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么將這部小說作為《姚雪垠選集》的第一卷？

《春暖花開的時候》（以下簡稱《春暖》）是我的長篇處女作。盡管不免流露出種種幼稚毛病，卻不僅是我青年時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相當真實地反映了抗戰(zhàn)初期內(nèi)地救亡青年的斗爭生活。我關于長篇小說的部分美學思想也由此開始萌發(fā)，若干年后發(fā)展成我自己的、比較全面的、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長篇小說美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方法，表現(xiàn)在《李自成》中。

我是從寫短篇小說開始走上創(chuàng)作道路的，在動手寫《春暖》之前已經(jīng)寫出了像《差半車麥秸》那樣的小說。但我這一生，興趣最高、用力最大的是中、長篇小說。倘若解放后沒有極左思潮的干擾，沒有那些很不適當?shù)摹⒂残缘慕M織干涉，能夠按照每個作家的實際情況，讓他們在總的繼承革命文學傳統(tǒng)的方向下有一定的創(chuàng)作自由，能夠發(fā)揮自己才能，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yè)貢獻力量，那么我在四十歲以后悠悠數(shù)十年的貢獻決不僅僅是一部《李自成》。由于我一生用力最勘是中、長篇小說，尤其在長篇小說的藝術問題上思考最多，所以在編輯我的文集時將《春暖》作為第一卷，《長夜》作為第二卷，以下是其它中篇，然后才是短篇小說……而不是按寫作的時間先后分卷。

自從一九八一年《長夜》重印了一版之后，研究《李自成》的同志們很注意《長夜》與《李自成》的關系。其實應該說，我的有些關于長篇小說的美學思想，濫觴于《春暖》，發(fā)展于《長夜》，成熟子《李自成》。

二談一些歷史情況《春暖》這部小說，開始寫作于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邊寫一邊在重慶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月報》上連載。后來由于幾種原因，寫作不得不停頓了一年多的時間。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到了重慶，趕著將《春暖》補寫完第一部，于一九四四年分為上、中、下三冊出書。

當《春暖》在國統(tǒng)區(qū)“大后方”的刊物上連載時候，引起了讀者的濃厚興趣，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叫做“強烈反響”。一九四四年以三個分冊的形式在重慶出書時候，成為相當轟動的暢銷書。五四新文學革命以后到新中國建立之前，新文學作品的印數(shù)通常是兩千冊，有許多出過一版之后就不再印了。倘若能陸續(xù)發(fā)行一萬冊，就算是暢銷書。當《春暖》在重慶出版時候，被稱做抗日“大后方”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地盤已經(jīng)大大縮小，較大的城市只剩下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從重慶到各地之間的交通十分不便。《春暖》第一次印刷是一萬冊，而且不到兩星期銷售一空，不得不趕快重印。不管我當時的思想和文筆多幼稚，但是《春暖》出版后受到讀者的歡迎，產(chǎn)生了“轟動”，這是實際情況。從《春暖》第一部出版之后，這部小說竟成了各地讀者的熱烈話題，尤其競相談論書中所寫的“三女性”、“三典型”，或所謂“太陽、月亮、星星”。這也是《春暖》出版后確實發(fā)生的歷史現(xiàn)象。

從一九四四年開始出版到一九四六年，《春暖》共印了四次，以后就絕版了。

《春暖》剛出版一年以后，在胡風主編的文藝刊物《希望》上發(fā)表了頗有影響的批判文章，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學，許多尖銳的語言驚俗動眾，不必轉引。在我們幾十年的新文藝運動史上，有一種習見的規(guī)律，表現(xiàn)為以下三種互相聯(lián)系的現(xiàn)象：

第一種現(xiàn)象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離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和文風，而任意發(fā)揮某種“主觀戰(zhàn)斗精神”。我國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最早出現(xiàn)“左”的思潮是在二十年代束期，經(jīng)過三十和四十年代，并未斷絕，在不同流派和不同人物的身上作了不同的表現(xiàn)。解放以后，“左”的思潮長期起支配作用，歷次運動的所謂大批判，都是發(fā)揮各自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對矛頭所指的對象羅織罪款，無限上綱，完全丟掉了實事求是的起碼態(tài)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一極左的惡劣風氣發(fā)展到了極點，給國家民族造成極大損失，至今猶令我們?yōu)橹葱摹?/p>

第二種現(xiàn)象是，從二十年代末開始，發(fā)生在文藝戰(zhàn)線上的極左批判，不管打什么旗號，從來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從來都不是為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某些人結成的小圈子服務，常帶有濃厚的宗派色彩。

