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制器之器”
    從1864年“用滬平吳”戰爭結束以后，李鴻章憑借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的權勢，把“自強”活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李鴻章留心考察中外國情，逐漸形成了中國封建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優劣觀。他對清廷說：
    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
    ②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壞者，固自有在。
    ③在李鴻章看來，中國的封建政治經濟制度和孔孟之道是盡善盡美的，“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惟有軍隊的武器裝備遠遜于外洋，因而造成了“厝火積薪，可危實甚”的局面：“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布滿江海之間，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焰。盱衡當時兵將，靖內患或有余，御外侮則不足。”④面對著這種險惡形勢，李鴻章依據儒學傳統中“窮則變，變則通”
    的原理，說明了中國因時變通的必要，并闡述了變通的本末觀。
    他說：“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他一面斷言中國封建的“文物制度”為“郅治保邦”之本，主張遵循儒家傳統治略，內修政事，借以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一面贊賞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主張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仿造外洋槍炮，引進“制器之器”，并進而造就掌握先進工程技術的人才。他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①“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確實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為中國跨過用手工制造機器的階段、加速實現從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化開辟了道路。不過，他把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工程技術看作“末”，認為“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僅屬“治標”性質，目的還在于固本。他向清廷明確表示：“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于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繕防，非謂濬川澮、經田疇之策可不講也。”
    ②這表明李鴻章在追求西方文明的后面有一種更為強大的動力，“即對中國文物制度和傳統哲學的不可動搖的信念”。
    李鴻章主張“學習外國利器”，仿造外洋船炮，創辦近代軍工企業，實現軍隊近代化，目的之一是為了縮小中外軍事力量對比時差距，抵御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他聲稱“機器制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當然，除了“御侮”之外，李鴻章還抱有鎮壓國內人民、延續清朝壽命的強烈愿望。他對清廷說：中國殘寇未滅，“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與御之？鴻章所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長嘆”
    ①。李鴻章認為要改變清軍武器②《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折附江蘇巡托李鴻章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頁。
    ③李鴻章：《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31—35頁。
    ①《同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折附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各理國事務衙門函》，《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頁。
    ②李鴻章：《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31—35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頁。
    裝備“陳陳相因”的局面，鎮壓所謂“潛師洋法”的“不肖之徒”，維護清朝封建統治，就必須仿造外洋船炮，建立近代軍工企業。
    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學習外國利器”，阻力重重。列強對先進武器“禁不出售，價值過昂”，而中國倘要仿造船炮，“外國疑忌譏嘲，皆所不免”。他對清廷說：
