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父親洪祿承，年輕時氣質(zhì)出眾，是個標準的美男子。可如今他臥病在床半年，頭發(fā)白了大半，已經(jīng)沒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黃暗瘦削的臉頰，眼角腮旁的皺紋，全都在證明一個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還是個高身量的人，也是因為染上腿疾，才養(yǎng)成了弓腰駝背的習慣。現(xiàn)在無論哪個熟人，見到他如金鉤大蝦米一樣攢在床上的樣子，總會感覺他憑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兒了。　　說起洪祿承的這個病，完全是因為“十年運動”時期，單位監(jiān)督他勞動改造，把他長期安排在寒冷潮濕的防空洞里打理雜物倉庫才染上的。從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時間，他的腿自膝蓋以下由起初的發(fā)麻、發(fā)酸，很快發(fā)展到了疼痛、糜爛，以至于現(xiàn)在藏在被子下的兩條小腿都已變得一片烏黑，爛成了血污一片。　　眾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瘡。所以為了少受點兒罪，洪祿承每天還要堅持忍疼挪動幾次身體。而就在剛才，正當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撐著上半身，掙扎著想要挪動時，卻突然感到一陣乏力。結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牽動了小腿的瘡口，引發(fā)了一陣格外鉆心的疼痛。　　不過，洪祿承盡管摔倒在了床上，頭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還是咬住嘴唇，執(zhí)拗地攥緊拳頭，不肯哼出半聲來。女兒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藥，他怕女兒聽見。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輕了些。洪祿承喘息了幾下，一狠心，扶著床頭他又重新坐起來了。這感覺怎么說呢？就像萬千細針一齊刺著他的腿。他的汗無疑出得更多了，可畢竟還是立住了。就這么著，他就生抗著，直到鉆心的疼痛又衰減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著一點點挪動。許久許久之后，在顫顫巍巍中，他終于完成了預定動作，帶著滿身冷汗靠在了床頭。　　洪祿承長長舒出一口氣后，閉上了眼。挪動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時候。為了好受些，他常像這樣把眼閉上想事兒。這種時候，他往往就會溫習起有關洪家祖輩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過的路，因而也總會萌生出一些說不清的悵然和迷茫……　　洪祿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農(nóng)歷是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來，1977年剛好六十歲整。他與妻子王蘊琳是在1937年成的親，一直以來相敬相愛，攜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國建立之后。可要是非從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別符號的話，那恐怕就來自于他的家世了。因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頂級的富豪世家——素被稱為八大宅門之一的洪家。　　在我國，談世家，談富豪，要有個分類，并不能拿來一鍋燴。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階層很復雜，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臺的新執(zhí)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遺老和北洋廢官家族，甚至還有逃難至京的俄羅斯王公貴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賈，也因資金來源或是經(jīng)營內(nèi)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資本”與“民營資本”的差異，有著“新實業(yè)派”與“傳統(tǒng)行商”的區(qū)別。　　洪家歷來以買賣興隆和善于經(jīng)營為京城百姓所稱道，是最典型的傳統(tǒng)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傳著一個有關老字號商鋪的順口溜——“頭頂馬聚源，腳踩內(nèi)聯(lián)陞，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品茗吳裕泰，落座龍順成，大擺洪門宴，延年齊仁堂。”這其中的“大擺洪門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樓飯莊和餑餑鋪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諧音字——“衍”和“燕”字作為商鋪字號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記載，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間從山東福山老家來京的，算下來到洪祿承的父親洪效儒這代，洪家在京城已歷經(jīng)九代人。這二百年的商業(yè)積累和人脈關系，為洪家涉足其他更賺錢的行業(yè)提供了基礎，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時，洪家的商業(yè)版圖已變得異常龐大。　　當時洪家名下各類產(chǎn)業(yè)計有：飯莊衍慶堂、燕喜堂，酒樓衍美樓、燕興居，餑餑鋪衍美齋、金蘭齋、衍英齋、衍祥齋、衍福齋、衍華齋、衍德齋、衍寧齋。這些莊館和餑餑鋪地跨京津兩地，聯(lián)號分號共計一十八家。