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至上英主，無道暴君

獨一無二、冠絕英格蘭諸王的理查一世在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了積極的領導角色，參與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為爭奪中東地區進行的斗爭。相較之下，所有其他與理查一樣統治英格蘭的國王們都顯得黯然失色——無論他們曾是多么聰明睿智、雄心勃勃、富有才干或渴求權力，都僅僅滿足于偏安一隅，將其統治和征戰的范圍局限在歐洲西北一角。理查之前及之后的國王中也無人再能像他一樣，承擔起率領一支艦隊和一支大軍前往地中海東岸作戰的重任，更不必說在那兒迎擊，乃至挫敗一位如偉大的薩拉丁般可怖的敵手了。無疑，長期以來理查一世都被視為最偉大的英格蘭國王，根據一位生活于14世紀且作品廣為人知的世界史作者雷納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記載，不列顛人夸口稱他們的亞瑟王是堪與希臘人的亞歷山大、羅馬人的奧古斯都、英格蘭人的理查以及法蘭克人的查理曼媲美的人物。1不過，我們不應將希格登這一記載視作對理查的溢美之詞，他只是認為這就是當時英格蘭人對理查的看法而已。此外，14世紀波爾多的《風俗之書》（Livre des coutumes）所記錄的部分大事年表也能表明當時人們對理查的推崇：

公元542年 這年大不列顛的亞瑟王逝世。

公元827年 這年查理曼逝世。

公元813年 這年羅蘭伯爵逝世。

公元1199年 這年英格蘭的理查國王逝世。2

這就是那時人們觀念中可與理查并稱的偉人：亞歷山大、奧古斯都、羅蘭、查理曼和亞瑟王。

然而最近兩三百年間，正統觀念對理查的評判變得更加嚴苛。“他無疑是英格蘭歷史上最糟糕的君主之一。”3這樣的觀念無疑是基于大衛·休謨和愛德華·吉本這些最優秀及最有影響力的早期歷史學家們所達成的共識而產生的。在休謨看來，理查的行為“多受激情驅使，缺乏政治考量”，理查本人也是個“性情直爽但思慮不周、暴躁易怒且不安職守的君主”。所以，“即便在那個充滿浪漫幻想的時代，也沒人能比他更加勇敢無畏了”，理查的臣民們當然也“有理由為他統治期間持續發生的血腥暴力事件而深感憂慮”。4吉本則認為：“如果將冷酷無情和匹夫之勇定為評判英雄業績的標準，那么理查無疑能夠凌駕于所有時代的偉人之上。”5而19世紀時的偉大學者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表示：“哪怕我們再怎么體諒理查，他仍是一位失敗的君主：與其說他精力充沛，不如說他焦躁不安，對戰爭的熱愛以及為之而生的天賦更令他完全無法保持平和，他也完全缺乏謹慎處事的政治常識。”6在20世紀最有影響的十字軍史權威、英國歷史學家斯蒂芬·朗西曼爵士（Sir Stephen Runciman）的觀念中，理查盡管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戰士”，卻更是“一個不孝子，一個不合格的丈夫，一個失敗的國王”；同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法國史學家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則將理查稱作“無情少謀的騎士”（ce paladin impolitique et brutale）。7到了20世紀后半期，隨著理查開始被稱為“同性戀者”，他作為一個不合格丈夫，一個玩忽職守、未確立合適王位繼承人的冒失君主形象也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新近一項研究更是斷定，“作為十字軍領袖，理查是一位令人沮喪的失敗者”，而且“他并非英雄，只是一個永遠都想單騎決斗的莽夫”。8曾經位列至上英主的理查就這樣成了一位無道暴君。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評價理查投身十字軍的史實。對理查嚴加指責的英國史學家們批評他通常是因為他們認為理查對十字軍的狂熱導致他對英格蘭置之不理；法國人則認為，理查對十字軍活動的領導是殘暴且愚蠢的，并以他在阿克城（Acre）屠殺穆斯林俘虜的行動為證據。然而，過去人們之所以將理查與亞歷山大、奧古斯都、查理曼以及亞瑟王相提并論，只因為他曾領導了十字軍——這正是令理查威名響徹拉丁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那些參加了阿克圍城戰的人們堅信，他們此刻正如進行特洛伊圍城戰的先人們一樣，置身偉大的歷史瞬間之中。西方作家將1187年薩拉丁攻克耶路撒冷，滅亡耶路撒冷王國的事件視為一場亞非聯軍進攻歐洲的洲際戰爭的結果，9相應地，阿克圍城戰則被視為來自歐洲的回擊。此刻，基督教世界變得如此團結一致，甚至連比薩人和熱那亞人這對宿敵也能為這一共同事業齊心協力。盡管那些厭惡理查的人們仍認為他傲慢無情，但理查領導的十字軍更為他提供了使自己的卓越將才和絕倫勇武獲得眾人贊譽及擁護的世界舞臺。理查的綽號也來自當時的一位吟游詩人和歷史學家安布魯瓦茲（Ambroise），他在描述理查首次目睹被圍攻的阿克城及遍布城邊山丘的那些“懷有摧毀基督教之心”的薩拉丁士兵營帳的情景時，第一次用了“獅心王”（coeur de lion）這個傳誦至今的名號稱呼理查。10此后，十字軍東征的一系列傳奇事件開始為人所知，薩拉丁和理查兩人單騎決斗的圖景也在文學作品和裝飾藝術中展現。可以說，理查正是通過十字軍東征躋身傳奇之列，并以此名垂青史的。被認為是英格蘭最古老酒館的“耶路撒冷之路酒館”（The Trip to Jerusalem Inn）就宣稱建于1189年——這正是理查加冕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發起之年。“但是我們的國王在阿克打了場漂亮仗。”11英國著名詩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寫道。正如約翰·普雷斯特維奇所言：“若是忽視了那些令理查成為傳奇人物的特質，我們將無法了解歷史上真正的理查。”12理查本人也非常清楚這一點，理查是手握王者之劍（Excalibur）踏上十字軍征途的。

