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我才疏學淺，因此在著手描寫不久以前發生在我們這個至今也毫不出眾的城市里的那些十分奇特的事件時，我就不得不首先稍稍追述一下往事，也就是說，從既有才能而又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韋爾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瑣事談起。這些瑣事只不過是這部記事的一篇序言，至于我想敘述的故事本身，留待以后再說。
現在言歸正傳：在我們當中，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總是扮演一個有點特別的，而且可以說是愛國志士的角色，他也非常喜歡這個角色，我甚至覺得，若不扮演這個角色，他簡直都活不下去了。并不是我想把他比作舞臺上的演員：絕無此事，何況我是很尊敬他的。說不定這一切都是習慣使然，或者不如說他從兒童時代開始就始終清高地醉心于擺出一副優美的愛國志士姿態。譬如說，他非常喜愛自己的“受迫害者”以及可說是“被放逐者”的地位。這兩個字眼具有一種始終誘惑著他的典雅的光彩，這種光彩在日后的漫長歲月里逐漸提高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終于使他獲得了一種無比崇高的社會地位，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在上個世紀的一部英國的諷刺小說中，有一個名叫格列佛的人來到了小人國，那里的人才有兩俄寸高，在他們中間，他習慣于以巨人自居，甚至當他回國后漫步倫敦街頭，也不禁要向過往的行人和車馬喊叫，讓他們碰見他就趕快閃開，謹防他一不小心把他們踩死。他自以為他依然是個巨人，而他們則都是小人。于是人們便嘲笑他，咒罵他，粗魯的馬車夫甚至拿鞭子抽打這位巨人。不過這么干是否公道呢？一旦養成了習慣，有什么事做不出來？習慣勢力幾乎使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處于同樣境地，不過更加無辜而又無害罷了，倘若可以這么說的話，因為他是個非常優秀的人物。
我甚至認為，到了晚年他已被大家遺忘了。但是絕不能說他先前也是默默無聞的。毫無疑問，他一度也曾躋身于我們上一代的某些名人雅士之列，有一個時期（不過為時極其短暫），他的大名在當時的許多熱心人士的口中幾乎與恰達耶夫[1]、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2]和剛剛開始在國外活動的赫爾岑的名字并列。然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活動，由于可說是“風云變幻的時局”，因而幾乎是一開頭便夭折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后查明，原來不但沒有“風云”，甚至“時局”也純系烏有，起碼這一次確實如此。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不但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樣是被流放到我省而生活在我們中間，甚至從來也不曾受到監視，這個消息雖說使我大吃一驚，然而絕對可靠。這只能說明，人們的想象力該有多么豐富！他一輩子都真誠地相信，在一定的范圍內人們對他總是不放心的，他的一舉一動都會被人知道、受人監視，近二十年來，先后在我們這兒任職的三位省長，在走馬上任的時候都對他抱有某種成見，這種成見是上司在任命他們為省長時首先暗示給他們的。倘若當時有人以確鑿的證據讓極為正直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相信，他根本不必害怕，那么他一定會感到委屈。此外，他還是一位聰明過人、才華蓋世的人物，甚至可說是位飽學之士，雖說在學術方面……哦，總而言之，在學術上他的貢獻并不很大，仿佛根本就沒有什么貢獻。不過在我們俄國，飽學之士一向都是如此。
直到四十年代末，他才從國外回來，儼然以講師的姿態在大學的講壇上大顯身手。可惜他只講了不多的幾課，講的仿佛是阿拉伯人的事。此外，他也只答辯了一篇光輝的學位論文，這篇論文說的是在一四一三年至一四二八年期間，德國的小城市漢瑙本來可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和漢薩同盟作用[3]，同時還論述了使得這種作用根本未能實現的那些特殊的、弄不清楚的原因。這篇論文巧妙地狠狠打擊了當時的斯拉夫派[4]，使他立刻在他們中間招來了許多勢不兩立的敵人[5]。嗣后（不過當時他已失去了講師的職位），他設法在一份刊載狄更斯作品的譯文并鼓吹喬治·桑的思想的進步月刊[6]上發表了一篇極其深刻的論文的開頭部分（這可以說是出于報仇雪恨，并且為了表明，他們失去了一個什么樣的人才），這篇論文仿佛是論述某個時代的一些騎士何以具有非常高尚的道德[7]，或是諸如此類的問題。起碼它宣傳了一種崇高的、非常高尚的思想。事后有這么一種傳說：論文的后一部分當即被禁，就連那份進步刊物也由于刊登了這篇論文的前一半而吃了苦頭。這是很可能的，因為那時候有什么事不會發生？不過就這一次而論，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作者不過是由于偷懶而未能完稿罷了。至于他終止了講授有關阿拉伯人的課程，那是因為某人（顯然是他的一個反動的敵人）不知怎么截獲了一封致某人的信件，信中透露了某些“情況”[8]，于是某人便要求他作出某種解釋[9]。我不知道此說是否可靠，但是有人還肯定地說，就在那個時候，在彼得堡查獲了一個龐大的違背人道、反對國家的團體[10]，該團體擁有十三名成員，險些兒動搖了大廈的根基。據說他們打算翻譯傅立葉[11]本人的著作。說來也巧，就在同一個時候，在莫斯科還查獲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寫的一首長詩，這首長詩是六年前當他還十分年輕的時候在柏林寫的，它的手抄本在兩個文學愛好者和一名大學生的手中流傳。我的案頭現在也放著這首長詩，這是我最早在去年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本人那兒得到的，是他剛剛親筆抄成的，上面有他的親筆簽名，而且是用紅色山羊皮精裝的。不過它并非缺乏詩意，甚至還不無才氣；它甚為古怪，不過在當時（確切地說，就是在三十年代），人們常寫這一類的玩藝兒。若要敘述它的情節，我可是覺得為難，因為老實說，我對它是一竅不通。這是一種以抒情的、戲劇的形式寫成的諷喻作品[12]，近似《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開始的時候是女人合唱，繼之以男人合唱，而后是某些勢力的合唱，最后是一些雖然還不曾活著，但又非常想活的幽靈的合唱。所有這些合唱唱的是一種十分模糊的東西，大都是歌唱什么人的詛咒，然而具有濃厚的幽默意味。但是突然換場了，一種“人生的節日”來臨了，在節日里，甚至昆蟲也在歌唱，出現了一只烏龜，說著舉行圣禮時說的一種拉丁話，倘若我沒有記錯的話，甚至有一塊礦石，也就是一種根本沒有靈性的東西，也唱了幾句什么。總之，一切都在不停地歌唱，如果談話，那么就含混不清地互相咒罵，然而依然具有極為深長的意味。末了，場面又換了，出現一片荒地，一個文明的年輕人徘徊在懸崖峭壁之間，揪下一些野草吮吸著，小仙人問他：“你為什么吮吸這些野草？”他回答說，他覺得自己精力過剩，便尋找健忘之道，終于在這些野草的汁液中找到了；不過他的主要心愿是盡快喪失理智（這種心愿可能也是多余的）。后來，一個美得難以形容的少年騎著一匹黑馬跑來，后面跟著不可勝數的各族人民。少年代表死神，各族人民思念著他。末了，到最后一場，突然出現巴比倫塔，一些大力士唱著新希望之歌終于把它建成了，當他們到達塔頂的時候，有一個角色，假定說就是奧林匹斯山的擁有者罷，做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模樣跑掉了，人類恍然大悟，便占據了他的地位，立即滿懷著對萬物的新見解開始新的生活。哦，在當時這出詩劇被認為是有危險性的。去年我曾建議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發表這個詩劇，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它完全是無害的，可是他顯然是頗為不滿地拒絕了我的建議。他不喜歡把它看作是完全無害的，我甚至認為，我的意見造成了他在爾后整整兩個月里對我一直有點冷淡。你猜怎么著？幾乎就在我建議把它在本地發表的同時，在那里，也就是在國外，我們的詩劇突然在一個革命的文集上刊登出來了，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事先又毫無所知。他起初大吃一驚，趕緊跑去謁見省長，并給彼得堡寫了一封非常光明正大的辯解信，他把信向我讀了兩遍，但并未寄出，因為不知道該寄給誰。總之，他忐忑不安地過了整整一個月；但是我深信，他在內心深處卻感到無比榮幸。他睡覺的時候幾乎也要拿著他得到的一本文集，白天則把它藏在褥墊底下，甚至不準女仆收拾床鋪，雖說他每天都盼著從什么地方會拍來一封賀電，但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電報都沒有收到。這時他便跟我和好如初，這也足以證明他那顆溫和的、不念舊惡的心是非常善良的。
二