其中，衍慶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樓為京城八大樓之一，燕興居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齋則與永星齋并稱當年京城北案烘爐局之魁首，風頭甚至還壓過了正明齋和瑞芳齋。這么說吧，單是京城的餐飲業(yè)就被洪家占據(jù)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還跨行經(jīng)營著天寶金店、三陽金店、萬慶當鋪、古玩店聚寶齋，并與太醫(yī)院壽家，合股共辦了參茸莊衍壽堂。分號遍及京城、津門、滬海、南京、西安、青島、煙臺、旅大、沈陽等地，共計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說起洪家人過著怎么樣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窺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個比方，百姓說富，必是“穿金戴銀，錦衣玉食。”而真正豪門世家，卻只說“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其間差別，一語可判。況且除了優(yōu)越的物質(zhì)條件以外，在商業(yè)富豪的真實生活里，還包含著許多難言的苦澀。　　這話絕非無病呻吟。我國歷史上的統(tǒng)治者們，一向覺得商人靠出賣別人生產(chǎn)的東西取利，是極不道德的行為。而且從根兒上又認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亂社會的隱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對“商”這個階層，歷來嚴防死守，實行“抑制政策”，即“重農(nóng)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會地位始終卑微。　　就拿大清國來說，商人該穿藍布大褂，那就得穿藍布大褂，你有錢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兒子還不許做官，這大概就是現(xiàn)在說的封建壓迫。　　說到這里，洪祿承的父親，平生倒是對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點另辟蹊徑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說，在以農(nóng)為本的封建社會里，統(tǒng)治者最怕百姓脫離戶籍成為流民，使之失去剝削的對象，所以往往竭盡一切辦法控制人身自由。而歷朝歷代，卻唯有雍正朝的“攤丁入畝”政策歪打正著，竟為國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這才使人們有了脫離地著選擇職業(yè)的可能。否則，按照舊有的束縛制度，洪家是根本沒有機會離開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樣不可能招攬到足夠的人手和伙計。更何況，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業(yè)到了不屑為之的境地，規(guī)定旗人經(jīng)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這樣的漢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會有什么生發(fā)機會的。對父親這個觀點，洪祿承也深以為然。　　可即便做買賣的基礎條件有了，但只憑一個普通商人要想把買賣做大，或是想進入國家專賣的領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權貴，成為所謂的“官商”。　　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過，洪家人也用親身體會驗證了一個道理——做一名“官商”，雖然社會地位體面了些，做買賣也會有很多便利，但副總用卻也同樣嚴重，甚至有些得不償失。　　其中邏輯不難理解，正因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僅在要接受權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還會因為靠山身份帶來的特殊需求，從而承擔諸多的犧牲和風險。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辦”，這個由頭就是個吞銀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犧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遜位，則更是一場幾乎使整個京城商場為京城官場陪葬的曠世災難。　　大清國的時候，京城的消費主體是以滿蒙旗人和官員權貴為主。所以辛亥革命讓清政府這么一倒臺，不僅消費市場直線萎縮，并且就連許多陳年舊債也難以追回，這就導致了大量中小工商業(yè)者直接破產(chǎn)。而且越是“官商”，在這種情況下?lián)p失也就越大，因為這些大商家最大的顧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來說，“衍”字號餑餑鋪歷來有代替宮廷內(nèi)外餑餑房制作傳供的活計，而參茸莊衍壽堂又長期專辦東西御藥房的人參和鹿茸，這么算下來，一共一十六萬兩貨款就此打了水漂兒。再如齊仁堂岳家，因為享有供奉宮廷其他御用藥材的殊榮，也不得不咬著牙硬撐下近二十萬兩的虧空。而在所有與清宮有經(jīng)濟往來的商家中，損失最大的，恐怕就是專為皇家營造的興隆木廠馬家了。據(jù)說，修光緒東陵所欠的二十二萬兩和修北海所欠的三萬余兩，皇家一個子兒也未曾支付，而當年給馬家留下的那張欠據(jù)，也隨著北洋政府的登臺，成為了永遠無法兌付的一紙空文。　　到了北洋執(zhí)政時期，政府則開始提倡“西風東漸”和“實業(yè)救國”，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實際上，商人的待遇不僅沒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還遠遠不如。且不說軍閥之爭造成市面貨源奇缺，也不說政府暗中為外國資本的經(jīng)濟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雜稅要比清政府還狠得多。