然而，十字軍曾經爭議重重，如今人們對它的討論更是如此。從宗教意義上說，第三次十字軍的目標在于收復圣城，而理查顯然沒有實現這個目標。那么，我們是否就能斷言，第三次十字軍或理查本人因此就一無是處了呢？在理查時代，確實有人認同這一看法。對那些認為十字軍一事無成的人，安布魯瓦茲在他的《神圣戰爭史》（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中評論道：“只因為耶路撒冷沒能光復，許多無知而愚蠢的人們就反復聲稱，他們（指十字軍戰士）在敘利亞一事無成。但這些人的看法是不恰當的，不過是對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妄加批判，對自己從未踏足之地夸夸其談罷了。”安布魯瓦茲的反駁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我們率先親臨其境、親眼看見一切并在此承受苦難。以見證者之名，我們絕不會散布那些為天主之愛而受苦的人們的謠言……（那些獻身于此的人們）必將進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并侍立天主之右，因為他們征服了另一座耶路撒冷。”13不過，很少有現代歷史學家會認同安布魯瓦茲的觀點，在他們看來，理查不過是個沒能收復耶路撒冷，卻在阿克城大肆屠殺數千俘虜的十字軍領袖罷了。14

將宗教和道德考量暫且擱置，另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雖然理查沒能重奪耶路撒冷，但他征服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在宗教意義上雖然無足輕重，但在戰略意義上無疑比耶路撒冷更加重要。現代歷史學家們往往也認為，薩拉丁對耶路撒冷的過度重視是他的戰略錯誤，理查則避免了這一錯誤。當時他所做出的選擇——征服塞浦路斯、收復巴勒斯坦的沿海城市、發起對埃及的遠征——均有戰略意義，它們也都可能為中東地區支離破碎的基督教據點持續帶來大量收益。若理查揮兵直指耶路撒冷，他可能已經將其攻克，并迅速獲得極高的聲望。不過理查對耶路撒冷的占領也難以持久。很顯然，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理查的當代人或隨后時代的人們開始采用非宗教的標準對他領導下的十字軍進行評判，而理查的勇武和征服事業甚至還得到了修士們的認可和贊譽。比如這位作為理查晚輩的西多會修士——奧布里·德·特魯瓦-方丹（Aubri de Trois-Fontaines），他由于效忠法國王室，對理查的許多事跡都持明確的批判態度，然而他敘述理查在十字軍中的事跡時，則將理查以其統御和勇氣在陸地和海上創造的偉業編入書中：“理查的這些偉業都值得銘記和贊譽。首先，他攻陷了墨西拿，隨后又征服了至今仍被拉丁基督徒們占據的塞浦路斯，接著他又在海戰中擊沉了亞歷山大里亞的大船……再之后他解除了雅法（Jaffa）的危機。”15