    中國因循積弱之由，已非一日，忽焉改其故步，從彼問津，發憤自強之一念，豈能瞞過彼人，初或含慍不言，久必借端造釁。然外洋軍火機器，運售無禁，彼既恃其擅絕之技，不妨炫奇于中上；其中又有獨神之用，不畏盜法之有人。且機器之巧，兼備百工之妙，人門有得，自歸一貫之中。在我心摹手追，固專注于軍火制造；而向彼開宗明義，當旁參于日用便民。如紡織、刷印、陶埴、代耕、濬河之類，必有機器房可以分往學習，而軍火自可類及。
    善為說詞，不見有機心之流露；則相忘無事，不遽啟彼挨之驚疑。
    ②李鴻章擔心列強“借端造釁”，并非杞人憂天；然而他所設計的對策卻是幼稚的。一靠“盜法”，二靠從學習“日用便民”機器入手而“類及”軍火制造，固然可能收效于一時，但又怎能長久“瞞過彼人”使之不遽“驚疑”
    而允許中國掌握其軍火制造的“秘法”呢？
    “學習外國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強之外，還來自國內的頑固守舊勢力。
    當時因循守舊的風氣彌漫全國，蒙昧無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們盤踞要津。這些頑固派承襲著“神明華胄”的榮光，昏睡于“天朝上國”的迷夢，閉目塞聽，不知道世界形勢的變化，不承認中國的衰弱，他們站在古舊的封建主義立場上，攻擊李鴻章等洋務派“舍己從人，變亂成法”，“用夷變夏”，幻想把中國拖回到閉關自守的一統天下的舊時代里去。李鴻章深知只有取得清廷中樞的支持，才能排除頑固派的干擾，實現“自強”的理想。他把目光投射到奕䜣、陳廷經身上，企圖通過他們打通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這道關節，開拓“自強”之路。由于“扶傾定危”而烜赫一時的奕䜣，以議政王的名義，掌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總攬內政外交大權。他輔佐慈禧，倡導“自強”，力圖使日益衰微的大清王朝得以“中興”。1864年5月李鴻章致函以奕䜣為首的總理衙門，闡明了關于學習外國利器、引進外國“制器之器”和培養自己“制器之人”的“自強”主張；抨擊了頑固守舊勢力，論證了“皇然變計”
    的必要性。他指出：
    中國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
    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
    ①他以海外區區小國日本及時改轍向西方學習而獲得成功為例，斷言中國一向講求“窮極而通之故”，理應并完全“可以皇然變計”。奕䜣等認為李鴻章“思慮防微”，與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于6月特地上疏陳言，并“將李鴻章來函錄呈御覽”。他們指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現在應該以“剿賊”為名，“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②《海防檔》丙，機器局（一），第14頁。
    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折附江蘇巡托李鴻章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25，第9、10頁。
    無事可以示威。”他們請飭火器營于曾經學制軍火弁兵內揀派武弁3名、兵丁40名，發往江蘇，交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外洋炸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制器之器，“務得西人之秘”。慈禧贊賞奕䜣等人的主張，當即下諭批準奕䜣等人的建議。慈禧的這一舉動，固然是出于加強滿洲貴族軍事力量的需要，但她肯定練兵、制器以圖自強的方針，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同年10月李鴻章再次致函以奕䜣為首的總理衙門，交織著憂慮和期望地說：“洋人以船炮為性命”，但中國卻“素不講求，一旦改弦更張，智者慮其難成，愚者詫為多事。”然而外國侵略者業已“揍集海口”，“深入長江”，它們“藐視中國，非可以口舌爭，稍有釁端，動輒脅制，中國一無足恃，未可輕言抵御，則須似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或俟經費稍裕，酌擇試辦，祈王爺大人加意焉。”李鴻章還將上海道丁日昌密稟一件，附抄呈覽。丁日昌提議“建設制造夾板火輪船廠”、“并準中國富紳收買輪船夾板，以裕財源而資調遣”。李鴻章推崇丁日昌“識議閎遠”，并表示要設立制造外國船廠，“須以廣購機器為第一義，精求洋匠為第二義。”
    ①奕䜣等人十分欣賞李、丁建議，致函李鴻章說：丁日昌密稟“實能宣本衙門未宣之隱”，“閣下謂設立外國船廠，以廣購機器為第一義，精求洋匠為第二義，下手功夫，有此把握，尤為切中機宜”，而“函內求洋法習洋器為自主張本之語，深心已露端倪，仍希隨時悉心籌酌，其一切章程及如何籌劃經費之處，統由閣下通盤核計入告”。
    ①李鴻章對待奕䜣，暗中貶之為“庸鄙無遠識”，明里卻邀寵以借重之，因而密切地注視著奕䜣的宦海浮沉。奕䜣支持慈禧垂簾聽政，慈禧則授權奕䜣主持中樞。一個外國人描寫當時的局勢是兩個當權者，“在謹慎地互相監督著。”1865年3月31日編修蔡壽祺疏劾奕䜣攬權納賄，詞連曾國藩等漢族重臣。慈禧覺得自己腳跟已經站穩，對政務也“漸皆了然”，因而決意借機打擊奕䜣，壓制曾國藩等漢族大臣，以便集權于一身，特于4月2日詔責奕䜣妄自尊大，目無君上，諸多挾制，取巧妄陳，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慈禧此舉，震驚朝野。大學士倭仁公然出面贊助。曾國藩見到諭旨，讀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由于外國公使干預和朝廷戚舊進諫，慈禧被迫讓步，命奕䜣仍在內廷行走，掌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但他的議政王的稱號卻被永遠地剝奪了。李鴻章沒有象曾國藩那樣“惄然不安”