而且軍閥亂戰(zhàn)時期，每一位帶兵入京的將軍，都把商人們當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這種情形下，商家們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況，那些大兵們也不是好敷衍的。這些家伙只要從軍營里一被放出來，全是一窩蜂的來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鋪，因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標。大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橫著來。罵著“媽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說，更有甚者還仗著手里的槍桿子公然行搶，如若抗拒，那必定會砸店傷人的。　　洪祿承從兒時起，就見慣了父親因為兵痞鬧事頭疼煩惱的樣子。而像這種讓洪家既鬧心又窩心的日子，大約要到1928年東北易幟，才算告一段落。　　不過，封建制度的終結，畢竟還是對世風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要提的一點是，從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響，社會上開始涌現(xiàn)出一批新興商人代表。這一批人是非常年輕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識分子，甚至于“海歸派”。他們沒有舊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與內(nèi)斂，而是表現(xiàn)出充沛的熱情，以富國強民為己任，走實業(yè)救國的路線。雖然他們身上也不乏偏執(zhí)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們卻是我國歷史上最有報復，最愛國家的一批商人。而他們所興辦各類新型工廠和公司，也以強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經(jīng)營模式，很快成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點。　　每當提起這段往事，洪祿承都不得不對父親感到由衷欽佩。在這種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親的精明，洪家才沒有墨守成規(guī)，被舊有的傳統(tǒng)束縛住手腳。　　洪效儒雖無實業(yè)派那樣的眼界與留洋經(jīng)歷，卻懂得乘勢借風，投資生利。雖不懂得新型實業(yè)的經(jīng)營方式與工業(yè)技術，卻明白商場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買賣永遠都是以金錢為基。所以，他果斷抓住了機遇，投巨資入股了岳乾齋的鹽業(yè)銀行和黃奕柱的中南銀行，以及德國人詹姆士創(chuàng)辦的朱諾飯店，并很快從這些洋行業(yè)里分享到了甜頭。　　待到洪祿承成為父親助手的時候，他個人出自對這批實業(yè)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說父親繼續(xù)投資了京城的丹楓火柴廠，以及股份制的津門北方輪船公司和津門利中酸廠。就這樣，洪家的財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時，也間接為國家出了一把力，達到了一個雙贏的結果。　　實際上，從1927年“蔣光頭”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執(zhí)政時期，可謂我國工商界難得的“十年建設”黃金時期。盡管期間國外資本與官營資本異常強悍，但民營工商階級在短期間內(nèi)取得的成績?nèi)允俏禐榇笥^，甚至使“實業(yè)救國”、“科學救國”的理念演變?yōu)橐环N時代潮流。　　只可惜，這批本土的資產(chǎn)階級實業(yè)派實在運氣不佳。羽毛才剛剛生長出來，還尚未豐滿，就又遭到外敵入侵。而本應代表他們利益、保護他們生長的上層建筑，這時候卻露出了既軟蛋又混帳的真容。在日本發(fā)動的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餉捐糧，軍隊卻不能盡責守土，以至于實業(yè)派們數(shù)年的心血大多付之東流，或是一頭躲進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國難當頭，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淪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糧政策”下，洪家的店鋪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許歇業(yè)，所以只好賠本維持。尤其洪效儒還拒絕使用偽幣，又不肯與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鋪每日還要被上門的漢奸、特務輪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隨著戰(zhàn)火的蔓延，洪家在異地的店鋪也紛紛毀于戰(zhàn)亂，而最終能僥幸保存下來的，寥寥無幾。　　好在洪效儒做為洪家的當家人睿智依舊。在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fā)之際，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讓洪祿承攜新婚妻子王蘊琳一起逃反，由津門乘船去了滬海。并且在臨走的時候還交給兒子一張存單，洪祿承這才知道，原來為以防萬一，父親在美國花旗銀行一直存有六十萬銀元。　　到達滬海后，洪祿承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夢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戰(zhàn)火平息，而是時刻在尋找著能幫洪家保存實力、減少損失的方法。　　