即便是在面臨更穩妥的選擇——留在本國時，在那些曾參加十字軍的人里，也不再會有人像理查一樣仍然置身于極端情形之中。理查的難題在于，當他在1189年即位時，距離他與法王腓力·奧古斯都的姐姐艾麗絲訂婚已過去20年，而在這20年間，艾麗絲曾處于理查的父親亨利二世的監護下，據稱亨利二世沒能抵制誘惑，誘奸了她。無論此事是否屬實，理查都以此為由拒絕履行與艾麗絲的婚約。但20年后將她再送回其弟處，這一舉動無疑會令法國王室極大受辱，也將無可避免地導致法王以戰爭相威脅，索取大量土地賠償。在此情況下，理查不可能獨自參加十字軍，慷慨地給腓力國王留在后方并任意復仇的機會。另一方面，考慮到英格蘭和法蘭西以外的情況，理查又如何能拒絕參加十字軍？西歐已經對耶路撒冷的陷落產生了極大的情緒反應，各地都將這視作基督教世界的危機。16盡管歐洲能夠解除這一危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解除危機的難度也會逐漸增加。這樣一來，作為阿爾卑斯山以北第一位做出反應的君王，理查又怎能不高舉十字，將收復耶路撒冷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理查當時無疑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

在一位同時代的年輕仰慕者看來，理查有著“涅斯托爾般的雄辯，尤利西斯般的謹慎”，17也許正因為這些特質，理查在短期內可以通過繞開它解決這個問題。就這樣，理查與腓力兩位國王一同踏上了十字軍的征途。但是，這不過將理查的難題延后罷了。理查在西西里宣布與艾麗絲的婚約作廢，隨后在塞浦路斯與納瓦拉的貝倫加麗婭（Berengaria of Navarre）成婚，以這一既成事實回應了腓力——一場在塞浦路斯舉行的英格蘭王室婚禮！這無疑令法蘭西國王備受羞辱，勃然大怒，不和的種子就此埋下。當重要的阿克圍城戰激戰正酣時，腓力尚且不敢撤軍，然而當勝利幾成定局時，腓力便迅速率部脫離十字軍，返回法國，決心讓理查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而此時腓力面臨的難題是，按當時的道德標準，攻占屬于參加十字軍者的地產是不被允許的。于是腓力只能將理查徹底塑造成一個兇狠而無恥的人物，并宣稱理查為掩飾自己倒向穆斯林的事實，故意做出保護基督教世界的姿態。腓力的御用傳記作者圣德尼的里戈（Rigord of St-Denis）和布列塔尼的威廉（William the Breton）則稱，腓力是因為患病才不得不撤軍的（從傳到薩拉丁處的消息可知，理查在阿克圍城戰期間同樣患病，且病勢更重，他們顯然隱瞞了這一事實），并稱理查的舉止十分可疑，進而編造出他向法王下毒和他背叛基督教的一系列故事。很快，謠言傳遍整個西方，稱理查曾收買薩拉森人的職業殺手“阿薩辛派”，以刺殺腓力的盟友、提爾領主蒙特費拉的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在一段時間內，腓力也絕不在沒有武裝護衛陪同的情況下出行，以此表明他對理查的刺客的恐懼——腓力擔心這些手持長刀的刺客將跨越敘利亞進入法國，對他進行突襲。腓力在巴黎甚至建立了一個反面宣傳工作室，成功地創造了有利于他入侵理查領土的輿論條件。18于是，以為了證實理查是否犯下如此大罪為借口，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六世（Henry Ⅵ）與奧地利公爵在奧地利將遠征歸來的理查逮捕，并將他囚禁了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很快發現能夠輕易利用這些被法王廣泛傳播的故事和謠言，于是在德意志和奧地利編年史家筆下，理查成了一個傲慢、無情而陰險的人。