我并不是說他一點點的苦也沒有受過；現在我完全相信，只要他作些必要的解釋，他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繼續去講他那關于阿拉伯人的課程。但他當時卻過于高傲，而且特別匆忙地著手徹底說服自己，他一輩子的前程已被“風云變幻的時局”所葬送。倘若道破全部真相，那么改變了他的前程的真正原因，則是極其富有的中將夫人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斯塔夫羅金娜早先就曾向他提出過一項極其懇切的建議，而后又重申了這項建議，那就是請他以高級教師和朋友的身份，對她的獨子進行教育并使其在智力上得到充分發展。至于優渥的報酬，更是自不待言。這項建議早在柏林就第一次向他提出了，當時他正第一次喪偶。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我省的一個輕佻的女郎，當他還是一個冒冒失失的年輕小伙子的時候他就娶了她，看來他由于沒有足夠的錢財來供養她，此外還由于其他一些多少有點微妙的原因，他曾為這個女人（不過她倒確實是楚楚動人的）吃了許多苦頭。她死在巴黎，在最后的三年里她已離開了他，給他留下一個五歲的兒子，按照愁容滿面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一次在我面前的說法，這個兒子是“第一次歡樂的、至今尚未暗淡的愛情的果實”。這孩子一生下來就被送回俄國，一直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由幾個遠房的姑媽撫養。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拒絕了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當時提出的建議，過了不到一年，很快又娶了一個沉默寡言的柏林姑娘，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沒有什么特殊的必要如此行事。但是，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另一些原因促使他拒絕接受家庭教師之職：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當時贏得的響亮名聲吸引了他，于是他也飛上了他早已準備為之獻身的講壇，去試試自己雄鷹的雙翅。如今他已鎩羽而歸，自然就想起了早先也曾動搖過他的決心的那項建議。第二位夫人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便猝然去世，這就把一切都徹底解決了。坦率地說：這一切之所以得以解決，都是由于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熱情關懷，以及對他的一番珍貴的、可以說是不朽的友誼，只要可以這樣形容友誼的話。他撲進了這種友誼的懷抱，二十年來情況一直十分穩定。雖說我使用了“撲進懷抱”這樣的詞句，卻但愿不會有人因此而想入非非；只能從最高尚的道德意義上來理解這懷抱一詞。一條最精巧也最雅致的紐帶，使這兩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遠聯系在一起了。
家庭教師的職位之所以被接受下來，還因為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從他第一位夫人那兒繼承下來的莊園很小，而且緊挨著斯克沃列什尼基——斯塔夫羅金夫婦在我們省城郊區的一座宏偉的莊園。此外，他還可以永遠在幽靜的書齋里獻身于科學事業，并以極其深刻的學術著作來豐富俄國的語文科學，不必再為大學里的繁雜事務而分心了。學術著作并未問世；不過卻有可能在二十多年的余生中以一種可說是“責難的化身”的姿態出現在祖國面前，正如一位人民詩人所說：
你作為責難的化身
……
站在祖國面前，
你這個自由主義的理想家。[13]
但是，倘若這位人民詩人所指的那個人物愿意如此，說不定他也有權一輩子擺出這么一副姿態，雖說這未免令人厭煩。至于咱們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老實說，同這種人物相比，則不過是個模仿者，況且他站了一會兒就會感到疲倦，常常側身躺下休息。不過平心而論，即便側身而臥，他的臥姿也依然保留著責難的化身的特色，何況對于我省人士而言，這也就足夠了。當他在我們俱樂部里坐下來打牌的時候，您不妨瞧瞧他的模樣。他的整個姿態仿佛在說：“紙牌！我坐下跟你們打葉拉拉什[14]！難道這符合我的身份？誰該為此負責？是誰斷送了我的前程，并把它變成了葉拉拉什？唉，你快亡啦，俄國！”說著便威嚴地打出一張紅心王牌。
說實在的，他非常喜歡斗牌，為此常常同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發生不愉快的口角，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何況他還經常輸。不過這事容我以后再說。現在我只想指出，他甚至可說是個有良心的人（也就是說，他有的時候是這種人），因此他常常郁郁不樂。他同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友誼持續了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里，他每年總有三四次陷入我們所說的那種“憂國憂民”的情緒中，也就是意氣消沉，然而深受尊敬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卻喜歡“憂國憂民”這個詞兒。后來，除了憂國憂民以外，他也開始陷入香檳酒中了；但是機警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使他畢生都沒有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他也的確需要一位保姆，因為他有時變得十分古怪：在他悲從中來、不能自已的當兒，他會驀地像一個最最平凡的黎民百姓似的哈哈大笑起來。有些時候，他甚至用一種幽默的口吻談論自己。但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最害怕的莫過于這種幽默口吻。她是一位古典派婦女，文學藝術事業的資助者，她的所作所為完全出于最高尚的動機。這位高貴的夫人二十年來對她窮朋友的影響至為巨大。對她應該另作一番交代，現在我就來談談她的情況。
三
有些友誼是頗為奇特的：兩個朋友幾乎都恨不得把對方吃掉，兩個人一輩子就這么活著，可是又沒法分開。甚至根本就不能分開：一旦果真鬧翻，那個挑起爭端并跟對方斷絕往來的朋友，將首先抑郁成疾，甚至會一命嗚呼。我確實知道，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曾不止一次在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離開的時候，突然從沙發上一躍而起，握著兩個拳頭捶打墻壁，這種情況有時還發生在二人推心置腹地互訴衷情之后。
這種情況并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成分，有一次他甚至把墻上的灰泥也敲打下來了。也許有人會問：我怎么會知道如此微妙的細節？但是，倘若我是親眼看到過這種情景的呢？倘若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本人曾不止一次伏在我的肩頭號啕痛哭，一面繪聲繪色地向我描述他倆談話的全部內容呢？（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我真是無話不談！）但是，在這樣號啕痛哭之后的第二天，他幾乎總是由于自己的忘恩負義而準備把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他總是急忙把我叫到他那里去，或者親自到我這兒來，唯一的目的就是向我鄭重宣布，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是“貞潔與溫柔之天使，而他則跟她截然相反”。他不但往我這兒跑，還不止一次地在極其娓娓動聽的信里向她本人描述這一切，并在簽署了自己姓名的全稱之后向她坦白，就在譬如說不到一天之前，他曾對一個不相干的人說，她供養他是出于一種虛榮心，她嫉妒他的學識和才能；她恨他，但又唯恐把自己的恨流露出來，因為怕他會離她而去，從而使她在文壇上的美名受到影響；由于這個緣故，他瞧不起自己，并決定一死了之，現在只等她最后一句話以便決定一切，等等，等等，反正都是這一類的話。了解了上述情況之后，就不難想象，這個最為天真的、年過半百的黃口孺子，一旦神經病發作，有時竟會達到何等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次，我親自閱讀了他寫的一封這樣的信件，那是在他們之間的一次爭吵之后，這次爭吵起因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卻越吵越厲害。我大吃一驚，懇求他不要把信寄出。
“不成……這樣做比較誠實……這是我的職責……假如我不向她坦白一切，一切，我就活不下去了！”他就像熱病發作似的答道，還是把信寄出了。
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卻永遠不會寄出這樣的信件，這也是他們二人的不同之處。的確，他非常喜歡寫信，哪怕跟她住在一幢房子里，他也要給她寫信，而當他歇斯底里發作的時候，一天還要寫兩封呢。我確實知道，她總是全神貫注地閱讀這些信件，哪怕一天收到兩封也罷，讀罷還在信上注明日期，然后分門別類地放在一個專門的小匣子里；此外，她還把這些信珍藏在自己心里。在這之后，她讓自己的朋友等她的回信等上一整天，等到再見到他的時候卻絲毫不動聲色，仿佛頭一天根本沒有發生什么特別的事。她就這樣一點點地把他訓練出來了，連他自己也不敢再提頭一天的事了，而只是看一會兒她的眼睛。但是她卻什么都沒有忘記，而他有時則忘得太快，在她安詳的神態的鼓舞下，倘有朋友前來，他往往當天就會喜笑顏開，像淘氣的小學生那樣爭著去喝香檳酒。在這種時刻，她想必是惡狠狠地盯著他，而他卻什么都沒有察覺！直到過了一周、一個月，甚至過了半年，他在某一特殊時刻偶然回憶起這種信件中的某個詞句，而后又回憶起整個信件以及寫信前后的種種情景，他會驀地羞愧得無地自容，而且往往難過得使他的胃痙攣再次發作。這種特殊的、類似急性胃炎的疾病的突然發作，在某種情況下往往是他的神經受到強烈刺激的結果，而且還是他體質上的一種有趣的特征。