當洪祿承發(fā)現(xiàn)在日軍侵華的腳步下，滬海租界里反因為避難人口增加呈現(xiàn)出一片畸形的繁榮時，他馬上就與時任工部局董事的猶太地產(chǎn)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銀行里的這筆錢，在租界里大肆興辦西餐廳、咖啡館、舞廳和夜總會，并很快賺了大錢。因此抗戰(zhàn)勝利后，再回到京城時，洪祿承已積攢了足夠的財力，來挽救洪家岌岌可危、瀕臨破產(chǎn)的祖業(yè)和信譽。也終于使得病危的父親放下了心病，帶著微笑握著他的手安然離世。不過，洪家的這段興盛史擺脫不了歷史的桎梏，終歸也只是曇花一現(xiàn)。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處置戰(zhàn)后經(jīng)濟極為不當，“劫收大員”滿天飛，借沒收“敵產(chǎn)”之名大肆中飽私囊。我國的工商階層始終處于一種“孤兒”狀態(tài)。在那時，要想維持一份產(chǎn)業(yè)，可說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慘淡經(jīng)營，不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損失，同時也面臨著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擠壓與吞并威脅。　　內(nèi)戰(zhàn)起后，蔣管區(qū)物價飛騰，當局又強迫民間上繳銀元黃金，兌換成一錢不值的“金圓券”。致使整個經(jīng)濟呈現(xiàn)崩潰之勢，神仙也無力回天。無怪乎當時有人咬牙切齒把委員長稱為“蔣該死”，并私下宣稱“三民黨不亡，沒有天理”。因而在內(nèi)戰(zhàn)時，我國的工商階層，大多數(shù)人并沒有跟三民黨共進退，只在觀望中期盼塵埃早日落定。　　在這種背景下，洪祿承即便再有商業(yè)才華，也無可作為。能做到勉強維持諸多產(chǎn)業(yè)的經(jīng)營，還能給洪家的老伙計們掙上一口飯吃，著實已經(jīng)不錯了。眼見民營資本絲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祿承的心頭只有愁云慘霧。　　1949年，大軍狂飆席卷。隨著三民黨敗走臺灣，世界輕而易舉轉換成了紅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營經(jīng)濟在全國經(jīng)濟比重中舉足輕重，而且新執(zhí)政的紅黨面臨著一些實際問題，還需要民族資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資本，不是洋行買辦，工商階層還是被定義“人民”，是所謂開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國旗中，也占有一顆星的位置。　　在這時，紅黨高層對知名的商家是禮遇有加的，并給予了非常優(yōu)厚的待遇。如齊仁堂第十三代傳人岳松生，就屬于商界中積極擁護紅黨的代表人物。不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為了京城的副市長。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聲，洪祿承自然也是重點統(tǒng)戰(zhàn)對象。政府為他安排的名份、職務都有。但洪祿承一向秉承祖訓，習慣低調(diào)行事，本能地不愿當這個出頭的櫞子，故而他最終婉言謝絕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的職務，只肯頂個“工商界人士”的名頭。　　此外，建國之初的經(jīng)濟政策也很平穩(wěn)。在經(jīng)濟管制上，除了打擊金銀外匯等投機生意，新政權強制沒收的，也只針對官僚資本、敵偽財產(chǎn)。而對私營和個體經(jīng)濟的態(tài)度，除了恢復生產(chǎn)、擺正新的勞資關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這種合衷共濟的經(jīng)濟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1952年。而在這段時期內(nèi)，整個世界幾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開始，連語言文字也得從頭學起。因此不僅1949年以前的社會頑疾被掃蕩一空，而且社會的發(fā)展也一日千里，遙遠得如同做了一場夢一樣。　　那的確是一個豪邁的時代，不過在凱歌行進的同時，仔細打量，也會發(fā)現(xiàn)有一些裂隙，與那紅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協(xié)調(diào)。　　從1950年起，不斷有各界的“群眾運動”被發(fā)動。如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運動”，又比如“土改”、“鎮(zhèn)反”、“肅清反動會道門”等等。這一系列的清理舊政權的殘余，創(chuàng)立新社會的規(guī)范等等舉措，其正義性在當時不容質(zhì)疑，也給紅黨增添了救世色彩。不過，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沒有政策約束，其中的過激行為、違反政策的情況發(fā)生了不少。總之，這些運動雖未波及到工商階層，卻起到了殺雞駭猴的作用。　　就是從這時起，洪祿承的精神始終處于被抑制狀態(tài)，并開始為自身的處境擔心。他不得變得不小心謹慎，既不去過問政治，也不敢多賺錢，只求在新政權下當個順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買賣。　　沒多久，政府組織洪祿承去參加了“學習國家政策，積極自我教育”的群眾運動，他開始意識到身上有著“原罪”。心虛之下，為了“贖罪”，他首先積極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運動，不惜變賣家產(chǎn)籌措資金，捐了幾架飛機和幾門高射炮。接著，還主動上交了用來出租的十幾處閑置房產(chǎn)給政府，以解決不斷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問題。果然，他這力爭好好表現(xiàn)的舉動獲得了政府的肯定，登報表揚和大紅獎狀的鼓勵也猶如護身符一般，讓他那不安的心暫且安定下來。　　如果歷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祿承這番舉措可謂英明之至，后來也就洪福齊天了。