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世紀的推進，中國人傳統的自我形象備受沖擊。鴉片戰爭前，外交和國際貿易對于中國來說不過是承認它上國地位的形式。自鴉片戰爭起，中國進入了一個國內動蕩不安的時期。與此同時，它遇到三大外來挑戰，其中任何一個都足以顛覆一個王朝。威脅來自四面八方，其表現形式均為中國所鮮見。

歐洲的西方列強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它們對中國的威脅倒不是攻城略地，而主要限于在中國沿海地區掠取經濟利益，要求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和自由傳教的權利。矛盾的是，中國人感到了一種威脅，而歐洲人認為這根本算不上是征服。列強們還不想取代現有的清朝政府，而是要迫使中國接受一個本質上與中國人的世界秩序格格不入的全新的世界秩序。

在中國的北面和西面，軍事上強大、奉行擴張主義的俄國對中國遼闊的內地垂涎三尺。短期內中國尚可用白銀換取俄國的合作，然而俄國根本不承認本國領土與接壤的中國領土之間的疆界。俄國和昔日的征服者不同，它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俄國侵蝕的領土，中華帝國永遠也拿不回來了。

然而無論西方列強還是俄國，均無意取代清廷，代行天命。它們最終認識到，清廷覆亡不符合它們的利益。而日本的意識就不一樣了。中國的古老體制和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延續無關它的利益，因而日本不僅圖謀侵占中國的大片國土，還想取代北京成為新的東亞國際秩序的中心。

今日的中國人把隨后接踵而來的侵略和壓迫看作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直到中國再次統一到民族解放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這一屈辱歷史才告結束。中國人的這段苦難艱危歲月同時又是一個佐證，顯示了中國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足以戰勝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或許會被壓垮的重重劫難。

外國軍隊在中國大地上橫沖直撞，脅迫中國接受屈辱的條件。與此同時，天朝始終堅持它的中央政府地位，繼續行使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管轄。中國人對入侵者的看法千百年來一成不變，視其為一種討厭的麻煩，然而，這種麻煩卻打斷了亙古不變的中國人的生活節奏。京城的朝廷之所以尚能泰然處之，是因為外國人的侵略主要發生在中國的邊遠地帶，而且入侵者來華是為了通商，因此中國遼闊的內地太平無事符合侵略者的利益。北京政府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回旋空間。侵略者對中國的一切勒索必須通過與朝廷談判，因而，中國可以挑動入侵者互相爭斗。

處于逆境的中國政治家巧用策略，避免了一場更大的災難。從均勢的角度看，考慮到雙方力量對比的客觀事實，中國幾乎沒有可能作為一個統一的大陸國家存活下來。然而，中國雖然歷經戰亂，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國內劇變的沖擊，但中國作為萬邦之上國的信念始終如一。靠著這種信念，中國經過自己的奮斗最終戰勝了困難。中國的政治家在一個痛苦而且往往是屈辱的過程中，最終保住了瀕于崩潰的中國式世界秩序遺留下的道義遺產和領土遺產。

也許最令人驚嘆的是，中國人幾乎完全靠傳統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批人在用文言文寫成的奏折中雄辯地闡述了西方諸國、俄國和崛起的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提出中國亟須“自強”并加強本國技術能力。然而中國的封建士大夫階層和思想保守的平民百姓對他們的建議疑慮重重，不少人把引進外文書籍和西方技術視為對中國國粹和社會秩序的威脅。經過一番激烈的爭斗，占上風的一派得出結論，效仿西方實現近代化無異于徹底西化，而中國沒有理由遺棄舉世無雙的中華遺產。結果中國雖然身處帝國擴張的時代，卻沒有在全國創辦近代軍工業，因而未能從中受益，而只是零零星星地吸收了外國的部分金融和政治創新成果。

為了度過這場風暴，中國依賴的不是技術或軍事實力，而是極具中國傳統的兩個資源：其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中國人民的堅韌不拔和文化自信。中國制定了巧妙的戰略方針，挑動在華蠻夷互相爭斗。負責辦理洋務的官員分別在各城市以利相誘，有意請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參與分贓，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防止任何一國獨霸中國。最終中國官員嚴守一條：不折不扣地遵守同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洋人的國際法原則，倒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條約和原則有道理，而是這樣做有助于約束洋人的野心。面對俄日兩強爭奪中國的東北，自己又幾乎無力將其驅逐，中國的外交官挑動俄日爭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兩國對中國主權侵犯的危害，避免了被占中國領土永遠落入他手。