的確，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肯定是常常恨他；但是在她身上只有一點是他直到最后也沒有注意到的，那就是末了他居然變成了她的兒子，她的創造物，甚至可以說是她的發明物；他成了她的親骨肉，她收留他、贍養他，絕不僅僅出于“嫉妒他的才能”。這種看法未免太冤枉她了！她心里隱藏著對他的一種難以忍受的愛，這種愛混雜在不斷的憎恨、嫉妒和蔑視中間。她保護他，使他纖塵不染，她照料他二十二年，倘若有什么事涉及他作為詩人、學者和名流的聲譽，她就會憂心忡忡，一連幾夜都睡不著覺。她發明了他，而且自己首先相信了自己的發明物。他仿佛是她的一種幻想……但是她為此而要求于他的確實很多，有時甚至要求他奴顏婢膝、俯首帖耳。她愛記仇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我想順便談談兩件趣事。
四
有一天，那還是在關于解放農奴的消息剛剛傳開，整個俄國突然歡天喜地，并準備徹底復興的時候，有一位彼得堡的男爵路過我們那里，順便拜訪了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這位男爵同高級人士過從甚密，而且非常接近改革大業。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極為重視這種訪問，因為自從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同上流社會的聯系便日漸削弱，最后便完全中斷了。男爵在她那兒坐了個把鐘頭，喝了點茶。沒有任何外人在場，但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卻把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請來，并把他展出了。男爵早先就聽到過有關他的什么事情，或許他是裝出一副聽到過的樣子，但在喝茶的時候卻很少跟他攀談。毫無疑問，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是不會給自己抹黑的，何況他的風度也極為優雅。雖說他的出身似乎并不怎么高貴，但是卻有這么一個情況：他從小就被送到莫斯科的一個貴族之家去撫養，結果相當不錯；他的法語說得跟巴黎人一般流利。這樣一來，男爵第一眼就應該看得出來，雖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蟄居外省，但她卻物色了一些多么杰出的人物圍繞在自己身邊。然而情況卻并不如此。當男爵斷然證實，當時剛剛傳播開來的有關偉大改革的第一批流言絕對可靠的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烏拉！”甚至還做了一個手勢來表達自己的喜悅。他喊的聲音不高，甚至還相當優雅；說不定他的喜悅也是早有準備的，而手勢則是在喝茶之前的半小時對著鏡子精心排練的；但是，他那時大概出了點什么紕漏，因此男爵只是淡然一笑，雖說他立刻就非常客氣地談起這一偉大事件如何使俄國人的心普遍地，而且理所當然地深受感動。不久他便告辭了，臨行時也沒有忘記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伸出兩根手指。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回到客廳，起初沉默了兩三分鐘，仿佛在桌上尋找什么東西；但她霍地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掉轉身來，面色蒼白，目光炯炯，傲慢地低聲說道：
“我永遠忘不了您干的這件事！”
翌日，她遇到自己朋友的時候仿佛什么事也不曾發生；她永遠不再提及發生過的事。但是十三年以后，在一個悲慘的時刻，她提起了往事，并責備了他，而且她的臉色也同十三年前她第一次責備他時一樣蒼白。她一輩子只對他說過兩次“我永遠忘不了您干的這件事！”接待男爵的那次已經是第二次了；然而第一次也是那么獨特，而且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命運似乎還發生過重大影響，因此，我決定把此事也作一番交代。
那是在一八五五年春，在五月份，就在斯塔夫羅金中將逝世的消息傳到斯克沃列什尼基之后。這位輕浮的老人是在接到任命趕往克里米亞的作戰部隊去就職的途中，因腸胃失調而去世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成了寡婦，全身穿上孝衣。誠然，她并不十分悲痛，因為在最后的四年間，她同丈夫因性情不合而完全分居，她只給他提供贍養金。（中將本人除了擁有貴族身份并結交了一些權貴之外，總共只有一百五十個農奴和一份薪俸；全部財富和斯克沃列什尼基都屬于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她是一個十分富有的包稅商的獨生女。）不過消息來得那么突然，不免使她感到震驚，于是她便過起與世隔絕的生活來了。不消說，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跟她是寸步不離的。
五月份萬物欣欣向榮；黃昏時分的景色尤其迷人。櫻桃花盛開。每天黃昏，兩個朋友到花園里相晤，在涼亭里一直坐到黑夜降臨，彼此傾吐自己的情愫和思緒。真是富于詩意的時刻。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深感自己身世遽變，說的話不免比平時多些。她仿佛很依戀自己的朋友，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個晚上。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驀地產生一個古怪的想法：“這個心如死灰的孤孀莫不是對我有什么指望，莫不是等待著我在她服喪滿一年之后向她提出求婚？”這是一個無恥的想法；但是一個人的崇高品質有時反倒會促使他醉心于那些無恥的念頭，這僅僅是因為他的成長畢竟是多方面的。他開始仔細觀察，末了發現很像是這種情況。他尋思：“她擁有巨大的財產，這倒不假，但是……”的確，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不大像是一個美人：她是個高個子、黃皮膚、骨瘦如柴的女人，長著一副太長的馬臉。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越來越猶豫不決，他為種種疑慮所苦，甚至由于拿不定主意而哭了幾次（他經常哭泣）。每到黃昏，也就是說在涼亭里，他的臉總是不由得流露出一種任性的和嘲諷的表情，一種賣俏的同時又是高傲的表情。這種情況的發生是有點偶然的、不由自主的，一個人越是高尚，這種情況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天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十分可能的是，足以完全證實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懷疑的那種東西，在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心里根本就沒有開始滋長。況且她也不會把自己的姓氏斯塔夫羅金改為他的姓氏，盡管他的姓氏跟她的同樣著名。從她那方面來說，也許只不過是一種女性的賣弄風情，一種下意識的女性需求的流露，這種情況在另一些女性氣質非常濃厚的女人身上是十分自然的。不過我也不敢擔保；時至今日，對女人的心究竟有多深尚未作過考察！不過我還是往下說吧。
應該說，她很快就暗自猜到了自己朋友臉上的古怪表情是怎么回事；她敏感，而且目光銳利，而他有時卻太天真了。但是一個個黃昏仍像先前那樣度過，談話也是同樣富于詩意、引人入勝。直到有一天，隨著夜幕降臨，他們也結束了一場極其熱烈而又富于詩意的談話，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居住的廂房的臺階旁熱情地握了握手，友好地分別了。每年夏天，他都要從斯克沃列什尼基豪華的巨宅搬到這個幾乎坐落在花園中的廂房里來。他剛剛走進自己的房間，心亂如麻地拿起一支雪茄，還沒把煙點上，便疲倦地、一動不動地站在一扇打開的窗前，凝視著輕如絨毛的朵朵白云在一輪明月的周圍滑過，這時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窸窣聲，他不禁打了個寒戰，并轉過身來。四分鐘以前剛剛同他分手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重又站在他的面前。她的黃臉幾乎是鐵青的，嘴唇緊閉，嘴角抽搐。她用堅定的、毫不寬容的眼神默默地盯著他的眼睛，看了整整十秒鐘，驀然急速地低聲說道：
“我永遠不會忘記您干的這件事！”
十年以后，當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低聲把這個可悲的故事講給我聽的時候，他事先把房門鎖上，并且向我發誓，當時他簡直都愣在那兒了，既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離開的情形。由于她事后一次也不曾向他暗示過這件事，而且一切也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那樣照舊進行，因此他一輩子都寧肯認為這一切只不過是他生病以前的一種幻覺，何況當天夜里他果真生起病來，而且一連病了整整兩周，這樣一來，涼亭里的會見也就自行終止了。
盡管他總想認為那是一個幻覺，但他一生中每一天都仿佛在等待這件事的下文，而且可以說還在等待它的結局。他不信這件事到此就結束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有時看到自己的朋友就不免會感到奇怪了。
