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把這次大逃荒記述下去，我們只好再次借助于《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
    文章寫到這里，我已清楚地意識到，白修德，必將成為這篇文章的主角。
    這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災荒，已經沒有人關心。
    當時的領袖不關心，政府不關心，各級官員在倒賣糧食發災難財，災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沒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災民，也對當年處以漠然的態度。
    這時，唯有一個外國人，《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倒在關心著這片饑荒的土地和三百萬餓死的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這樣的態度，自己的事情讓別人關心、同情，說起來讓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臉紅。
    當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關心我們的民眾，他是出于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要在大災荒里找些可寫的東西。
    無非是在找新聞的時候，悲慘的現實打動了他，震撼了他，于是產生了一個正常人的同情心，正義感，要為之一呼。
    這就有了以后他與蔣介石的正面沖突。說也是呀，一個美國人可以見委員長，有幾個中國人，可以見到自己的委員長呢？
    怕是連政府的部長，也得事先預約吧。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災民，像自己父母一樣的各級官員我們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個其他力量并不強大的外國記者了。
    特別是后來，這種依靠竟也起了作用，這讓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動、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歷史》的書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
    同行者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在這篇文字開頭我曾說到，在他們到達鄭州時，曾在我的家鄉吃過一頓
    “他能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們當時的行走路線是，從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火車從寶雞到西安，到黃河，到潼關，然后進入河南。
    為防日本人炮擊，從潼關換乘手搖的巡道車，整整一天，到達洛陽。所走的正是難民逃難的反方向。
    到達河南后，騎馬到鄭州，然后由鄭州搭乘郵車返回重慶。從這行走路線看，是走馬觀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
    記下的，都是沿途隨時的所見所聞。這些所見是零碎的，所談的見解帶有很大的個人見識性。
    何況中美國情不同，這種個人見解離實際事物所包含的真正意蘊，也許會有一段距離。
    但我們可以拋開這些見識，進入他的所見，進入細節；他肉眼看到的路邊事實，總是真實的。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事實，去自己見識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災民大逃荒。我試圖將他這些零碎的見聞能歸納得條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