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本來就處于一個悲劇時代，因此我們無須悲痛欲絕。大災難既已發生，我們周圍是一片廢墟，我們著手建起小小的新住處，懷著小小的新希望。這是一項相當艱難的工作：現在是沒有通向未來之坦途的，但是我們四處奔走，攀越障礙。無論多少重天塌下來，我們也得生活。
這差不多就是康斯坦斯·查泰萊夫人的想法。戰爭讓她家的天塌了下來。而她則明白人總得生活和求知。
1917年克里福德·查泰萊休假回家一個月，她嫁給了他。他們度過了一個月的蜜月。之后克里福德就回到佛蘭德斯前線，六個月后，幾乎粉身碎骨地被運回了英國。康斯坦斯，他的妻子，當時23歲，而他是29歲。
克里福德的生命力很是驚人。他沒有死，粉身碎骨的身體似乎又長好了。他在醫生手下度過了兩年的時間。然后據稱他已被治愈，他又活了過來，然而他的下半身，自臀部以下的部分，卻永遠癱瘓了。
1920年，克里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家，家族“所在”——拉格比大宅。他的父親已去世，現在是準男爵了，克里福德爵爺，而康斯坦斯就成了查泰萊夫人。在查泰萊家族相當荒涼的家中，他們相當拮據地開始料理家務，過起了婚姻生活。克里福德有一個妹妹，但是她已不住在那里。其他再沒有什么近親了。他的兄長在戰爭中陣亡。他已經永遠殘疾，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育，回到煙霧彌漫的英國中部來，是要盡可能地維持查泰萊家族的姓氏。
克里福德并沒有真正頹靡。他可以坐在輪椅中，轉來轉去。他有一把巴思輪椅，附加了一個小馬達，他可以自己駕駛著，慢慢繞著花園，進到那個精美而令人憂郁的庭園中去，對這個庭園，雖然他假裝滿不在乎，但實際上他為它感到如此驕傲。
歷經了太多的苦難之后，他感受苦難的能力似乎也下降了。他還是那樣獨特、明朗、愉快，紅潤健康的膚色、迷人明亮的淡藍色眼睛，讓人覺得他簡直是個樂天派。他的肩膀寬厚強壯，雙手有力；他著裝華貴，打著邦德街的講究領帶。然而，從他臉上仍然可以看到小心戒備的眼光，看到殘疾人的一絲內心空虛。
克里福德曾距死亡只有一步之遙，因而他存留下的生命對他而言更為珍貴。從他不安地閃亮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死里逃生后的自豪。但他受到太大的傷害，以至于他有點心如死灰，有點感覺麻木，剩下一片沒有知覺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是個臉色紅潤的鄉下模樣兒的女子，柔軟的褐色頭發和強壯的身體，伴隨著緩慢的舉止，有著一股非同尋常的精力。她那充滿好奇的大眼睛，以及溫柔的嗓音，好像是剛從她土生土長的村子里出來。其實全然不是這樣。她的父親曾是皇家藝術學會知名的麥爾肯·瑞德爵士，她母親則是頗有點拉斐爾前派風格的興盛時期教養良好的費邊社成員。在藝術家和有修養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爾達接受了一種帶有審美意味的非傳統教育。她們被帶去巴黎、佛羅倫薩和羅馬接受藝術熏陶，她們也被帶去別的方向上，到海牙和柏林，參加盛大的社會主義者大會，會上演講者們使用各種文明語言發言，沒有一個人感到局促不安。
所以，姐妹倆從小就絲毫不被藝術和理想的政治嚇倒。那已經成為她們的自然氛圍。她們既是世界性的，也是鄉土化的。她們的這種世界性的鄉土藝術，正符合單純的社會理想。
她們在15歲的時候被送去德累斯頓主修音樂。她們在那兒度過了快樂時光。她們在學生中無拘無束地生活。她們和男子們爭論哲學、社會學和藝術問題。她們的學識不亞于男子，正因為是女子，所以她們更勝于男子。她們常和帶著吉他的壯小伙兒一起在林中漫步，吉他發出堂堂的聲響。他們唱起流浪者之歌，自由自在。自由！這個詞兒真是偉大。在自由的世界，在晨曦中的林間，和充滿活力、歌喉動人的伙伴們在一起，她們為所欲為——尤其是——暢所欲言。正是交談才最為重要：那種熱情洋溢的交談。愛情僅僅是個小小的陪襯。