五
她甚至親自給他設計他一生所穿的衣服。這些衣服既雅致又具有特色：一件下擺很長的黑色常禮服，紐扣幾乎一直釘到頂部，但對他來說卻是美觀合身的；一頂寬邊軟帽（夏天則是草帽）；一條麻紗做的白領帶，上面有個大蝴蝶結和下垂的流蘇；一把帶銀鑲頭的手杖，此外，他長發垂肩。他的頭發是深褐色的，直到最近才開始有點發白。他把唇髭和胡須都剃去了。據說他年輕時非常英俊。但是在我看來，即使到了老年他也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何況五十三歲又何老之有？但是由于他老想擺出一副愛國志士的姿態，因此他不但不想顯得年輕，反而像是在炫耀自己年長。他穿上他那一身衣服，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長發披肩，幾乎就像是一位族長，或者不如說更像三十年代出版的詩人庫科利尼克[15]的一本集子中所收的一幅石印的作者像，尤其是當他夏天坐在花園里一叢盛開的丁香花下面的長凳上，雙手扶著手杖，身邊放著一本打開的書，凝視著晚霞陷入富于詩意的沉思中的時候。談到書的問題，我要指出，他晚年不知為什么放棄了讀書。不過這是他臨終以前的事。他經常閱讀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訂閱的大量報刊。他也經常對俄國文學的成就發生興趣，雖說他絲毫也不喪失自己的尊嚴。他還一度醉心于研究有關我國內政外交的當代高級政治，但是過了不久又一揮手便把此事擱在一邊了。他在到花園里去的時候還經常帶上一本托克維爾[16]的著作，然而口袋里卻偷偷揣著保羅·德科克[17]的作品。但這不過是區區小事。
我還想順便在此談談庫科利尼克的肖像：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第一次看到這幅畫像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姑娘，正在莫斯科的貴族女子寄宿中學讀書。她立刻愛上了這幅肖像。貴族女子寄宿中學里的小姑娘，一般都是碰到什么就愛上什么，她們也愛上了自己的老師，這些老師大都是教習字和繪畫的。然而這件事的有趣之處倒不在于這個小姑娘的本性如何，而是在于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甚至在年已半百的時候還依然把這幅畫像作為自己最心愛的珍品收藏著，因此，也許僅僅是由于這個緣故，她才給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設計了跟畫像畫的有點相似的衣服。不過這當然也還是小事一樁。
在最初的若干年里，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留在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身邊的前一半時間里，他還依然想著書立說，每天都認真地準備執筆寫作。然而在后一半時間里，他想必把早已讀熟的書也都忘得一干二凈了。他日益頻繁地對我們說：“我好像已經準備執筆了。材料都搜集到了，可就是沒有動手！毫無辦法！”說著便沮喪地垂下頭去。毫無疑問，這一點本來也應該使他像一位科學的殉難者那樣在我們的心目中顯得更加偉大；但他本人所企求的卻是另一種東西。“我被人們遺忘了，誰都不需要我啦！”——這話他說過不止一次。到五十年代末，他陷在這種強烈的沮喪情緒中幾乎不能自拔了。最后，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明白了，情況是嚴重的。而且她也受不了這樣一種想法：她的朋友被遺忘了，也沒有人需要他了。為了使他開心，同時也為了恢復他的名氣，她當即把他帶往莫斯科，她在那兒認識一些風流儒雅的文人學士；不料莫斯科也并不令人滿意。
當時是個特殊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奇的東西，它同先前的寧靜大相徑庭，還出現了一種十分古怪，但到處都感覺得到的東西，甚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也能感覺得到。各種流言紛至沓來。對于那些事實，人們一般都多少有所風聞，然而可以明顯地感到，除了那些事實之外，隨之而來的還有種種思想，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多不勝數。而且還有一點令人納悶：人們怎么也不能適應這些思想，也弄不清楚它們究竟是什么意思。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出于女人的天性，總想弄清其中的奧妙。她本想親自閱讀各種報刊、國外的禁書，乃至當時剛剛出現的傳單[18]（這一切她都能弄到）；但她讀了以后只是頭暈目眩。她動手寫信，但很少收到回信，而且越到后來情況也越叫人困惑莫解。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被鄭重其事地請去，讓他把“這一切思想”向她徹底解釋清楚；然而對于他的解釋，她依然一點兒也不滿意。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總的局勢的看法極為高傲：他把一切都歸結為他本人被遺忘了，誰也不需要他了。最后，他也被人們提到了。起初，國外的報刊提到他時把他當作一位被流放的殉難者，緊接著彼得堡把他看作是一個著名星座中的一顆昔日的明星；甚至不知何故還把他同拉吉舍夫[19]相提并論。而后有人撰文說他已經去世，并答應為他寫訃告。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轉眼之間復活了，而且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他對同輩的那種倨傲的看法轉眼之間便化為烏有，他心中燃起了熱望：參加運動并顯顯自己的身手。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立刻恢復了對一切的信心，而且開始忙得不亦樂乎。決定毫不遲疑地前往彼得堡，對一切進行實地考察，親自進行研究，倘有可能，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新的事業。順便說說，她宣布打算創辦自己的刊物，而且從此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這個刊物。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看到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就變得更加高傲，在赴彼得堡的途中，他開始幾乎以庇護者的姿態對待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她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并記在心里。不過她決定作這次旅行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想恢復她同上流社會的聯系。應該盡可能地使上流社會想到她的存在，起碼也得這樣試試。此行表面上的借口，是去看望剛在彼得堡高等政法學校畢業的獨子。
六
他們來到彼得堡，在那兒幾乎住了整整一個冬天。不料到四旬齋[20]的時候，一切都像霓虹七彩的肥皂泡似的破滅了。種種幻想落了空，混亂的局勢非但未得到澄清，反而變得更加令人難堪。首先，同上流社會恢復聯系的事幾乎未能實現，只是在很小的范圍內有所接觸，而且還經過了一番低三下四的奔走乞求。受盡委屈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急于完全獻身于“新思想”，于是在自己家中舉行晚會。她邀請了一些文學家，他們便蜂擁而至。后來甚至不待邀請便自行前去，而且呼朋引類，結伴同往。她還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樣的文學家。他們愛好虛榮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但絲毫不加掩飾，仿佛這是履行天職。另一些人（雖說遠不是全體）甚至喝得醉醺醺的，然而他們似乎認為其中有一種特殊的、昨天剛發現的美。他們全都由于什么緣故而驕傲得出奇。他們的臉上都分明流露出這么一種表情：他們剛剛發現一種極其重要的秘密。他們互相咒罵，并引以為榮。要想弄明白他們寫的究竟是些什么，那是相當困難的；不過那兒卻有批評家，小說家，劇作家，諷刺作家，揭露者。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甚至鉆進了他們最高的圈子，整個運動就由那里負責指導。這些指導者通常是高不可攀的，但他們卻親切地接待他，雖說當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或聽到過有關他的任何情況，除了他“出過一個主意”之外。他在他們周圍真是八面玲瓏，盡管他們個個都是道貌岸然，但他居然也把他們請到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沙龍里去過兩三次。這些人都十分嚴肅，又十分文雅；他們舉止都很得體；別人看來都害怕他們；不過他們顯然都沒有閑工夫。還有兩三位早先的文壇名流也露面了，他們當時正巧來到了彼得堡，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早已跟他們保持著最優雅的關系。然而使她感到詫異的是，這些貨真價實的而且已經是無可置疑的名流，居然比池水還靜，比小草還低，其中另一些人對整個這一批新貴簡直是趨之若鶩，恬不知恥地極盡巴結之能事。