫道：“相傳嘉靖間，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寂，托之《金瓶梅》。”此外，屠文還記載萬歷三十七年（1609）袁中郎兄弟已有了《金瓶梅》全稿。
《金瓶梅》最早的抄本是董其昌萬歷二十四年（1596）見到的，根據袁中郎寫于萬歷二十四年的《致董思白書》提及的事情可以知道，1596年董其昌從北京某處得到《金瓶梅》開頭部分，不足全書的1/3，換言之，萬歷二十四年即有《金瓶梅》的抄本流行。
有關記錄表明，1597年袁中郎與董其昌討論《金瓶梅》，萬歷四十五年（1617），《金瓶梅》第一次付印。
從上述引文中不難看出，《金瓶梅》的抄本流行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那么，可以推論《金瓶梅》成書的下限在嘉靖末年，最遲不過萬歷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