    ②，而是靜觀朝局的演變。他兩次致函曾國藩說：“恭邸近事，軒然大波，倏忽轉幻，朝廷聽讒可畏，從諫亦可喜也。”“恭邸似可漸復，惟與艮相（倭仁字艮峰）嫌隙日深，仍恐波瀾未已。”
    ③除了借重奕䜣外，李鴻章還寄希望于陳廷經。陳廷經（字執夫，號筱舫）系道光二十四年進士，由庶常授編修，累官內閣侍讀學士，時任巡視南城掌四川道監察御史，以通洋務、敢直言而名重京師。李鴻章企圖要結之，并進而影響清廷。1864年10月他致書陜廷經，從敵國外患和中外軍力對比立論，闡明中國“及早自強，變易兵制，講求軍實”的緊迫性及其具體內涵；抨擊頑固派抱殘守缺，昧于大勢。他說：“兵制關立國之根基，馭夷之樞紐，今①《海防檔》丙，機器局（一），第3—5頁。
    ①《海防檔》丙，機器局（一），第6頁。
    ②《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③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17、19頁。
    昔情勢不同，豈可狃于祖宗之成法？”然而中國頑固派閉目塞聽，不了解敵我強弱之勢，一旦有變，曰“吾能御侮而破敵，其誰信之？狃于目前小勝，謂內賊不足平，外患亦不足慮，其又能自信耶？”他疾首蹙額、深長嘆息：
    “鴻章略知底蘊，每于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茍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為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
    ①情見乎詞，李鴻章這番頗帶感情的議論，果真打動了陳廷經。1865年1月，陳廷經奏陳綠營水師廢弛，建議“講求兵制”，整頓營伍，籌劃海防，置造外洋船炮，“以靖內患、御外侮”。清廷根據陳廷經的請求，讓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
    李鴻章上疏積極響應。
    李鴻章鑒于自己“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的主張，獲得清廷贊許，便精心籌劃建立起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軍事工業——江南制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
    江南制造總局，又稱上海機器局，簡稱滬局。江南制造總局的創建，和曾國藩有密切關系。1863年盤踞安慶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擬設立鐵廠”，特派從美國留學歸來、懷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國愿望的容閎（字醇甫）赴美購買“制器之器”。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遵示撥款萬兩，“交令速往”，并復函曾國藩說：“西人制器之器，實為精巧。醇甫此行，當可購到。海疆自強，權輿于是。”
    ②當時李鴻章與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講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鴻章認為，先前設立的炸彈三局，“機器僅值萬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買制齊全”，若托洋商回國代購，路遠價重，毫無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訪有洋人出售鐵廠機器，確實查驗議價定買，可以立時興造”。1865年，李鴻章讓丁日昌訪求數月，購得設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鐵廠，合并原由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個炮局，于9月奏準成立江南制造總局。容閎所購機器，‘亦于是時運到，歸并一局。所有局務，責成丁日昌督察籌劃，先造槍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該局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建造機器廠、洋槍樓、汽爐廠、木工廠、鑄銅鐵廠、熟鐵廠、輪船廠等，開始制造兵輪。后來，該局于1868—1870年間，陸續設立翻譯館、汽錘廠、槍廠，并在龍華鎮建廠制造洋槍細藥及銅帽炮引，使之逐漸成為一個以生產槍炮彈藥為主、輔之以修造船艦的綜合性新式軍用企業。
    金陵制造局，簡稱寧局。1865年，李鴻章升署兩江總督后，將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到南京，在雨花臺設廠，改稱金陵機器局。此后，逐漸擴充規模，改良設備，到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種口徑的大炮、炮車、炮彈、槍子和各種軍用品。
    李鴻章除了創辦滬、寧兩局外，還參與了天津機器局的籌建工作。1865年5月，清廷在飛諭李鴻章派兵北援的同時，命其派員赴津在崇厚主持下開局鑄造炮彈，以資應用。崇厚是滿洲鑲黃旗人，完顏氏，字地山，時任三口通商大臣。清廷此舉，“隱寓防患固本之意”