起初，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倒也走運；人們抓住了他，并開始把他送到公開的文學集會上去展出。當他以朗誦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文學朗誦會上登臺表演的時候，響起了狂熱的掌聲，五六分鐘也沒有停息。九年后，他曾噙著熱淚回憶此事，——不過這與其說是出于感激，不如說是出于他藝術家的天性。“我對您發誓，而且可以打賭，”他曾親口對我說（但是只對我一個人說，而且是悄悄地說），“在全體聽眾當中，任何人對我都根本毫無所知！”這真是絕妙的自白：倘若他當時站在臺上，盡管樂得都有些飄飄然了，但依然能夠這樣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處境，那就是說，他的頭腦很靈；倘若他甚至在九年以后回憶起此事也并不感到委屈，那就是說，他的頭腦不靈。曾有人逼他在兩三份集體抗議書（抗議書反對的是什么——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上簽名[21]；他簽了。也有人曾逼著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在一份抗議什么“豈有此理的行為”的抗議書上簽名，她也簽了。不過，這種新派人物雖說大都也去拜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但不知何故卻認為自己理應帶著輕蔑的神情和不加掩飾的嘲笑來看她。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事后曾在痛苦的時刻向我暗示，從那時以后，她甚至也嫉妒起他來了。當然，她明白，她是不能跟這些人物交往的，但她依然懷著全部女性的、歇斯底里的急切心理貪婪地接待他們，主要的是她始終有所期待。在晚會上，她不大說話，雖說她也可以說話；但她大都是側耳傾聽。人們談論著取消書報檢查制度和廢除硬音符號，談論用拉丁字母代替俄文字母[22]，談論昨天有一個什么人被流放了，再有就是市場[23]上的一起騷動啦，在俄國實行民族自治的自由聯邦制的好處啦，取締陸海軍啦，把第聶伯河以西的領土歸還波蘭啦，農業改革和傳單啦，取消繼承權、家庭、子女和神父啦，婦女的權利啦，[24]克拉耶夫斯基[25]的房產啦（為了這房產，任何人都永遠不會原諒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等等，等等。很明顯，在這一批新派人物中有許多騙子，但是毫無疑問，也有許多正直的，甚至非常吸引人的人物，盡管他們畢竟還有一些驚人的特點。正直的人要比不正直的和粗野的人難于理解得多；但是也弄不清楚，究竟誰是誰的工具。當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宣布她有意出版刊物的時候，到她那兒去的人就更多了，然而人們立刻就紛紛指責她是個剝削別人勞動的資本家。這種指責的放肆程度，只能同它們出人意料的程度比美。年事已高的伊萬·伊萬諾維奇·德羅茲多夫將軍，曾在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舉辦的一次晚會上同一位著名的年輕人爭吵起來。這位將軍是已故的斯塔夫羅金將軍的舊交和同事，一位極其可敬的人物（然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令人可敬），我們這兒的人全都認識他，他為人極為執拗，而且容易動怒，食量極大而又非常害怕無神論。那年輕人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您既然如此講話，那么您準是個將軍啰。”這就是說，他再也找不到比“將軍”更壞的罵人的字眼了。伊萬·伊萬諾維奇勃然大怒：“不錯，先生，我是個將軍，而且是一名中將，我曾為我的國君效勞，而你，先生，不過是個娃娃，還是個無神論者！”上演了一場不堪入目的丑劇。翌日，報刊揭露了這件事，人們開始征集集體簽名，抗議拒不把將軍立刻趕走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豈有此理的行為”。一份畫報刊載了一張漫畫，把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將軍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作為三個反動朋友刻薄地描繪了一番；漫畫還配有一位人民詩人專為這個事件而寫的一首詩。我還要指出，在將官當中的確有許多人愛說“我曾為我的國君效勞”這句可笑的口頭禪……仿佛他們的國君并不也是我們這些普通臣民的國君，而是一位特殊的、僅僅屬于他們的國君。
不用說，繼續在彼得堡待下去是不可能了，何況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還遭到了徹底失敗[26]。他控制不住自己，便談論起藝術的特權來了，不料這給他招來了更為響亮的嘲笑。他在最后一次公開朗誦的時候，想乞靈于愛國主義的滔滔雄辯，認為這會打動聽眾的心，并指望他們會對他的“被流放”肅然起敬。他無可爭論地贊同“祖國”這個詞兒既無用又可笑；他還贊同那種認為宗教有害的看法，但又大聲地、堅定地宣稱，靴子不如普希金重要[27]，甚至遠遠比不上普希金。聽眾毫不留情地向他大喝倒彩，使得他還不等走下臺來，當場就在大庭廣眾之間痛哭不止。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把他帶回家的時候，他幾乎是奄奄一息了。“人們對待我就像是對待一頂破舊的、紙糊的尖頂帽子！”[28]——他毫無意義地嘟囔著說。她照料他一個通宵，給他服稠櫻葉水，翻來覆去地對他說：“您還有用；您還會出頭露面的；在別的地方……總會有人看重您的。”一直說到天亮。
次日上午，有五位文學家前來看望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其中有三位是素不相識者，她從未見過他們。他們板著臉告訴她，說他們研究了她要辦刊物的問題，并為此作出了決定。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壓根就不曾委托任何人去研究她的刊物問題并作什么決定。他們的決定是：一旦把刊物辦了起來，她就得根據自由結合的原則把刊物連同資本一并轉交給他們；她本人應回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回去時別忘了把“已經老朽了”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帶走。他們為了表示客氣，同意承認產權歸她所有，而且每年分給她六分之一的純利。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這五個人當中大約有四個人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貪財之心，而只是為“共同事業”操勞。
“我們像傻子一樣走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常常這么說，“我一點也摸不著頭腦，只記得我隨著車廂的隆隆聲一直在嘟囔：
維克和維克和列夫·卡姆別克，
列夫·卡姆別克和維克和維克……[29]
鬼才知道在去莫斯科的一路上還嘟囔了些什么。只是到了莫斯科我才清醒過來——在那兒似乎果真能找到點別的什么？噢，我的朋友們哪！”他有時心血來潮便對我們喊道，“你們不能想象，每當一種早已被你們當作圣物頂禮膜拜的偉大思想，落到一些蠢材的手中，并被他們拖到街上送給跟他們一樣的傻瓜，而你們卻突然在舊貨市場上碰見了它，發現它已沾滿泥污、難于辨認，被人荒唐地扔在一個角落里，失去了它原有的勻稱與和諧，簡直就像愚昧的孩子們手中的玩物，那時你們心里該是多么悲痛和氣憤！不！在我們的時代不能這樣，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目的。不，不，根本不是這個。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我們的時代將重新到來，并將重新把如今的一切搖擺不定的東西納入穩定的道路。否則會怎么樣呢？……”
七
離開彼得堡以后，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立刻把自己的朋友送往國外去“休養”；況且他倆也應該暫時分開，她感覺到了這一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興高采烈地啟程了。“我在那里會復活的！”他叫道，“在那里，我終于會著手工作！”然而從他寄自柏林的最初幾封信開始，他就又唱起自己的老調子來了。“我的心碎了，”他對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寫道，“我什么都忘不了！在這兒，在柏林，一切都使我想起我的往昔，我的過去，想起最初的歡樂和最初的痛苦。她現在何方？她們二人現在何處？你們在哪兒，我從來也配不上的兩位天使？我的兒子，我心愛的兒子又在何方？末了，我又在哪兒，我自己，先前的我，結實如鋼、像巖石般堅忍不拔的我又在哪兒，而如今卻有一個Andrejeff，一個長著胡子的東正教小丑，他會葬送我的一生。”等等，等等。至于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兒子，那么他一生中只見到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兒子出生的時候，第二次是不久前在彼得堡，那個年輕人正打算在那兒進大學。上文已經說過，這個男孩子生下來以后就一直在距斯克沃列什尼基七百俄里的O省由幾位姑媽撫養（由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出錢）。