理查的支持者們受到國王本人的激勵，也自然對腓力的毀謗行為做出了回應。因此，在理查一生中，他始終以一個爭議重重的形象置身于這場激烈宣傳戰的中心。奧地利、德意志、低地國家、意大利和海外諸國，以及英格蘭和法蘭西的歷史學者和編年史家們全都卷入了這場關于理查聲譽的論戰之中。吟游詩人吉羅·德·波爾內伊（Giraut de Borneil）在理查死后不久創作了一首挽歌，他在挽歌中寫道：“我曾聽聞，若有兩人哀悼這位國王，就會有第三個人出來詆毀他。”19而當一切塵埃落定后，那些最老練的政治家們，甚至許多法蘭西的政治家也都認清了法王編造謠言、文過飾非的意圖。讓·德·茹安維爾（Jean de Joinville）在他的《圣路易傳》（Life of Saint Louis）中記載了路易九世的宮廷顧問們舉出理查立即投身十字軍的例子，以理查作為路易應效仿的榜樣，并對比了路易祖父腓力和理查二人的舉止：“在阿克城被攻占的時刻，腓力國王卻因逃回法國之舉備受譴責。”20從這則逸事中可以看出，那些十字軍的親歷者們都對理查的成就深表贊許。這時，同代人批判理查的政治共鳴已然消散，理查的傳奇事跡則依然存留，在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法蘭西和英格蘭，理查也以傳奇人物和英勇的圣戰斗士形象為人所知。21

但對當代歷史學家而言，產生于12世紀90年代的這場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擴散或虛或實信息的國際戰爭仍然是值得發掘的豐富資源，盡管學者們并非總能意識到它的重要性。那些流言蜚語也早已流通散布開來，并逐漸生成許多甚至連編年史家都感到精彩到無法舍棄的故事。下文的例子是來自古法語著作《提爾的威廉的歷史的古法語續編》（Continuation of William of Tyre）中收錄的一個記述了理查策劃謀害腓力性命的故事，這個故事也被人們視作記錄海外事件的一個可信版本：

理查國王因為計劃在不接觸法王的情況下將他謀害之事，犯下滔天大罪。當時法王正臥病在床，理查國王前去探視。理查到達后，便向法王詢問病情和身體狀況。法王說他正飽受重病折磨，只求上帝恩典。隨后理查國王說道：“我想告訴您您的兒子路易的事，并前來給予您安慰。”法王便問：“我的兒子路易怎么了？我為何要得到安慰呢？”“正因為他，”英王答道，“我特地來安慰您，因為您的兒子已經離世。”

事實上，留在國內的路易并未離世。這個故事的后續是：腓力詢問了他的顧問和醫生們，得到了“理查這么說只是希望在您病重時加劇您的悲痛，使您一病不起罷了”這樣的答復。于是，腓力便集結艦隊回國了。22