中國清朝政府在軍事上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卻又妄自尊大。鑒于與列強之間的巨大反差，中國經過一番抗爭得以維持一個獨立的中央政府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勝利之后并沒有慶典，因為這是一次沒完沒了、歷時幾十年的抗爭，其間經歷多次反復，內部的反對派百般阻撓，有時甚至致改革派于死地。中國人民為這一抗爭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們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忍辱負重和堅韌不拔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線。然而，他們維護了中國是一個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大陸國家的理想。中國人民靠著堅忍和自信，通過艱難抗爭為日后中國的復興帶來了希望。

魏源的藍圖：“以夷制夷”，師夷長技

中國既要對付擁有先進技術的歐洲列強的侵略，又要對付野心勃勃的俄國和日本。它小心翼翼地繞過激流險灘，其間文化凝聚力和一批出色的外交家起了重要的作用。鑒于帝國朝廷麻木遲鈍，能做到這一點尤其不容易。19世紀中葉，中國士大夫集團里只有極少人開始意識到，中國在世界體系中已不再處于至尊地位，中國必須去了解一個由相互競爭的列強集團主導的體系。

魏源（1794～1857）即其中之一。他是一位中級官員，與做過兩廣總督的林則徐是摯友。林則徐禁煙招致英國干預，最終被清政府革職流放。魏源忠于清朝，但對朝廷的安于現狀深為憂慮。他根據從外國商人和傳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譯的材料，撰寫了第一本研究外國地理的書。撰寫此書的目的是鼓勵中國把眼光放長遠，而不是只限于四鄰的進貢國。

1842年魏源撰寫的《海國圖志》實質上是一本研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原因的專著，他建議采用歐洲的均勢外交經驗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問題。魏源認識到中國相對于外國列強國力虛弱——他同時代的人通常不承認這一前提——提出了有可能增加中國回旋空間的辦法。他建議采取一項多重戰略：

攻夷之策二：曰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款夷之策二：曰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1]

魏源的這番話顯示了中國外交的分析能力。面對強敵及其貪得無厭的要求，中國的外交家認識到，他們守定的雖是屈辱的條約，卻可限制洋人無休止的勒索。

與此同時，魏源根據歐洲的制衡原理，研究了有可能對英國施加壓力的國家。他援引漢唐及清初對付侵略成性的蠻夷的先例，對世界各國作了調查，研究了“英夷所憚之仇國”。在魏源的筆下，“以夷攻夷”的口號似乎可以自我實現。他舉出西方的“俄國、佛蘭西（法蘭西）、彌利堅（美利堅）”以及東方的“廓爾喀”（尼泊爾）、緬甸、暹羅（泰國）和安南（越南北部）”，認為皆是潛在的英夷仇國。魏源設想了一個分別從俄國和廓爾喀攻擊英國最遙遠、防守最薄弱的印度帝國的戰略。魏源分析中所含的又一利器是利用法蘭西和美利堅與英國的交惡，慫恿兩國從海上襲擊英國。

這是一個極其新穎的對策。唯一的障礙是，中國政府渾然不知如何實施這一對策。它對自己潛在的盟國一知半解，也不曾向這些國家的首都派駐過使節。魏源認識到中國的局限性，他稱，在一個全球政治的時代，“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調度外夷之人”，“知夷情夷形人也”。[2]

魏源繼而說，鑒于北京未能阻止英國的步步緊逼，因此需要削弱倫敦在世界和中國的相對地位。于是他提出了又一個嶄新的想法：邀請其他蠻夷來華。英夷和其他蠻夷出于貪婪必會互相爭斗，從而中國可在列強如何瓜分自己的問題上成為平衡各方利益的一方。魏源說：

今夷人既以據香港，擁厚貲，驕色于諸夷，又以開各埠，裁各費，德色于諸夷。與其使英夷德之以廣其黨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3]

換言之，中國宜主動向所有貪婪之國做出讓步，而不是讓英國先從中國勒索得手后，主動與其他國家分贓，從而為本國撈取好處。達到這一目的的方式就是最惠國待遇原則，即中國給予任何一個列強的特權應當自動給予所有列強。[4]

時間不偏袒任何一方。魏源提出的巧妙對策能否奏效，取決于中國是否有能力用“夷人之長技”武裝自己。魏源告誡說，中國應邀請法國和美國的“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魏源將這一新戰略概括為“未款之前，則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則宜師夷長技以制夷”。[5]

