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實力政策與《孫子兵法》
中國人是實力政策的出色實踐者，其戰略思想與西方流行的戰略與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長的動蕩歷史中，中國的統治者認識到，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過分強調對具體事件的完全駕馭有可能會打亂大同世界的平衡。潛在的敵人比比皆是，帝國永遠不可能享有絕對安寧。如果中國注定只能有相對安寧，它同樣暗含相對的不安寧——為此需要對中國的十幾個鄰國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它們的歷史和追求的目標與中國迥異。在陷于沖突中時，中國絕少會孤注一擲，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戰略思想更符合他們的風格。西方傳統推崇決戰決勝，強調英雄壯舉，而中國的理念強調巧用計謀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積相對優勢。
中西方的這一對比反映在兩種文明中流行的棋類上。中國流傳最久的棋是圍棋，它含有戰略包圍的意思。棋盤上橫豎各19條線，對弈開始時棋盤上空無一子。對弈雙方各有180枚子可用，子與子沒有差別。兩位棋手輪流在棋盤任何一點上落子，占據有利地形，同時設法包圍吃掉對方的子。棋手在棋盤各處同時展開廝殺。棋盤上每落下一子，對弈雙方的實力對比就略有消長，雙方都在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并同時應對對手的棋。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結束時，棋盤上雙方的地盤犬牙交錯，一方常常僅占有微弱的優勢。對于一個外行人，從棋盤上并不總能看出哪一方是贏家。[30]
而國際象棋的目標是全勝，目的是把對手將死，即把對方的王或后逼入絕境，令其走投無路。絕大多數的國際象棋比賽靠消耗對方實力或偶爾靠一著妙手取勝。唯一的另一種可能是雙方握手言和，即雙方均無希望取勝。
如果說國際象棋是決戰決勝，圍棋則是持久戰。國際象棋棋手的目標是大獲全勝，圍棋棋手的目標是積小勝。下國際象棋，棋盤上雙方的實力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擺在棋盤上。圍棋棋手不僅要計算棋盤上的子，還要考慮到對手的后勢。下國際象棋能讓人掌握克勞塞維茨的“重心”和“關鍵點”等概念，因為開局后雙方即在中盤展開爭奪，而下圍棋學到的是“戰略包圍”的藝術。國際象棋高手尋求通過一系列的正面交鋒吃掉對手的棋子，而圍棋高手在棋盤上占“空”，逐漸消磨對手棋子的戰略潛力。下國際象棋練就目標專一，下圍棋則培養戰略靈活性。
同樣，中國獨具一格的軍事理論也與西方截然不同。它產生于中國的春秋戰亂時期，當時諸侯混戰，百姓涂炭。面對殘酷的戰爭（同樣為了贏得戰爭），中國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種戰略思想，強調取勝以攻心為上，避免直接交戰。
代表這一傳統的最著名人物是孫武（尊稱“孫子”），《孫子兵法》一書的作者。有趣的是，沒人確知他到底是誰。從古至今，學者對《孫子兵法》作者的身世及該書的寫作年代爭執不下。該書記載了一個叫孫武之人的言行。根據他弟子的記載，孫武是中國春秋時期的一位軍事家，游走列國。一些中國學者，包括后來的西方學者，都懷疑是否真有一位孫武，或即使確有其人，《孫子兵法》是否確實出自他的手筆。[31]
《孫子兵法》為文言文，介乎詩歌體與散文體之間。該書問世已兩千余年，然而這部含有對戰略、外交和戰爭深刻認識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軍事思想經典。20世紀中國內戰時期，毛澤東出神入化地運用了《孫子兵法》的法則。越南戰爭時期，胡志明和武元甲先后對法國及美國運用了孫子的迂回和心理戰原理。（孫子在西方還獲得了另一個頭銜——近代商業管理大師）。即使在今天，《孫子兵法》一書讀起來依然沒有絲毫過時感，令人頗感孫子思想之深邃。孫子為此躋身世界最杰出的戰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說，美國在亞洲的幾場戰爭中受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違背了孫子的規誡。
孫子與西方戰略學家的根本區別在于，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談軍事。歐洲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認為，戰略自成一體，獨立于政治。即使是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也暗示一旦開戰，政治家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孫子則合二為一。西方戰略家思考如何在關鍵點上集結優勢兵力，而孫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優勢地位，從而確保勝利。西方戰略家通過打勝仗檢驗自己的理論，孫子則通過不戰而勝檢驗自己的理論。
孫子對戰爭的理解和論述既沒有歐洲一些戰爭論著中的激情，也不頌揚個人英雄主義。《孫子兵法》冷靜的特點反映在卷首：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2]
由于戰爭后果嚴重，慎重乃第一要義：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33]
政治家在什么事情上應該謹慎行事呢？孫子認為，勝利不僅僅是軍隊打勝仗，而是實現發動戰爭時設定的目標。上策不是在戰場上與敵人硬拼，而是折其士氣，或是調動敵人，使其陷入不利境地，以斷其退路。戰爭復雜殘酷，因而知己至關重要。戰略于是演變為一場心理上的較量：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34]