第三種現(xiàn)象是，由于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的特殊條件，在不實事求是的批判活動中，調(diào)子愈左愈能迷惑群眾，愈會有人跟著起哄。即以當年對《春暖》的批判為例，連有些讀過《春暖》的朋友們在已經(jīng)形成起哄勢頭的情況下，也不敢保持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輕則對我惋惜，其甚者跟著起哄的勢頭說話。古人所說的“三人成虎”，就是這個道理。

《春暖》所受的誣蔑性“批判”，影響到解放以后，使我背了將近四十年的黑鍋。在歷次運動中，同志們在提到《春暖》時總說它是“色情文學”，好像已成定論。因為有一種時代風氣作祟，不屬于政治性的歷史問題，我不能要求組織對此事進行調(diào)查，只好多年忍受著“輿論”壓力。

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雖然極左思潮的根子依然存在，但是黨中央重新提出來實事求是的精神，愿意明辨是非的人愈來愈多了。解放后在歷次運動中被批判為“大毒草”的作品，紛紛地得到平反。這一股強勁的實事求是之風，也刮到了現(xiàn)代文學史的領域。雖然《春暖》早已絕版，一般讀者無法讀到，但是少數(shù)人為著研究和教學需要，利用私人藏書和圖書館，找到《春暖》原書，進行仔細閱讀和分析。于是他們明白了四十年代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學”，完全是沒有根據(jù)的話。我最早看見的文章是發(fā)表在《重慶師院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的《姚雪垠抗戰(zhàn)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作者明確地指出《春暖》不但不是“色情文學”，而且連“挑逗”性質(zhì)的字句也沒有。同時或稍后出版的各種有關著作，如最重要的是唐弢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在對待《春暖》的問題上，都是從研究作品出發(fā)，擺脫胡風一派的所謂“批判”文章的影響。畢竟時代不同了，歷史大踏步地前進了。

這一段歷史情況向讀者提出了一個不妨認真思考的問題：《春暖》在出版后是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不是因為它是“色情文學”，也不是因為它寫的是曲折動人的戀愛故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能夠吸引廣大讀者而暢銷一時呢？

有一個有趣的歷史現(xiàn)象，我在此順便一提，會引起我們對這個文藝界的歷史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在四十年代的左翼陣線上，通過胡風主編的頗有影響的刊物《希望》，對《春暖》進行批判，加上發(fā)表在別處的“批判”文章，恨不得一棍子將我打死。可是國民黨方面從另一個角度看《春暖》，也不滿意。臺灣老作家陳紀瀅原在《大公報》工作多年，是我的老朋友。前三四年，他在臺灣出版的刊物《傳記文學》上發(fā)表了一篇長文《記姚雪垠》，連載了三期。在談到《春暖》這部小說時，他先吹噓我這個人的才華多么出眾，然后惋惜我吃虧在跟著共產(chǎn)黨走。他說，我在《春暖》中寫大別山一帶的階級斗爭，是受了共產(chǎn)黨的影響。中國社會并沒有階級，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我如果不跟著共產(chǎn)黨走，成就會更高。

同一部小說，左翼戰(zhàn)線上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有人認為它對愛情寫得太多，而國民黨的朋友說它寫的是階級斗爭，豈不有趣？

Ⅳ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參考消息》上登了一則新聞，報道香港有人寫了一部小說，其中有三個女性稱為太陽、月亮、星星。

小說出版后，有人揭露是抄襲大陸作家的作品。作者不承認是抄襲，隨即在報紙上發(fā)生了熱烈爭論。大概由于按照不對“摘帽右派”作宣傳的“習慣原則”，所以這一則消息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沒有提到《春暖》的書名。過了幾天，一位在歷次運動中一貫立場堅定、積極斗爭的同志問我：

“最近《參考消息》上有一條關于香港文藝界的消息你注意了么？”我回答說：“已經(jīng)看到了。”他搖搖頭說：“你創(chuàng)造的三典型，太陽、月亮、星星，已經(jīng)影響到香港了。”因為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位同志也處在“泥菩薩過河”的狀況，所以他沒有對我說更多的話，但是譴責的情緒形于辭色。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國外的信息開始有機會傳入鎖國多年的神州大陸。我從一本內(nèi)部資料上讀到了從新加坡報紙上摘錄的一篇談《春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三點意見引起我的注意：第一點，文章說《春暖》在抗戰(zhàn)期間是暢銷書，在香港有三種翻印版本流傳，為什么大陸在解放后不出版了？