天朝最初對實現技術近代化的要求不屑一顧，然而卻采納了守定鴉片戰爭條約條款的戰略，以限制西方國家提出新的要求。一位重臣后來寫道，“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因此，中國官員應該“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6]

大權旁落：內亂外患

毋庸贅言，與中國締約的西方列強無意受羈絆。耆英與璞鼎查的談判結束之后，兩國的預期出現了新的鴻溝。對中國的朝廷來說，這些條約是對蠻夷做出的暫時讓步，依需要予以遵守，但絕不會主動提議擴大其范圍。而西方列強認為，這些條約不過是逐漸把中國引入西方政治和經濟交往準則的一個長期過程的開端。然而西方列強眼中的這一啟蒙過程被一些中國人視為思想侵略。

因此，對外國要求擴大條約范圍，增補在中國任何一地可自由通商的內容并向京城派駐外交代表的要求，中國人拒絕接受。北京雖然對西方各國知之甚少，但朝廷認識到，一旦洋人的軍事優勢、在華活動不受約束，再加上西方諸國在北京設館，必將嚴重危及中國的世界秩序觀。一旦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就會失去它歷史上特有的道德權威，淪為又一個被列強魚肉的弱國。在這一背景下，圍繞外交和經濟特權的一場看似不重要的爭端演變成了一場重大沖突。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國內一次大動蕩的背景下。負責夷務的中國官員不動聲色的自信——近代史上一個始終未改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這一劇變。早在1793年，馬嘎爾尼已講述過清朝滿族統治集團與漢族官僚階層和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平民百姓之間別扭的妥協關系。他指出：“中國各省起義迭起，年復一年，幾無間斷。”[7]

由于清朝的天命受到質疑，國內造反的人聲勢漸大，從宗教和倫理方面對清廷提出挑戰，從而為一場殘酷的沖突埋下了伏筆。帝國西部邊疆爆發了回民叛亂，宣布成立了一個短命的政權。清朝耗費巨資，清軍死傷無數，最終才將其鎮壓下去。在中國腹地，一場稱為捻軍的起義得到百姓的廣泛支持。自1851年起，捻軍堅持了近20年之久。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盡管受到嚴格限制，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鴉片戰爭后，大批外國傳教士蜂擁而至。太平天國起義的領袖是一位有魅力的中國神秘主義者，稱自己是耶穌的弟弟，有通靈之術。太平軍起義的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個新朝——“太平天國”，依照其領袖對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教義所做的怪異的詮釋進行統治。太平天國的軍隊攻占了南京以及華南華中的大片地區，以新朝的名義發號施令。雖然西方的史書極少提及，太平天國與清朝的戰爭卻是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數千萬人死于這場戰禍。雖然沒有官方統計數字，但據估計太平天國以及回民和捻軍起義期間，中國的人口從1850年的4.1億降至1873年的3.5億。[8]

19世紀50年代，正當清政府因內亂焦頭爛額之時，《南京條約》以及法國和美國與中國簽署的條約屆滿，需要重新談判。以上3個條約國堅持要求允許其外交官常駐中國首都，明確說明他們不是貢使，而是主權國家的代表。中國人百般拖延，尤其是鑒于前幾任參與談判的官員的下場，沒有哪個清朝官員愿意在常駐外交使團的問題上做讓步。

1856年，中國強行搜查了一艘在英國注冊的中國船只“亞羅”號，據說還褻瀆了船上的英國國旗。這一事件成了重開戰端的借口。和1840年的戰火一樣，這次戰爭的交戰理由并不那么光彩（日后發現，該船的注冊嚴格上講已過期）。然而雙方都清楚，戰端事關各自的重大利益。由于中國的防御能力依然薄弱，英軍攻占了廣州和華北地區的大沽口炮臺，迫近北京。

隨后開始的談判中，雙方觀點分歧巨大。英國以傳教士般的姿態咄咄逼人，把自己的談判立場說成是終于能把中國迅速帶入近代世界的善舉。倫敦的談判副代表李泰國概括了當時流行的西方人觀點：“你們肯定會看到，外交代表權對中英兩國都有好處。這劑藥可能不大好吃，但療效會甚佳。”[9]

清政府遠不像英國人那么積極。經過朝廷與參與談判的中國官員之間痛苦的頻繁公文往來，加之英國人再次威脅進軍北京，中國才接受了條約中的條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