希爾達和康斯坦斯都曾在她們18歲時初涉愛情。那些和她們傾心交談、歡樂歌唱，并在樹下自由自在野營的男子們，無疑都想有愛的交流。女孩們起初有些疑慮，但后來這種事情經過太多的談論，已被看成很重要的事情了。況且這些男子們又都如此謙卑，如此渴求，為什么不能像一個皇后一樣，將自己作為恩賜委身于他們呢？
于是她們把自己給了那兩個青年——各自和那個與她進行過最微妙、最親密辯論的男子。辯論或討論是了不起的事情：做愛和性交只不過是一種原始的逆轉和一種有幾分令人掃興的事情。事后，她們對于各自男子的愛意冷淡了，甚至有些敵意，似乎他侵犯了她們各自的隱私和自由。因為作為一個女子，生命中的尊嚴和意義就在于獲得絕對、完美、純粹、高尚的自由。如果不能從古老而污穢的兩性關系和從屬狀態中解脫出來，一個女子的生命意義何在？
無論你怎么讓性愛帶上浪漫色彩，它總是各種最古老、最污穢的兩性關系和從屬狀態之一。歌頌性愛的詩人往往是男人，女人們一向都知道有比這更好更高尚的東西，現在她們確信無疑了。一個女人美好而純粹的自由，比任何性愛都要美妙得多。唯一不幸的是男人在這點上遠遠落后于女人，他們像狗一樣堅持性的滿足。
而一個女人不得不退讓。男人像饞嘴的孩子，他要什么女人就得給他什么，否則他很可能像孩子一樣變得令人討厭、躁動不安，把好事弄糟。女人可以遷就男人，但保留她內在的、自由的自我。那些詩人和那些談論性愛的人似乎并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女人可以有個男人而不真正委身，她無疑可以擁有他而不受他的支配，相反，她可以用性愛去支配他。她只需要在性交中控制自己，讓男人耗盡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然后她可以延長性交，把他僅作為工具來達到亢奮和高潮。
到大戰開始，姐妹倆匆匆趕回家的時候，她們都已有過自己的戀愛經驗了。她們不會輕易愛上青年男子，除非能在言談中能非常親近——能彼此在交談中十分趣味相投。和一些真正聰明的青年男子連著幾個月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的熱情談話，帶來的那種驚人的、深刻的、難以置信的震顫……不親身體驗一下是難以明白的！天國的許諾“爾將得到可以促膝交談的男子！”——從未說出口來。它是在她們知道它是什么樣的一種許諾之前完成的。
如果在這些生動而啟示心靈的討論喚起了親密感之后，性愛成為幾乎不可避免的結果，那就順其自然。它標志著一個章節的完結。它本身也是令人銷魂的：從身體深處產生的那種奇異的震撼和最終的一陣驕橫，就像畫龍點睛之筆，讓人興奮，也很像一行星號，用來表示一段話的終結，以及主題上在此告一段落。
1913年女孩們回家過暑假的時候，希爾達20歲，康妮18歲，她們的父親已明顯地看出來她們已經有過戀愛經歷了。
這正如有人說過的那樣，“L’amour avait passé par là”。不過他自己是過來人，就聽其自然。至于母親，一個不久于人世的神經病患者，她只想讓她的女兒能“自由”，能“成就自我”。她自己從未完全成就過自我：她不能。天知道為什么，因為她是個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行事方式的女人。她責備她的丈夫。然而實際上，正是留在她思想上或心靈中的某些古老的權威印象，她無法擺脫。這不關麥爾肯爵士的事，他讓他神經質地懷有敵意的剛烈妻子自行其是，而他則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兩姐妹是“自由”的，她們又回到德累斯頓，回去學她們的音樂，回到大學和年輕男人那里。她們愛著她們各自的小伙兒，她們的小伙兒也以全神貫注的激情愛著她們。這兩個小伙兒所想所說所寫的所有絕妙事情，都是為這兩個少女所想、所說、所寫。康妮的小伙兒是音樂人，希爾達的戀人是學技術的。但他們干脆是為他們的少女而活著，也就是說，在他們心目中和他們精神亢奮時他們是這樣想的。在其他方面，他們受到一點抵制，盡管他們自己并不知道。
在他們身上也可以看得很明顯，他們都經歷了愛情：也就是說，肉體上的體驗。真是很稀奇古怪，它在男女身體上造成了何等微妙而不容置疑的變化：女人更花枝招展、更圓潤豐盈，少女時代的清瘦變得豐滿，表情不是流露出渴望就是揚揚得意；男人則更加沉靜內向得多，肩膀和臀部的樣子更少咄咄逼人，變得更加遲疑。