第二點，這部小說寫的是抗日戰(zhàn)爭初期中國內(nèi)地青年的抗日救亡生活，如果再出版了，可以使那些參加過抗日救亡工作的人們重溫當年生活，沒有經(jīng)歷過那段生活的人，可以通過這部小說去了解當時生活。第三點，聽說作者原來打算將《春暖》進行修改，我們希望在大陸有《春暖》的修改本出版。

看來這篇文章的作者抗戰(zhàn)期間在大陸的“國統(tǒng)區(qū)”生活，抗戰(zhàn)勝利后到了新加坡，對情況有一定熟悉。

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旬，我應邀訪問新加坡。東道主安排負責采訪我的是《南洋·星洲聯(lián)合早報》的記者兼小說作家張曦娜女士。我一下飛機，她就陪我坐汽車往下榻的阿波羅酒家。在汽車上，她不停地向我詢問有關《春暖》的各種問題，雨使她感興趣的問題是：香港作家徐速寫的《星星·月亮·太陽》是不是抄襲《春暖》？聽說大陸禁止《春暖》再版，是否確實？

在“三女性”中我喜歡的是哪個女性？她還一再問我，根據(jù)初步印象，我認為她是哪種女性？是太陽呢還是月亮？

晚飯以后，張曦娜女士又到我的房間中談了很久，中心話題仍然不離《春暖》。她所讀到的《春暖》是香港高原出版社的翻印版。

從新加坡回國時，應三聯(lián)書店之邀，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知道香港讀者讀過《春暖》的人很多。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在三聯(lián)書店的樓上接受英文《亞細亞周刊》的女記者采訪，她不懂中國話，通過翻譯，談話持續(xù)將近兩個鐘頭。而談話的大半內(nèi)容都與《李自成》和《春暖）有關。后來，她問我她是那種類型的性格。我根據(jù)她同我談話中的表現(xiàn)，說她是月亮型的女性，但也混合著太陽型的部分性格。她聽了非常滿意。

可見她是通過間接途徑，了解《春暖》中所塑造的幾個人物。

從新加坡和香港回來以后，我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春暖》在大陸絕版多年，解放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多數(shù)連書名也不知道，為什么它在香港和南洋的華文讀者中能夠引起濃厚的興趣？

三略述《春暖》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藝術追求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

--黃景仁《綺懷》

黃景仁（仲則）是清代中葉的一位杰出詩人，上引七律一聯(lián)是他的詩中名句。我在三十五歲以后，對這兩句詩體會漸深，時常在心中暗誦。拿我這一生所寫的中、長篇小說而論，可以分為三個明顯的階段：《春暖》、《牛全德與紅蘿卜》、《戎馬戀》和《重逢》，都屬于青年時期的作品；《長夜》是才進入中年時期的作品；而《李自成》是由中年到老年的作品。《李自成》從一九五七年動筆寫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最后兩卷尚未脫稿。據(jù)我自己看，我在創(chuàng)作道路上所經(jīng)歷的三個階段，既有階段區(qū)別，又互相聯(lián)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一步一步走過來，從現(xiàn)代文學史走進當代文學史。對我的幾十年來的創(chuàng)作道路，既要分階段看，也要作整體看。

《春暖》的創(chuàng)作意圖、主題思想，在作品中表現(xiàn)得很明白，用不著我來說明。但因為在胡風主編的《希望》和其它刊物上誣蔑《春暖》是“色情文學”、“黃色文學”、“市儈文學”等等，曾經(jīng)使其蒙垢多年，最近仍有一定影響，使有些不再說它是“色情文學”的人，繼續(xù)誤認為它是一部戀愛小說。《中國大百科全書》有關詞條在記了我的早期中、長篇小說《春暖》、《戎馬戀》、《新苗》、《重逢》等之后，結論中有這樣字句：“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愛情生活方面用了過多的筆墨，沖淡乃至削弱了表現(xiàn)時代的主題。”其實，《春暖》中沒有正面寫一個戀愛故事，《新苗》中沒有任何男女愛情，《戎馬戀》是通過一個戀愛故事寫出一個青年女性在大時代中思想感情的兩次巨大變化。現(xiàn)在趁我將《春暖》編入《姚雪垠文集》的機會，我就自己對《春暖》的寫作意圖和藝術追求，寫一點簡單的自白，就正于廣大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