    ①，企圖建立由滿洲貴族直接控制的軍火工廠，打破漢族官僚對新式軍工企業的壟斷，借以扭轉外重內輕的局面。李鴻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實用心，采取了敷衍態度。6月，他在復奏后①李鴻章：《復陳筱航侍御》，《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5，第34頁。
    ②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4，第29頁。
    ①李鴻章：《等議天津機器局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7，第16—18頁。
    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說：“天津設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筆。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與雨生商辦。”“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罷論。”8月他函詢潘鼎新：“天津設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議？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從緩。”
    ①“奏中姑宕一筆”、“便可從緩”、“即作罷論”云云表明，只要再無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實，崇厚并非“外行”，他早在1862年就在天津小規模試制軍用物品和炸彈，加之奕䜣意在必行，所以李鴻章不得不籌商定議。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議飭以天津拱衛京畿，宜就廠中機器仿造一分，以備運津，俾京營員弁就近學習，以固根本。
    現擬督飭匠目隨時仿制，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
    ②他既答應為天津仿制和購求機器，又要求“寬以時日”，為緩辦預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專函詳詢李鴻章“何時可以購齊”。李鴻章復信說須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間，得有眉民，可以籌運”。1866年10月奕䜣等正式奏準在天津設局，專制外洋各種軍火機器，由崇厚籌劃辦理。崇厚一面向香港購買修造槍炮和仿制炸彈、開花炮等機器，一面寄希望于江南制造總局。然而不久即奉命北上“剿捻”的李鴻章，既散布消極情緒，說津局之設，“恐難遽成”；又撒手不管，聽之任之。于是主持滬局的丁日昌。便負起籌劃支援天津設局的重任。
    丁日昌從上海旗記、旗昌兩洋行買到八種機器設備，并令滬局代造“鑄炮及鑄彈所用器具”，分別于1868、1869年解運天津。及至1870年就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竟然坐享其成，把津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滬、寧二局雖然名曰機器局，但實際上卻是專門制造軍械的兵工廠。它們用蒸汽機作動力，以機器為勞動手段，雇傭了一批殘存著封建工役制度遺痕、以商品形式出賣勞動力的產業工人。這表明舊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生產力，然而這種新的社會生產力，卻被納入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框框里。
    它們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或封建官府工業，而是封建官府工業向資本主義企業轉化的中間形式。
    滬、寧二局屬于清政府所有，采用官辦方式。李鴻章雖然深知“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植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并且預料到“數十年后，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憑借政治權力無法阻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興起，但卻主張“銅錢、火器之類，仍照向例設禁，其善造槍炮在官人役，當隨時設法羈縻耳。”
    ①他懂得官府壟斷“銅錢”和“火器”制造，是歷代封建王朝統治人民、鞏固政權的法寶，清政府為自身安全計，必須沿襲舊制，嚴禁私人染指。滬、寧二局資金來自清政府的財政調撥，關稅、厘金和軍需項下的撥款成為它們營運資金的主要來源。它們生產出來的槍炮、彈藥和船艦，大部分直接調撥給湘淮軍和沿海各省使用，小部分由各省以協餉等名目調換，只作為代辦性質收取成本費，不以商品形式參加市場交換，企業本身沒有盈虧可言，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本內部積累。企業的繁榮和停滯，不取決于市場需求和企業本身生產，而取決于政府的財政盈絀和撥款多少。先進的技術設備，要求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滬寧二局雖然是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近代軍事工業，但卻①《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23、24頁。