至于Andrejeff，也就是安德列耶夫，那么他不過是我們本地的一個商人，一個小鋪老板，一個非常古怪的人物，無師自通的考古學家，十分熱衷于搜集俄國的古董，有時在學術問題上，但主要是在思想傾向上，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這位長著灰白胡子、戴著銀邊大眼鏡的可敬的商人，曾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小小的領地（挨著斯克沃列什尼基）上購買了一片幾俄畝的樹林供他采伐，但還欠四百盧布沒有付清。雖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在打發自己的朋友去柏林的時候慷慨地給了他很大一筆款子，然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臨行之前卻特別想弄到這四百盧布，這大概是由于他還有自己的秘密開銷。當Andrejeff要求緩期一個月支付的時候，他險些兒哭了起來。不過安德列耶夫有權要求緩期支付，因為他幾乎在半年前就預付了第一批款子，滿足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當時的特殊需要。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第一封信，并用鉛筆在“你們二位現在何方？”這句話旁邊加了一個感嘆號，注明日期，便鎖進小匣子了。他回憶的自然是自己的兩個已故的妻子。她所收到的寄自柏林的第二封信，調子卻變了：“我現在一晝夜工作十二小時（‘哪怕工作十一個小時也好啊。’——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埋怨道），在圖書館里東翻西找，查對資料，摘錄，四處奔跑，拜訪教授。我恢復了同卓越的頓達索夫一家的交往。娜捷日達·尼古拉耶夫娜至今還是那么迷人！她問候您。她的年輕丈夫和三個侄兒都在柏林。晚上我們同年輕人交談，一直談到天亮，我們舉行的幾乎是雅典式的晚會[30]，不過這僅僅是就其機智與風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樂聲悠揚，不絕于耳，西班牙歌曲，對全人類的復興寄予的幻想，永恒之美的觀念，西斯廷圣母[31]，光明與黑暗的交替，然而在太陽上也有黑斑！啊，我的朋友，我的高貴而忠實的朋友！我與您心心相印，我是屬于您的，在任何國家我都始終同您一個人在一起，哪怕dans le pays de Makar et de ses veaux，您可記得，我們在離開彼得堡以前常常戰戰兢兢地談到他。我現在面帶微笑回憶著往事。我一越過國境，便感到自己安全了，這是一種古怪的、新奇的感覺，在度過了如此漫長的歲月之后第一次……”等等，等等。
“哼，全是胡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斷言道，把這封信也折疊起來，“如果雅典式晚會持續到天亮，他就不能用十二小時坐下來讀書了。莫非他寫信的時候喝醉了？這個頓達索娃怎么竟敢向我致意？不過，讓他去玩玩吧……”
“dans le pays de Makar et de ses veaux”這句話的意思是“馬卡爾都不愿去那兒放牛”[32]。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故意用非常荒謬的辦法把一些俄國諺語和方言土語譯成法語，盡管他無疑是懂得它們的意思的，而且也能譯得好一些；然而他之所以經常如此，則是想炫耀一番，他覺得這種做法很俏皮。
但是他玩了不久，四個月都沒有過完他便匆匆回到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后幾封信通篇都是傾訴他對不在身邊的朋友那種一往情深的愛，而且確確實實沾滿了離別之淚。有些人生來就像巴兒狗那樣非常眷戀家室。兩個朋友見面時真是樂不可支。兩天以后，一切全都照舊，甚至比以前更加無聊。“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兩周以后仿佛透露什么絕密消息似的對我說，“我的朋友，我發現了一個使我害怕的……新情況：我是一名普通的食客，如此而已！是的，如此而——而——已！”
八
后來在我們這兒出現了一個沉寂時期，它幾乎持續了整整九年。經常發作的歇斯底里和伏在我肩上的痛哭，對我們的幸福毫無影響。我感到奇怪，在這段時間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并沒有發胖。只是他的鼻子有點發紅，他的性情也變得更加溫和了。他的周圍漸漸形成了一個朋友圈，不過這圈子始終不大。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雖說同這個小圈子很少接觸，但我們全都把她看成是我們的庇護人。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訓以后，她終于在我們的城里定居下來了；冬天她住在城內自己的寓所里，夏天住在郊區自己的領地上。近七年來，也就是說，直到我們的現任省長前來上任為止，她在我省社交界起的作用和影響是前所未見的。我們的前任省長，令人永志不忘而又和藹可親的伊萬·奧西波維奇，是她的近親，還曾受過她的恩惠。他的妻子只要一想到會讓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不高興，就不禁哆嗦起來，而省內社交界對她的尊敬，則幾乎達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于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過得很舒服。他是俱樂部會員，經常道貌岸然地在牌桌邊輸錢，贏得了人們的尊敬，雖說許多人認為他只不過是個“學者”。后來，當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允許他住在另一幢房屋里的時候，我們就更加自由了。我們每周在他那兒聚會兩次；通常都很快活，尤其是當他不吝惜香檳酒的時候。燒酒就是從那個安德列耶夫的鋪子里拿來的。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每半年付一次賬，付賬的那天幾乎總是他胃病復發之日。
小圈子里資格最老的成員是利普京[33]，他是省里的官員，年紀已經不輕，是個大自由主義者，又是全市聞名的無神論者。他第二次結婚，娶了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從她那兒得到一筆嫁妝，此外，他還有三個已成年的女兒。他讓全家都敬畏上帝，而且老把她們鎖在家里不準出門。他極為吝嗇，從薪俸中節約下一筆錢，一部分拿來購置了一幢小房子，另一部分儲存起來。他是個閑不住的人，官階又不高；城里的人不大尊敬他，上層人物也不接待他。況且他還是個聲名狼藉的、喜歡挑撥是非的人，受過不止一次懲罰，而且懲罰得很嚴厲，有一次是被一名軍官懲罰的；另一次則是被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長，一個地主懲罰的。但是我們喜歡他頭腦敏捷、好學多問，以及他那種特別的、惡毒的愉快。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不喜歡他，但他卻不知怎么總能接近她。
她也不喜歡沙托夫，他直到近一年來才成為小圈子里的一員。沙托夫早先是大學生，在一次學潮之后被大學開除了。他兒時曾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學生，出生的時候則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的農奴，因為他是她已故的貼身男仆帕維爾·費奧多羅夫的兒子，受過她不少恩惠。她之所以不喜歡他，是因為他為人高傲、忘恩負義，而且她怎么也不能原諒他，因為他被大學開除以后沒有立刻投奔她；恰恰相反，當時她曾特意給他寫了一封信，而他甚至沒有給她任何答復，寧肯低三下四地到一個開明商人的家里去教那些孩子。他跟這位商人一家到國外去了，但他與其說是以家庭教師的身份，倒不如說是以一個老家仆的身份跟他們出國去的；不過他當時很想出國。孩子們身邊還有一個家庭女教師，她是一位活潑的俄國小姐，也是在臨出國前才到這家來的，她之所以能得到這個職務，主要是因為她愿意接受微薄的薪金。兩個月后，商人因她有“自由思想”而把她趕走了。沙托夫也跟著她走了，而且很快就跟她在日內瓦結了婚。他倆在一起生活了大約三周，然后就像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自在的人們那樣分手了；當然，這也是由于貧窮。后來他獨自在歐洲漂泊了很久，天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據說他曾在街上擦皮鞋，還曾在某港口當過搬運工。最后，大約在一年前，他回到我們這兒，回到自己的故鄉，跟一位老姑媽住在一起，一個月后，他把她葬了。他同自己的妹妹達莎非常疏遠，很少跟她往來，達莎也是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養大的，是她的寵兒，在家里受到平等的待遇。他在我們當中經常郁郁寡歡、默默無言；但是，當偶爾有人觸犯他的信念的時候，他也會大發雷霆、出言不遜。“你得先把沙托夫捆起來，然后再跟他辯論。”——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這樣開玩笑說；但他卻喜歡沙托夫。在國外的時候，沙托夫徹底改變了他早先的某些社會主義信念，并跳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屬于這樣一種理想主義的俄國人，他們會突然對某種強有力的思想感到震驚，而且仿佛一下子就被迷住了，有時甚至會迷上一輩子。他們從來不能掌握這種思想，而是熱烈地信仰它，于是他們后來就仿佛被壓在一塊把他們軋成兩半的石頭底下，一輩子都在臨終前的痛苦掙扎中度過。