現代英國史學家們往往會因為理查未對其王國恪盡職守而批評他，但與理查同時代的評論家們卻不認同這個觀點。盡管其中有些懷著后見之明的人認為，理查對其弟約翰過于慷慨，但他們都贊美了理查投身十字軍的舉動。如果說他們與現代史家有什么區別，那就是他們批評理查的“苛政”，而并非現代史家所說的“失職”。科吉舍爾的拉爾夫和豪登的羅杰（Roger of Howden）便是批評理查苛政的代表，他們經歷了稅賦繁重的理查統治末期，自然有極好的理由為理查“永不滿足的貪欲”，以及在審判庭和森林巡回法院重壓下“日漸窮困”的國家而哀嘆。23他們也承認這筆巨資是為了支持國王的正義戰爭所征收的，所以，雖然理查加于其封臣的沉重稅負無疑有損于他的英雄之名，但理查的封臣們仍將理查看作一個不折不扣的英雄，就像安布魯瓦茲一樣。稍晚時期的史學家們則由于不需為理查納稅之故，更易于關注理查的英雄一面。文多弗的羅杰（Roger of Wendover）和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則是其中對理查最為推崇的史家，他們筆下的理查全知智睿、戰無不勝、至善至仁（sapientissimus, victoriosissimus, clementissimus）。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逸事是：亨利三世造訪巴黎時，曾邀請法王路易九世到一間掛滿盾牌的房間中赴宴，而理查的盾牌就掛在當中，有人開玩笑般指責這樣的布置是對法王的無禮戲謔，在這面盾牌下用餐的法王除了因回憶往昔而感到恐懼、渾身發顫之外，什么都做不了。24這面盾牌以理查使用的第二枚國璽的圖樣裝飾，此后這一圖樣也成為英格蘭的王室紋章。25這無疑也是表明理查已成為英格蘭王權典范的最佳圖像例證。在一首宣稱于理查在世時期完成（盡管它實際上很可能完成于理查逝世后）的詩中，文紹夫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nsauf）以這樣的開頭向英格蘭致辭：“正是到了理查國王統治的時代，英格蘭方能令列國之女王——英格蘭揚威四方！女王陛下！理查助您主宰世界，您的地位因這位偉大舵手堅如磐石！……理查國王正是照亮您的璀璨之星，是給您助力的支柱，并以雷霆之勢打擊您的仇敵！”26

在愛德華一世統治早期寫作的一首詩的一句為“看啊！他的璀璨光芒宛若理查再世”（Behold he shines like a new Richard），這表明理查已成為那些雄心勃勃的國王們渴望追逐的目標。27當然，理查也成為判定其他國王們是否合格的標準。《愛德華二世傳》（Life of Edward II）的作者對愛德華二世的評價便是例證：

吾王愛德華已統治整整6年，至今卻仍未取得任何值得贊頌或紀念的功績。反觀理查國王，他早年的統治何等不同！統治的第三年尚未結束，他的武名便已傳至海外：他僅用一天便揮兵攻克西西里島的墨西拿，又用兩周時間令塞浦路斯稱臣，隨后他來到阿克城下浴血奮戰，令他在異國他鄉的光輝事跡得以被拉丁世界和法語世界的人們廣為傳誦。哦！若吾王愛德華也能有如此波瀾壯闊的人生將多么幸運！28

與此類似的是，《短韻文編年史》（Short Metrical Chronicle）中記載：愛德華一世未能履行參加十字軍的諾言，這也與其先輩理查一世在東征時取得的赫赫武功形成鮮明對比。阿克城于1291年陷落，此時距離理查攻占阿克城恰好過去了100年。在阿克城陷落之日，作為英吉利民族象征的理查再度引人追思，而理查的歷次親征也宣示了英格蘭人凌駕于其他民族，尤其是法蘭西民族之上的至高權威。29盡管14世紀時愛德華一世對蘇格蘭發起戰爭使蘇格蘭人產生了對英格蘭諸王的敵對情緒，然而理查的聲譽卻并未因此受損。富爾頓的約翰（John of Fordun）就認為理查是“對蘇格蘭人友善的高貴君王”，而在理查統治時期“兩國建立起誠摯友好的同盟關系……兩國人民也一體同心，不分彼此”。30