    ②李鴻章：《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31—36頁。
    ①李鴻章：《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31—捎頁。
    采取了一套封建的管理制度。每個局都不是獨立的企業單位，而是政府的分支部門，成為行政系統的一個環節。上面有總署節制、督撫監督，有督撫任命、呈報總署核準或備案的總辦主持，襄理局務者為會辦，下面有提調、委員、司事等。機構龐雜，冗員充斥，大部分經費用于開支薪水和工食，辦事拖拉，效率低下，生產成本高昂，隨著歲月的流逝，此類弊端日趨嚴重。
    滬、寧二局創建于經濟落后的國度里，從機器設備、原料燃料到技術人員不能不仰賴于外國。李鴻章承認淮軍“炮隊所用器械子彈，盡仿洋式，所需銅、鐵、木、煤各項工料，均來自外國”
    ①。滬局“各船雖系自造，而大宗料物無非購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與購買外洋船只略同。”寧局也不例外。李鴻章非常器重馬格里，遇到疑難問題，總是找馬格里做顧問。
    當然，李鴻章并非甘愿長期仰賴外人。他認為起初不得不雇洋人指導，但“經久之道”還在于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希望“內地員匠，學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運用，轉相傳習”。“雇用洋匠”和“定購外國機器”，也必須堅持自主之權。他特意向清廷稱頌為此而做出貢獻的湖北補用道沈保靖，說沈保靖“前經臣委令督辦上海機器局，事事皆賴其創制，如雇用洋匠，進退由我，不令領事稅務司各洋宮經手，以免把持。定購外國機器，貨料自擇，各洋商評訂收貨給銀，務取該國發貨洋文單為憑。委員各有專司，其冗食不究心者汰去之。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無稍冒混。立法最稱精善。”
    ②李鴻章創設滬、寧二局，制造精利武器，裝備清朝軍隊，雖然具有“靖內患”、“御外侮”的雙重意圖和作用，但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所謂“靖內患”和“御外侮”兩者的地位卻有所不同。滬、寧二局在創辦后的5、6年間，矛頭主要是對著國內人民的。當時在共同鎮壓太平天國的基礎上，中國封建統治者和外國侵略勢力之間出現了一個暫時的“和好”局面。清政府對外國侵略者采取了“守定和約，絕無更改”、“遇事曲從，故為遷就”的方針，不惜以民族國家主權來換取“大清社稷之安”。
    外國侵略者則采取了所謂“合作政策”，主張各列強在一切有關侵華的重大問題上彼此進行協商合作，不用單獨的軍事手段而用聯合的外交手段來實現其共同的侵略目的；各列強贊助清政府鎮壓人民革命、維護統治秩序，而清政府則必須忠實履行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義務”。這種“合作政策”，對各個列強都是有利的。在中外“和好”之際，清朝封建統治繼續受到國內以農民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反抗斗爭的沖擊。南方的太平天國余部、北方的捻軍、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數民族反清斗爭，方興未艾。其中捻軍一度掀起強大的風暴，橫掃中原、華北各省，威逼京畿重地。
    基于這樣的國際國內形勢，清朝統治者深感“心腹之害”，并非外國侵略者，而是奮起反抗的各族人民。李鴻章環顧左右，清醒地認識到當務之急是“靖內患”，而不是“御外侮”。因此，他在滬局創辦伊始，就指令“仍以鑄造槍炮、藉充軍用為主”
    ①。當時鑄造的槍炮，還是舊式的前膛槍、劈山炮和生銅炮。1866年他對總理衙門說：“從前置辦機器之議，本為兼造槍炮輪船而設，當時以輪船體大物博，未易挈短較長，而洋槍小炸炮最利陸軍攻①李鴻章：《復陳奉旨督軍河洛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56頁。
    ②李鴻章：《籌議天津機器局片》，《洋務運動》（四），第244，245頁。
    ①李鴻章：《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31—35頁。
    剿，當務為急，是以開辦鐵廠，注意學制洋槍炸炮。”
    ②1868年曾國藩回顧說：滬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支細，難興船工。”及至1867年經奏淮“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才開始制造船艦③。1870年李鴻章奏報清廷：滬局開設數年，已造成輪船4只，洋槍、大小開花炮、洋火箭等項，接濟各軍，應用者均不下數千件。寧局也是這樣，“制造炮位門火、車輪盤架、子藥箱具、開花炸彈、洋槍、抬槍、銅帽等項，解濟淮軍及本省留防勇營之用。”
    ①一位外國人說：李鴻章北上“剿捻”，“帶著英國軍官在鳳凰山給他訓練的軍隊，并且攜帶了金陵制造局給他制造的大批軍用物資和許多門大炮。”
    滬、寧二局名為清政府所有，實則控制在李鴻章之手，被視為淮系的私產和政治資本。李鴻章在創辦滬、寧二局不久，即奉命北上“剿捻”，“馳驅在外，未能躬親督率”，因而特地向清廷聲明，他所創辦的軍事工業，乃是淮系的“命脈關系，誠不敢輕以付托”。他繼續監督滬局，寧局也“仍聽他指揮”。
    ②《總署收上海大臣李鴻章函》，《海防檔》丙，機器局（一），第27頁。
    ③《總署收軍機處交出曾國藩抄折》，《海防檔》丙，機器局（一），第40頁。
    ①《續纂江寧府志》，卷6，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