最理想的情況是指揮官擁有絕對優勢，從而完全可以避免交戰。其次是深思熟慮，并在后勤、外交和心理上做了充分準備后，給敵人致命一擊。孫子告誡道：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35]
由于“伐謀”和“伐交”涉及心理因素和對事物的認識，孫子非常重視用計和使用假情報。他告誡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36]
對一位信奉孫子思想的部隊指揮官來說，通過迷惑敵人或用計間接取勝，比倚仗優勢兵力取勝更人道（且不說更經濟）。《孫子兵法》告誡指揮官，要誘使敵人跟著自己走，或是將其逼入絕境，迫使其全軍或舉國投降。
也許孫子最重要的深邃思想是，在一次軍事或戰略的較量中，一切因素互為影響：氣候、地形、外交、情報、供應和后勤、力量對比、歷史觀，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氣等無形因素。無論哪個因素，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造成軍事形勢和相對優勢的微小變化——沒有孤立的事件。
因此，一位戰略家的任務不是分析具體形勢，而是弄清這一形勢與它形成的外部條件之間的關系。沒有一種局面是一成不變的。任何現象都是暫時的，都在不斷發生變化。戰略家必須洞悉變化的走向，為己所用。孫子用“勢”這個詞表達這一特征，而西方沒有類似的概念。[37]在軍事上，“勢”指戰略發展趨勢和演變的形勢中蘊含的“潛能”，即“各種因素之特定組合及其發展趨勢中蘊含的巨大能量”[38]。在《孫子兵法》一書中，“勢”指力量強弱及總體趨勢的不斷變化。
孫子認為，善用勢的戰略家恰如水沿山坡順勢而下，毫不費力就能找到一條最快、最容易的路線。一位成功的指揮官會耐心等待，而不是急于交戰，以避開敵人的鋒芒。他仔細觀察戰略形勢的變化并加以引導。他研究敵人的備戰狀況及士氣，積蓄己方力量，利用敵人心理上的弱點，直至出現打擊敵人薄弱環節的有利戰機。于是他出其不意，神速調兵遣將，沿著阻力最小的道路“順勢而下”。仔細尋找戰機以及精心準備，為他奠定了優勢地位。[39]《孫子兵法》論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領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壓倒敵人。這也是當年越南民主共和國與美國打仗的戰法（不過越南民主共和國把心理戰的勝利也轉化為實際的領土征服）。
通常，中國的政治家把戰略形勢看作全局的一部分：善惡、遠近、強弱、過去與未來皆互相關聯。西方人認為，歷史是走向近代化的過程，是戰勝邪惡與落后的過程。而中國人的歷史觀強調的是衰落與復興的周期，在這一過程中，人可以認識自然與世界，卻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結果是與之融為一體。戰略與治國方略成為與對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強敵為弱敵，同時加強自己一方的勢，或者說戰略態勢。[40]
當然，“以計取勝”雖是理想結果，卻不易實現。從古至今，中國不乏殘酷的戰事，多在本國，偶爾也在國外。一旦爆發戰爭，例如秦統一中國、三國時期的戰爭、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鎮壓以及20世紀的那場內戰，生靈涂炭，慘烈程度不亞于歐洲的世界大戰。最殘酷的戰事源于中國內部體系的崩潰，換言之，體現為一國內部的一種調整。對中國而言，國內穩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國入侵同等重要。
中國古代圣賢認為，世界永遠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順應世界潮流。沒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陸，天涯海角也沒有人等待人類救贖。中國是片福地，中國人在這塊樂土上生息繁衍。從理論上講，中國文化或許可以惠及周邊鄰國。然而漂洋過海迫使異族人皈依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沒有榮耀可言，天朝禮儀因而無法向遙遠的異域傳播。
這也許是中國遺棄航海傳統的深層含義。19世紀20年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論及他的歷史哲學時，談到中國人習慣于把東邊浩瀚的太平洋視為寸草不生的荒漠。他指出，中國人極少漂洋過海，而是固守其遼闊的陸地板塊。陸地把人束縛在“數不清的依附關系上”，而海洋卻促使人“跳出狹隘思維和行動的禁錮”：“亞洲國家宏大的政治結構缺乏掙脫陸地束縛、走向海洋的能力，盡管它們自己瀕臨大海，比如中國。在它們眼里，海洋意味著極限，意味著陸地的終結。它們從未用積極的眼光審視過海洋。”西方人則漂洋過海，把貿易觸角伸向全世界，到處傳播其價值觀。黑格爾認為，在此意義上，困于陸地的中國——其實中國曾是世界上頭號航海大國——“與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失之交臂”。[41]
中國挾其獨特的傳統和千年養成的優越感步入近代。這個獨特的帝國聲稱它的文化和體制適用于四海，卻不屑于去改變異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卻對與外國通商和技術革新漠不關心；它文化發達，卻受制于一個對西方探險時代的來臨一無所知的政治統治集團；它在遼闊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體系，卻對即將威脅其生存的技術文化大潮茫然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