將羅賓漢（Robin Hood）和小約翰（Little John）在英格蘭活動的時期定在1193至1194年理查在從十字軍征途歸來、身陷囹圄時，也是蘇格蘭史家約翰·梅杰（John Major）在1521年時最先提及的。31盡管隨后也出現了關于羅賓漢活躍時間的其他說法，但當時最流行的仍然是約翰·梅杰的版本，這很可能與理查這位歷史人物兼具傳奇和浪漫色彩的特質有關。在一部以失傳的13世紀法國傳奇故事為藍本、成書于14世紀的英格蘭傳奇故事中，理查能將手伸入獅子的喉嚨，并將其心臟拔出。32類似地，在莎士比亞的戲劇《約翰王》（第一幕，第一景）中，法孔布里奇夫人（Lady Faulconbridge）告訴其子腓力（Philip），他的父親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理查國王之后，劇中的主角腓力卻并無責備其母之意：

母親，我不再祈望能有更好的父親……

他能用強力掏出獅子的心，

自然也容易贏得一個女人的心。33

正如腓力·法孔布里奇（Philip Faulconbridge）在劇中的情感所揭示的那樣，16世紀的史學家們仍然將理查視作偉大的國王。史學家波利多爾·維吉爾（Polydore Vergil）盡管主動使用人文主義者慣用的拉丁語寫作，但他對理查的君王風度和男子氣概的贊美仍是中世紀式的。他認為，理查賦予某些人的高傲印象，不過是他偉大天性的自然流露罷了；編年史家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觀點與維吉爾類似，他將理查稱為“值得所有王侯效仿的知名典范”；34約翰·福克斯（John Foxe）盡管是一個堅定的反教宗者，但他卻支持十字軍，認為理查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勇士，更是一位高貴、寬容、慷慨而富有才智的人物。35生活于詹姆士一世統治早期的制圖學兼歷史學家約翰·斯皮德（John Speed）也將理查視為“決斷英明、才思敏捷的高貴君王”，理查的統治“體現了他對英格蘭人的關愛和對正義的關切”。斯皮德還為“那招致死亡陰云遮蔽凱旋之喜，令閃耀的騎士之星倏然黯淡的致命劫難”深深哀慟，而這次使理查再也不能重返耶路撒冷的劫難也“在此時令所有基督徒深感悲痛”。36

首位對統治英格蘭史學界400余年的觀念提出異見并開始建立評價理查的新式正統觀念的學者，是宮廷詩人兼歷史學家薩繆爾·丹尼爾（Samuel Daniel）。在他著名的《英格蘭歷史集成》（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我認為這是第一部英格蘭中世紀史的經典著作——中，他對理查的評價是，“他向這個王國所索取的和消耗的財富，要遠遠超過自諾曼王朝以來的所有先輩君王，但他獲得的成就與此毫不相稱。理查不在這里生活，并沒有為這個王國留下什么，他沒有留下對天主虔誠的紀念物，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更沒有對國民福祉表現出仁愛和關切之情，他所做的不過是掠奪一切可獲得的資源罷了”。盡管薩繆爾·丹尼爾認為理查除了他的勇武一無所值，他也坦承“理查善于聽取臣民們的意見，也深獲他們愛戴，因而封臣們盡力為他效勞，為了贖回和保護他們的封君而不遺余力”。正如這段文字所表達的那樣：

從未有過一位君王像理查一樣麻煩纏身、躁動不安，導致他陷入困境的既有投身圣戰的緣故，也有捍衛基督的緣故，他在圣戰中遭受苦難，這使得教會對他的要求一概來者不拒，對他的事務毫不干預。而那些滿足于了解理查在海外冒險中的非凡勇武和驚險遭遇（以及隨后對法作戰的勝利等事跡）的民眾，仍然要背負日漸沉重的壓力。