沙托夫的外貌同他的信念完全一致：他舉止笨拙，淡黃色頭發總是亂蓬蓬的，身材矮小，雙肩寬闊，厚嘴唇，淡黃色的下垂的濃眉，蹙起的前額，目光冷淡，老是固執地低垂著，而且仿佛為什么事感到害臊似的。他的頭上老是豎起一綹頭發，它怎么也不愿被人弄平，于是便一直撅在那里。他二十七八歲。“他的妻子離開他跑了，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有一次凝視了他一番，這樣評論道。盡管他窮得要命，他還是盡量想穿得干凈些。他還是不去向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求助，而是勉勉強強地、聽天由命地活下去；他也替商人們干活。有一次他站柜臺，后來又幾乎以副經理的身份押著貨物乘輪船出發，不巧在動身前病倒了。難以想象他能忍受多么貧困的處境，他甚至根本不把貧困放在心上。他病倒以后，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曾秘密地、匿名地托人轉交給他一百盧布。但是他發現了這個秘密，想了一想，把錢收下了，并到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那里向她致謝。她熱情地接待他，但他在那兒再次可恥地辜負了她的期望：他總共只坐了五分鐘，一言不發，呆呆地盯著地面，傻乎乎地微笑著。正當她說到最有趣的地方，他也不等她說完，便霍地站起身來，不知為什么側著身子笨拙地鞠了一躬，心慌意亂之中無意間碰到她那個名貴的嵌花小工作臺，它轟隆一聲跌在地板上被摔碎了。他出去的時候羞愧得幾不欲生。利普京事后狠狠責備他，因為他當時沒有輕蔑地拒絕他過去那個專橫霸道的女地主給他的一百盧布，他不但接受了這筆錢，還大搖大擺地去致謝。他孤孤單單地住在城外，甚至也不喜歡我們之中有什么人前去看他。他常到晚會上去找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從他那兒借書報看。
還有一個叫做維爾金斯基的年輕人也常去參加晚會，他是本地的官員，同沙托夫有某些相似之處，雖說在一切方面二人顯然是截然相反的；但他也是個“眷戀家室的人”。這是一位可憐的、非常文靜的年輕人，但是大約已有三十歲了，受過很好的教育，但主要是靠自修得來。他貧窮，已結婚，是個文官，贍養著一個姑媽和一個小姨子。他的妻子，以及家中的所有女士，都具有最新的見解，不過這一切在她們身上卻顯得有點粗俗，正如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談到別的事情的時候曾經說過的那樣，這是一種“淪落街頭的思想”。她們從小冊子里吸取一切，一聽到從我們京城的一些進步的小組傳出來的最初的消息，就準備把不論是什么東西全都扔到窗子外面，只要有人勸她們這么辦她們就照辦不誤。維爾金斯基夫人在我們城里當助產婦；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曾在彼得堡住了很久。維爾金斯基本人，是一位心靈極為純潔的人，我很少見到比他更為正直熱情的人。“我永遠、永遠不會放棄這些光輝的希望。”——他經常兩眼閃閃發光地對我說。他談到“光輝的希望”時總是輕聲地、富有深情地、像是談論什么秘密似的竊竊低語。他身材很高，但非常消瘦，兩肩狹窄，長著非常稀疏的金黃色頭發。聽到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他某些意見的高傲的嘲諷，他總是心平氣和地泰然處之，但有時也十分嚴肅地予以反駁，而且往往使對方張口結舌、不知所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他很溫和，而且對我們大家也都像慈父一樣。
“你們全都是‘半瓶子醋’，”他常以戲謔的口吻對維爾金斯基說，“跟您相似的人全都是這樣，維爾金斯基，雖說我還沒有發現您身上具有我在彼得堡的那些中學生身上經常看到的那種局——限——性，不過您還是一個‘半瓶子醋’。沙托夫倒是很想當整瓶子醋，可他也是個半瓶子醋。”
“那么我呢？”利普京問道。
“您不過是個在任何地方都能以自己的方式……隨遇而安的中庸之輩。”
利普京覺得受了委屈。
人們在談到維爾金斯基的時候，都說他的夫人在跟他正式結婚以后和他在一起沒過上一年，突然向他宣布，她不跟他了，她寧肯去跟列比亞德金。遺憾的是，這種說法是千真萬確的。這個列比亞德金是個外路人，后來是個非常可疑的人物，他自稱是退役的上尉，其實他根本不是。他只會擰小胡子、喝酒、信口開河地胡說八道。此人立刻就毫不客氣地搬到他們家中，津津有味地嚼著別人的面包，在他們家吃喝睡覺，末了根本就不把主人放在眼里了。人們言之鑿鑿地說，當維爾金斯基的妻子向他宣布不再跟他的時候，他對她說：“我的朋友，到目前為止我只愛你，現在我尊敬你。”[34]但他未必果真說過這種古羅馬的格言；據說情況正好相反，他當時抽抽搭搭地放聲痛哭起來了。在他被甩掉了大約兩周以后，他們全“家”到城外一個小樹林去跟熟人一起喝茶[35]。維爾金斯基不知為什么情緒特別高漲，還參加了跳舞；不料事先也沒有發生任何口角，他就突然用雙手抓住正在獨自跳康康舞的巨人列比亞德金的頭發，把他的頭按下去，拖著就走，一面尖叫、呼喊和啼哭。巨人嚇得要命，他被拖走的時候甚至始終都不曾自衛，而且幾乎是一聲不吭；但事后他卻像個體面人那樣怒氣沖天。維爾金斯基通宵跪在妻子面前懇求饒恕；但他并沒有得到饒恕，因為他還是不同意去向列比亞德金賠罪；此外，人們還指責他缺乏信念和愚蠢；說他愚蠢，是因為他向妻子討饒的時候居然還要下跪。大尉不久便失蹤了，直到最近才又在我們城里露面，跟他的妹妹在一起，而且另有所圖；但是關于他的事情咱們以后再談。不消說，這個可憐的“眷戀家室的人”經常在我們這兒傾訴衷情，而且需要我們這一伙人。不過他在我們這兒從來不談自己的家務事。只有一次，他同我一起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那兒回家的時候，本想兜著圈子談談自己的處境，但又立即抓住我一只胳膊熱烈地叫道：
“這算不了什么；這不過是一樁私事；這一點點、一點點也不妨礙‘共同事業’！”
還有幾個人偶爾也到我們小圈子里來做客；其中有猶太人利亞姆申、大尉卡爾圖佐夫。有個時期有位求知心切的小老頭也常來，但他已經去世。利普京曾帶來一個叫做斯洛尼采夫斯基的被流放的波蘭天主教教士，有一段時期我們根據原則接待了他，但是后來就不再接待他了。
九
有一段時期，城里的人在談到我們的時候，說我們的小圈子是自由思想、荒淫無恥和無神論的發源地；而且這種流言還久傳不衰；其實我們平時所談的只不過是一些最無害的、溫和的、純俄國式的、輕松愉快的、自由主義的閑話。“高級自由主義”和“高級自由主義者”（即沒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義者），只有在俄國才能存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像任何一個聰明人一樣，必須有一個聽他講話的人，此外，他還必須意識到，他在履行宣傳各種思想這一崇高的職責。最后，他還得跟什么人一起喝香檳酒，而且一邊喝酒一邊就俄羅斯和“俄羅斯精神”，就一般的上帝特別是“俄羅斯的上帝”[36]交換一些相當愉快的看法；還得上百次重復種種俄國的丑聞，這些丑聞是眾所周知的，而且是每一個人都經常掛在嘴邊上的。我們也不反對談談城里的種種謠傳，有時還要發表一些嚴厲的、有益教化的評論。我們還討論全人類的問題，嚴肅地議論歐洲和人類的未來命運；我們不容反駁地預言，法國結束了君主專制[37]，立刻就會降為次等國家，而且深信這種局面很快就會輕而易舉地出現。我們老早以前就曾預言，在統一的意大利，教皇只能扮演普通的總主教的角色[38]，而且確信，在我們這個人道的、工業的和鐵路的世紀，這個一千年都未解決的難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解決。但是“高級的俄羅斯自由主義”對這個問題自然不可能采取任何別的態度。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談論藝術，而且談得非常精彩，但是有點抽象。他有時回憶起自己青年時代的朋友，他們都是在我國的發展史上留下了姓名的人物，他回憶他們的時候總是心情激動、肅然起敬，但仿佛也有點嫉妒。倘若大家覺得太無聊了，那么彈得一手好琴的猶太人利亞姆申（郵政總局的小官員）便坐下來彈奏，中間休息的時候則模仿豬叫聲、雷雨聲、女人分娩時的呻吟聲和嬰兒呱呱墜地時的叫喊聲等等。邀他前來就是為了這個。倘若我們喝得酩酊大醉（確有這種情況，雖說并不經常），那么就興奮起來，有一次甚至在利亞姆申的伴奏下合唱起《馬賽曲》來了，不過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我們歡欣鼓舞地迎接二月十九日這個偉大的日子[39]，在它尚未到來之前，早就開始為它干杯了。這是老早以前的事，當時無論是沙托夫還是維爾金斯基都還沒有來呢，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還跟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在這個偉大日子到來之前的一些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常常念念有詞地哼詩，這詩雖然著名，但有點矯揉做作，大概是過去的一位自由派地主作的：
莊稼漢扛著斧頭在前進，
眼看要發生可怕的事情。
仿佛就是這一類的東西，我記不太準了。有一次，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聽到了，便對他嚷道：“胡說，胡說！”然后氣呼呼地出去了。利普京當時恰巧在場，便尖酸地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指出：
“倘若地主老爺們過去的農奴為了慶賀節日果真對他們做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可就糟了。”