在體內實際的性快感中，姐妹倆幾乎屈服在奇特的男性力量之下。但她們很快恢復過來，把性快感當作一種感覺，保持了自由。而男士們呢，因為感激她們所給予的性體驗，把靈魂都交給了她們。但后來他們的樣子又好像是得不償失。康妮的情人有點兒郁郁不樂，希爾達的情人則有點嘲弄人的意思。這就是男人：忘恩負義又貪得無厭。你不占有他們的時候，他們恨你，因為你不愿意；你占有他們的時候，他們還是恨你，因為別的一些原因。或者毫無理由，除非因為他們是不知足的孩子，無論得到什么，他們都不會滿意，任由一個女人會做些什么。
然而，戰爭到來了，在五月回過一次家之后，康妮和希爾達又趕回家去參加母親的葬禮。1914年圣誕節前夕，她們的德國情人都死了：姐妹倆為此哭泣，對這兩個小伙兒戀戀不舍，但是內心里卻忘記了他們。他們不復存在。
姐妹倆住在肯辛頓她們父親的宅子里——實際上是她們母親的宅子，和一伙劍橋青年學生們待在一起。這些青年擁護“自由”，穿法蘭絨褲子和法蘭絨開領衫。他們是那種有良好教養，情感上無拘無束的人，他們說話低聲細語，舉止格外敏感。然而，希爾達忽然與一個年長她10歲的男人結了婚。他是這伙劍橋學生團體的老成員，是一個相當有錢的人，在政府中有個舒服的世襲職位，同時也寫些哲學散文。希爾達和他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所小房子里，加入到政府中那些有教養的人的社會中，這些人雖然不是頭等人物，卻是，或即將是，國家的真正智囊人物：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么，或者說話時顯得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康妮在做一項和平方式的戰時工作，結交了一幫穿法蘭絨褲子的劍橋“刺頭”，他們至今都溫和地嘲弄一切。她的“朋友”是克里福德·查泰萊，一個22歲的年輕人。他本在波恩學習煤礦技術，那會兒剛剛趕回來。他以前也在劍橋學過兩年，現在他在一個很棒的團里擔任中尉，因此他可以更合適地穿著制服嘲弄一切了。
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屬于上流社會。康妮是富裕的知識分子，而他屬于貴族階層，雖然不是大貴族，但好歹是貴族。他父親是準男爵，他母親是子爵的女兒。
然而，克里福德雖然比康妮出身更好，更加“上流社會”，但卻以他自己的方式比康妮更狹隘更膽怯。在那個狹小的“上流社會”——土地貴族社會中，他覺得安逸，然而他對由中下層階級和外國人組成的整個其他的大千世界感到羞怯和惴惴不安。如果必須說實話的話，那么他就是有些害怕中下層階級的人，害怕和他不屬于同一階級的外國人。他以某種令人驚愕的方式意識到他自己的無助，其實他擁有特權給予的所有保護。這是很奇怪的，但確是我們時代的一種現象。
因此，一個像康斯坦斯·里德這樣的姑娘那種獨特的溫柔與自信迷住了他。在紛亂的外部世界里，她遠比他表現自如。
盡管如此，克里福德也是一個叛逆者：甚至叛逆自己的階級。也許“叛逆”這個詞用得過火了：太過火了。他只是碰上了年輕人反傳統、反任何一種現實權威的普遍潮流。父輩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固執的父親最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我們自己這個等著瞧的政府尤其可笑。軍隊是可笑的，老派的將軍們全都可笑，紅臉的吉治納將軍尤甚。甚至連戰爭也是可笑的，盡管它殺了很多人。
實際上，任何事情都有些可笑，或者說是非常可笑：任何東西跟權威沾邊的，不論是軍隊還是政府還是大學，都在某種程度上是可笑的。就統治階層自認為有統治資格而言，他們也是同樣的可笑。克里福德的父親喬弗利男爵極其可笑。他砍倒他的樹，清除他礦上的礦工，打發他們到戰場上去；他自己卻安然無恙，同時高喊愛國。而且他為國家花的錢比掙的還多。