作為當時杰出史家的丹尼爾意識到，在他對理查一世進行批判，并穿透當代觀念的樊籬探尋隱藏其后的“歷史真相”時，他的觀念卻體現出既獨具一格又時空錯位的矛盾性。于是我們能看到，他在另一篇重要文章里迅速對過去的冒失言辭表示了歉意。“先祖啊，請寬恕我們！若我們曾因受到這個時代的風尚影響，而對您的事跡判斷不公，這不過是我們接受了當下觀念的結果：當我們的后代討論我們這代人時，正如我們總是認為今人比古人更有智慧，并因此妄議先祖一樣，他們也會因為施展自己的想象力犯下與我們類似的錯誤。”37

值得注意的是，在稍早的16世紀90年代，丹尼爾還不吝惜對理查的贊美。38那么，他為何要在看到他人使用這種時空錯位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批評后，又有意地接受這套方法呢？這或許與丹尼爾所處的宮廷情況有關。當他還是為王后的王室住宅服務的廷臣時，正在寫作其史書中將要進獻給當時的王后丹麥的安妮（Anne of Denmark）的1612年至1618年的紀事部分，這部分在他看來是“我在尊貴的王后門下效勞期間完成的最重要部分”。應該說，他對理查的新批評是對當時宮廷斗爭內容的部分反映。當時負債累累的詹姆士一世竭力抵制宮廷內部那些舉足輕重的人的意見，他們迫切希望他成為歐洲大陸清教徒們反抗西班牙的“十字軍”領袖。而丹尼爾對理查以“殘暴壓迫”征集大量財富，并在海外耗盡財富行為的批評，也無疑符合詹姆士一世宮廷的利益。

不過，當時以這樣激進的新觀念對這位英格蘭歷史上最具英雄色彩，且因傳奇聲名更盛的國王進行的重新解讀，顯然無法立刻獲得所有人的支持。比如，史學家理查·貝克爵士到1641年時還認為理查“英勇、睿智、慷慨、仁慈、公正、至虔至誠，是為基督教世界福祉而生的君王”。39盡管如此，這時也還是發生了一些推動丹尼爾的思路成為標準解讀的事件。宗教改革使人們能夠更輕易地拋棄過去人的觀點，約翰·福克斯甚至說，“那個時代的任何證詞都是不可信的，人們因為迷信而愚昧墮落”。事實上，在宗教改革后的英格蘭，十字軍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1639年，托馬斯·富勒稱“迷信不僅污染了（十字軍的）外在，也腐蝕了它的核心”。40富勒認為“比起一位將軍，理查更像是一位揮霍民財的敗家子”，隨著軍隊統帥親自參加戰斗的情況越來越少見，這一評價顯得更加尖銳。類似地，他認為阿克城的大屠殺“令理查的聲望極大受損”，這一觀點也成為現代觀念的先導。41作為一名圣戰君主的理查所具有的愿與將士們同生共死的品質，也由于不符合當時的統帥標準逐漸不被公眾認可。所以，丹尼爾將理查視為置其王國于不顧、在海外揮霍財富的君主的新觀念也變得更易為人們所接受。1675年，溫斯頓·丘吉爾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在為理查三世平反后，將理查一世稱作“我們所有的理查國王中最糟糕的一位”，他認為理查是“不孝之子、無愛父親、無情兄長和頑劣之君”；“上述特質也使理查在他的臣僚前毫無價值，他不僅與其臣民形同陌路，更讓臣民有被外來生人統治之感”。42丘吉爾的思路也被18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史家們認可，勞倫斯·厄查德（Laurence Echard）強調了理查“從未在英國駐留”這一方面。43保羅·拉賓（Paul Lapin）則認為，理查除了對金錢貪得無厭的愛和“蠻橫兇暴”的性格外毫無德行，再加上他的傲慢和貪欲，導致英格蘭這片“他整個統治期間僅停留不足8個月的土地，因其統治而怨聲載道”。44大衛·休謨將十字軍視為“所有時代以來，所有民族之中曾出現過的最為持久也最能體現人類愚昧的典型事件”，無疑，他自然也不會對這位最偉大的英格蘭十字軍戰士有什么好感。盡管休謨承認“由于國王精湛武技贏得的榮光令英格蘭人都倍感欣慰”，然而理查“魯莽暴烈的性情”也使他“更容易以其蓋世武功揚名立萬，令人矚目，卻無法通過施行善政造福民眾，增進名望”。45休謨對理查的詮釋也在隨后的200年間被奉為圭臬。以至于歷史小說家沃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也未能免俗，他在《艾凡赫》中對理查統治的總結是，“為民間歌手和行吟詩人提供了題材，卻不能給他的國家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而歷史往往只青睞后者”。置王國于不顧的理查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盡管20世紀早期的史學家們也對理查的統治進行了最詳盡的研究，但凱特·諾爾蓋特（Kate Norgate）和莫里斯·波威克（Maurice Powicke）的研究中也只能暗含著對上述觀點的質疑。普爾（A. L. Poole）則在《牛津英格蘭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中提出了理查的“小英格蘭”（Little England）觀念，認為“理查將英格蘭當作可以獲取和透支財富的銀行，以此為他雄心勃勃的海外冒險提供經濟支持”。46一部出版于1974年的理查傳記則指出，“若以理查所處時代和他身處的具有俠義精神的統治階層及騎士階層的標準來看，他確實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和偉大的人物。理查也作為美德典范成為他們最崇敬的人，對他們來說，理查的缺點和過失則居于次要地位”，但他繼續寫道，教會和市民階層的看法則全然不同，“理查的道德缺陷招致教會指責，他荒唐的稅收政策則令市民們驚恐不已”。47到了20世紀50年代，即便是孩童在學校操場上玩“扮演獅心王理查”的游戲時，也會得到這樣的教誨：“理查不是一個合格的國王，他只關心手下的士兵。”48