他還伸出食指繞著自己的脖子畫了個圈。
“親愛的朋友，”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溫和地向他指出，“請您相信，這玩藝兒（他也繞著脖子比畫了一下）無論是對我們的地主還是對我們大家都沒有一點好處。我們就是掉了腦袋也干不出任何名堂，盡管最妨礙我們去理解事物的正是我們的腦袋。”
在此我要指出，我們這里有許多人認為，在宣言公布之日將發生什么非同尋常的事，類似利普京預言過的那種事，而這些人全都是所謂農民問題和國家問題的權威。看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有這種看法，他甚至幾乎就在這個偉大日子的前夜，請求瓦爾瓦拉·彼特羅夫娜允許他出國；總之，他開始感到不安。然而偉大的日子過去了，又過了一些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嘴邊重又出現了自命不凡的微笑。他就一般俄國人的性格問題，特別是俄國農民的性格問題，向我們闡述了一些精辟的見解。
“我們跟所有性急的人一樣，對待我們可愛的農民未免太匆忙了，”他在結束其一系列精辟的意見時說道，“我們把他們變成了時髦人物，若干年以來，我們整個文學界一直把他們當作新發現的奇珍異寶大加吹捧。我們給長滿虱子的腦袋戴上桂冠。一千年來，俄國農村給與我們的只不過是卡馬林舞[40]。一位并非缺乏幽默感的杰出的俄國詩人，第一次看到偉大的拉舍莉[41]登臺演出的時候，不禁欣喜若狂地叫道：‘我可不愿意拿拉舍莉去交換一個農民！’我倒想更進一步：我情愿拿全體俄國農民來交換一個拉舍莉。現在已到了應該保持比較清醒的看法的時候了，不可把我們祖國的煤焦油當成女皇香[42]。”
利普京立刻表示贊同，但他指出，違心地去稱贊農民，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上流社會的女士們在閱讀《苦命人安東》[43]時甚至傷心落淚，其中有些人還從巴黎給俄國寫信，叫她們的管家從此以后對待農民要盡可能地慈悲為懷。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關于安東·彼特羅夫[44]的消息剛剛傳開，在我省的一個距斯克沃列什尼基只有十五俄里的地方，發生了一起騷亂，隨后輕率地派去了一小隊士兵。這一次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非常激動，甚至把我們都嚇壞了。他在俱樂部里叫喊，說是應該派更多的部隊，應該打電報到別的縣去調；他跑去找省長，向省長保證，他與此事無關；他請求不要按照舊眼光把他牽連到這事里去，并建議立刻把他的申明函告彼得堡的有關人士。所幸這一切很快就過去了，也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只是我當時卻不禁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感到奇怪。
眾所周知，三年后人們談起了民族主義，而且產生了“輿論”。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大笑不止。
“我的朋友們，”他教導我們說，“倘若我們的民族主義果真像他們在報上斷言的那樣‘已經誕生’，那么它現在也還是坐在學校里，坐在一所德國的Peterschule[45]里，讀著一本德國書，溫習著自己永恒的德語課，而德國教師隨時都可以罰它下跪。我贊美這位德國教師；但是最為可能的是什么事都不曾發生，任何這一類的東西也沒有誕生，一切如舊，也就是說是在上帝的庇護下。我覺得，對于俄國來說，對于我們神圣的俄國來說，這也就夠了。此外，所有這些斯拉夫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太陳舊了，根本成不了什么新東西。即便您喜歡，民族主義也永遠不會在我們這兒存在的，除非它是俱樂部里哪位老爺發明的什么玩藝兒，并且還是莫斯科的玩藝兒。當然，我現在說的不是伊戈爾王子時代。最后，我說這一切都是由于閑得無聊。在我們這兒，一切都是由于閑得無聊，行善和做好事也是如此。一切都是由于我們老爺們的那種可愛的、有教養的、刁鉆古怪的無聊！這話我都說了三萬年了。我們不會自食其力。至于他們現在在那兒嘁嘁喳喳地議論的什么在我們這兒‘誕生’的輿論，莫非它是無緣無故地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成？難道他們就不明白，要想獲得一種見解，首先就需要勞動，自己的勞動，自己的首創精神，自己的實踐！不費一點力氣那是永遠也得不到任何東西的。我們會勞動的，我們也會有自己的見解的。要是我們永遠無所事事，那么迄今一直代替我們工作的那些人也就會代替我們形成一種見解，我指的還是那個歐洲，還是那些德國人——我們兩百年來的老師。況且俄國這個難題也實在太大了，若是既沒有德國人，自己也不勞動，那么單靠我們是解決不了的。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敲警鐘，一直在號召大家勞動！我把我的一生都獻給了這種號召，像個瘋子一樣相信它！如今我已不再相信了，但是我還在敲警鐘，而且要一直敲到最后，敲到進墳墓的那天；我要不停地拉鐘繩，直至人們為我敲起了喪鐘！”
嗚呼！我們只能唯唯稱是。我們給我們的導師鼓掌，而且還非常熱烈！不過，諸位先生，我們至今豈不依然經常聽到這種同樣“可愛”，同樣“機智”，同樣“自由主義”的陳腐的俄國廢話嗎？
我們的導師信仰上帝。“我不明白，為什么這里的人全都認為我是無神論者？”他有時常這么說，“我信仰上帝，不過應該看到，我信仰他就像信仰一個僅僅在我的心里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的生靈。我可不能像我的娜斯塔霞（女仆）那樣去信仰上帝，也不能像某一位為了‘以防萬一’才去信仰的老爺，或是像我們親愛的沙托夫，——但是不成，沙托夫不能算進去，沙托夫是不由自主地信仰上帝的，就像莫斯科的斯拉夫主義者。至于基督教嘛，盡管我真心實意地尊敬它，但我卻并非基督教徒。我不如說是個古代的異教徒，就像偉大的歌德或一個古希臘人。單就基督教不理解婦女這一點而論也就夠了，——喬治·桑在她的一部天才的小說里曾對此作了那么出色的描寫[46]。至于頂禮膜拜、齋戒以及諸如此類的事，那么我不明白，這一切跟我有何相干？不論我們這兒的那些告密者怎么忙碌，我也不想當基督教徒。一八四七年，別林斯基在國外給果戈理寫了一封著名的信[47]，在信中激烈地責備他信仰‘某個上帝’。說句私房話，我簡直不能想象，還有什么能比果戈理（當時的果戈理）閱讀這一句話……以及全信的那個時刻更為可笑的了！但是，撇開可笑的東西不談，既然我實際上還是同意，那么我就要說，并且指出：他們才是人物呢！他們知道該怎樣熱愛人民，知道該怎樣為他們受苦，該怎樣為他們而犧牲一切，與此同時，他們也知道該怎樣在必要的時候同他們保持距離，在某些觀念上不要縱容他們。其實別林斯基根本不會從素油或蘿卜加豌豆當中去找出路！……”
不料這時沙托夫插話了。
“不管您怎樣想入非非、自我安慰，您的這些人物也從來不曾愛過人民，不曾為他們受苦，也不曾為他們犧牲過任何東西！”他悶悶不樂地埋怨道，一面垂下視線，并急忙在椅子上轉過身去。
“居然說他們不愛人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號叫起來，“噢，他們多么熱愛俄國啊！”
“既不愛俄國，也不愛人民！”沙托夫也號叫起來，兩眼閃閃發光，“你不知道的東西你是愛不起來的，而他們卻一點也不了解俄國人民！他們這些人，連您也在內，都是從指縫里去看俄國人民，尤其是別林斯基；就從他給果戈理的這封信里就看得出這一點。別林斯基跟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個喜歡刨根問底的人一模一樣，他看不見珍禽異獸陳列館中的大象，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法國的社會主義小甲蟲身上了[48]；他從來也沒有超過他們的水平。而他說不定要比你們所有的人都聰明！你們不只是忽視了人民，——你們把他們看得一錢不值，這僅僅是因為在你們的心目中，所謂人民就只有一個法國人民，甚至還僅僅是巴黎人，而且還為俄國人跟他們不同而感到羞愧。這是明擺著的事實！誰要是沒有人民，他也就沒有上帝！你們想必知道，凡是不再了解自己的人民并跟他們失去了聯系的人，全都立刻在同樣的程度上喪失了對他們父輩的信任，不是漸漸變成無神論者，就是慢慢變得冷漠起來。我說的是真話！這是個一再得到證實的事實。你們大家，以及我們大家，如今不是卑鄙的無神論者，就是冷漠無情、腐化墮落的敗類，如此而已！而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是如此，我一點兒也不把您當作例外，我甚至就是說的是您，您要知道這一點！”
跟往常一樣，沙托夫在說完這種獨白之后（他常常如此），便抓起自己的便帽向門口奔去，深信如今一切都已結束，他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友好關系從此也就徹底破裂了。然而后者總要設法及時叫住他。
“在這樣親切交談一番之后，咱們豈不是已經和解了嗎，沙托夫？”他常常這么說，一面和藹可親地從圈椅里向他伸出手去。
舉止笨拙，但為人靦腆的沙托夫不喜歡溫柔多情。從外表來看，他是個粗魯的人，然而從內心來看，他卻像一個感情非常細膩的人。雖說他常常有些過分，但為此而吃苦頭的首先卻是他自己。聽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這一番話，他哼哼唧唧地說了些什么，而且像一頭熊似的在原地踩了一陣，驀然出人意料地笑了笑，把便帽擱在一邊，坐到原來的椅子上，死死地盯著地面。不消說，酒送上來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便找個適當的借口舉杯祝酒，譬如說，紀念過去的哪一位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