當查泰萊小姐——姐姐愛瑪——從英國中部到倫敦做護理工作的時候，她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詼諧地談論喬弗利男爵和他的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哥哥和爵位繼承人赫伯特則坦然大笑，雖然砍倒給戰壕做支撐的樹都是他自己的。而克里福德只是有點不安地微笑。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笑的，真是這樣。但是太臨到跟前，一個人自己也變得可笑的時候……至少像康妮那樣其他階級的人對有些事是很認真的。他們相信有些事情。
他們對于士兵，對于征兵的威脅，對于孩子們短缺食糖和糖果等，都是相當認真的。當然，在所有這些事情中，當局可笑地不知所措。但克里福德對此從不往心里去。對于他而言，當局從一開始就是可笑的，并非因為糖果或士兵。
當局讓人感覺可笑，并以相當可笑的方式行事，國內局面一度混亂不堪。直到前線態勢嚴重起來，勞合·喬治出來挽回國內局面。這超過了可笑的界限，輕率無禮的年輕人不再嘲笑了。
1916年，赫伯特·查泰萊陣亡，于是克里福德成為繼承人。甚至這也把他嚇壞了。作為喬弗利爵士的兒子，拉格比的孩子，他的重要性在他身上已經根深蒂固，他絕對無法逃避。然而他知道，這種事在沸騰的大千世界眼中也是可笑的。現在他是繼承人，他要為拉格比負責。難道這還不可怕嗎？而且難道不是既顯赫又荒唐的事嗎？
喬弗利男爵可一點也不覺得荒唐。他臉色蒼白，緊張而自閉，他固執地決心要救他的祖國，挽回他的地位，不管是勞合·喬治還是其他任何人當政。他和現實的英國如此隔絕，離它如此遙遠，又如此無能為力，以至他把霍拉旭·鮑特姆利也想得很好。他擁護英國和勞合·喬治，正如他的祖先們擁護英國和圣·喬治：他從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同。因此他砍掉他的樹木，擁護勞合·喬治和英國，英國和勞合·喬治。
他想讓克里福德結婚，生出繼承人來。克里福德覺得他父親是個不可救藥的老頑固。但是他自己，除了會縮頭縮腦地嘲諷一切并拿自身的處境大加嘲笑外，又比他父親高明了多少呢？但是無論這是否合乎他的愿望，他已經十分鄭重地接受了準男爵的爵位和拉格比這份家產了。
出自戰爭的狂熱興奮消失了……死寂了。死亡和恐怖太多了。一個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撫。一個男人需要有一個安全世界中的精神支柱。一個男人需要一個妻子。
查泰萊家庭兄弟姐妹三個，雖然有各種關系，卻不知為什么與世隔絕地生活著，把自己關在拉格比的家里。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使得他們的關系更親密，這是一種地位脆弱的感覺，一種無助的感覺，盡管有貴族頭銜和土地，或者說，正因為有貴族頭銜和土地，他們才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和他們在那里度過人生的英國中部工業區相隔絕。他們和他們自己的階級也由于父親喬弗利男爵沉思、固執、封閉的天性而疏離了。他們嘲笑父親，但是關于他的事卻十分敏感。
他們三人曾說過要始終住在一起。但現在赫伯特死了，喬弗利爵士要讓克里福德結婚。喬弗利爵士幾乎不提這件事：他很少說話。但他關于事情應該如此的無言而沉思的堅持，是克里福德難以承受的。
但愛瑪說不！她比克里福德年長10歲，她認為他要成婚，那就是對家里三個年輕人所堅持原則的背棄。
然而，克里福德和康妮最終還是結婚了，并和她度過了一個月的蜜月生活。那是在可怕的1917年，他們就像一條沉船上站在一起的兩個人那樣親密無間。克里福德在結婚時還是童男：所以性這方面，對他并不意味什么。他們如此親密，他和她，除了在性的方面。康妮對于這種超越了性，超越了一個男人“滿足感”的親密感到有點欣喜若狂。克里福德至少不像其他許多男人那樣僅僅熱衷于他的“滿足”。不，親情比“那個”更深刻，更有個性。性愛只是偶然的、附帶的事，它只是奇特而陳舊的感官過程之一，以它自己的笨拙糾纏于人身而已，并非真正必要的事情。但康妮卻還是想要個孩子，這樣她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以對抗她的大姑愛瑪。
但1918年年初，克里福德卻一身傷殘地被送回來，孩子不可能有了。喬弗利爵士也在懊惱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