到了20世紀后期，對理查的負面看法仍然被希望影響大眾觀念發展的權威人士們使用。49比如，巴里·諾曼（Barry Norman）在他的一篇題為《羅賓漢：經久不衰的角色》（The Evergreen Role of Robin Hood）的短文中指出，電影中“將羅賓漢支持的‘獅心王’理查描寫為正面角色，而約翰王子則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從而將羅賓漢打造為一個超級英雄。事實上理查才是個極壞的君主……約翰盡管不慎在沃什河口將王室御寶遺失，但他可能是比他兄長更好的國王”。50正如這段文字所暗示的，16世紀時產生的理查與羅賓漢之聯系，對塑造理查缺席的國王的形象適時地提供了有力支持，羅賓漢則作為保護人民，幫助他們反抗壓迫的斗士，履行起國王應盡的職責。最重要的是，這也是好萊塢所塑造的理查形象。1938年埃羅爾·福林（Errol Flynn）主演的電影《羅賓漢歷險記》中，由福林飾演的羅賓漢成了“教導理查對其國家職責所在的不法之徒”。而1973年華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出品的動畫電影《羅賓漢》則將十字軍歸結為本性善良的理查被約翰親王的陰險顧問西斯爵士（Sir Hiss）催眠后所做出的“瘋狂之舉”。20世紀時，“獅心王”（Coeur de Lion）一詞也不再用于描述一位強力人士或大胃王，而成了“缺勤怠工”的同義語。“因他無論何時返回英格蘭，都會立刻出發前往地中海，所以被稱作‘里昂車站的理查’（Richard Gare de Lyon）”①。51

總之，無論我們如今對發起十字軍一事的看法如何，本書的目標都在于：將理查還原為一位12世紀的統治者和國王，并根據同時代人對理查功過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理查是否符合其預期的評估狀況進行研究。無疑，我們只能接觸到那些被人們記錄下來的觀點，這些觀點的記錄者們常常試圖提出新觀點，而非僅僅轉述舊觀點。因此，本書關鍵在于闡明兩個相關問題：理查本人的聲譽如何？這些對立觀點又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