只不過，風雨要是都按著天氣預測那么來，就無所謂狂風暴雨了。困難若是能由著你安然做好準備，也就沒有把人逼瘋這一說了。　　洪祿承哪里會想到，僅隔兩年，一場席卷整個工商界的清查就憑空臨頭。而當他在群眾斗爭會上拿出獎狀，并提起此時做過的一切時，卻根本無人相信。歷史就是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資本家還能愛國嗎？”，就把他自證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殺。　　特別是1952年2月16日，隨著當天的各大報紙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滬海大康藥房經(jīng)理王康年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盜竊國家財產(chǎn)和坑害志愿軍的種種罪行后。人們心中最原始的正義感被觸動了，成千上萬淳樸的人民紛紛投書報社，稱“五毒”資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說實話，像洪祿承這樣的以誠信為本的商人，其實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譽的敗類。可當時工商階級的整體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無論毒與不毒，幾乎是人人喊打。凡資本家或業(yè)主，人人須得過篩子。　　當時的具體細節(jié)沒必要再提。總之，被隔離審查的時候，洪祿承完全垮了下來，他不得不順著“打虎隊”招認，甚至于自動加碼。當他這只“老虎”被放出來時，已被斗得七葷八素，就像只“死貓”，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打虎隊員找車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態(tài)度良好，幾天之后，職工大會宣布了他已經(jīng)“徹底坦白”，并作為從寬處理對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降為第三檔“半守半違法戶”。（如果是完全違法戶，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運動”全勝收兵。經(jīng)歷過劫難的商人們，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廠和店鋪。但這次清查，已經(jīng)使許多人不敢做買賣了，甚至有人還在私下喊出了“再做買賣就是孫子！”這種話。可還沒等他們決定是否真的要關門不干了，緊跟著下來的巨額處罰，又迫使這些人不得不繼續(xù)擔當，才剛發(fā)過誓的“孫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書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寫著，補稅和罰款總計是五億元。（幣制未改前，五億元即五萬）　　在日后一段時期中，稅務員每天來洪家坐索，有錢就拿走。而為了繳付巨額的退補，洪祿承不得不搜羅家里值錢的東西，拿去變賣籌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畫，后來就輪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飾。　　解放后，當鋪已經(jīng)徹底消失。文物字畫要送去琉璃廠，春綢的棉袍與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賣，但金戒指金首飾，卻因政府規(guī)定只能拿到銀行去。洪祿承的妻子王蘊琳僅去了一次銀行就不肯再去了，說是不忍與舊物相別。再打點完東西，則讓洪祿承送過去。洪祿承直到看到銀行的人為檢驗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飾扭得亂七八糟時，這才體會到了妻子的心情。就這樣，持續(xù)了二年，洪家的家當去了多一半，才陸陸續(xù)續(xù)把這筆巨債還清。　　1954年，對工商界又是關鍵的一年。隨著齊仁堂在岳松聲的帶領下，率先宣布實行公私合營，京城的各行業(yè)對此都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響。不久后，綢緞鋪瑞蚨祥，飲食界的惠豐堂、萃華樓以及森隆飯莊也跟著宣布實行。面對這種情況，洪祿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傳到洪祿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論本心，他著實不愿做這個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說他本身就對做買賣有著濃厚的興趣，更何況父親在離世的最后一刻，還在鄭重囑托要他把洪家的基業(yè)好好傳下去。他如果就這么放棄了祖業(yè)，不僅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對自己寄予厚望的父親呀？可若論現(xiàn)實情況，想要維系下去，又實在是千難萬難。　　首先來說，社會形勢就不允許。實際上，飲食界單個的公私合營早在1950年就開始了。想當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豐澤園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隨實行。洪祿承早已看出，這條路恐怕是大勢所趨，國家的決心是不會扭轉了。再加上他已經(jīng)深刻領教了那種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其次再說經(jīng)營上的困難。由于對工商階層清查的作用，社會風氣變得更加崇尚儉樸，導致高端消費市場不斷縮減，最后的結果就是飲食業(yè)由于長期實行低價供應，整體淪為了社會福利行業(yè)，根本無利可圖。再加上近年來，國家對農(nóng)產(chǎn)品開始實行統(tǒng)供統(tǒng)銷制度，買什么都要憑證，更使得私營企業(yè)采購原料變得尤為困難。　　洪家目前的實際情況是，酒樓飯莊由于業(yè)務清淡，大多已經(jīng)關門，只剩一家衍美樓在勉強維系。而菜單也已經(jīng)作廢，每天僅能看情況而定，供應一些不講時令的家常菜。另外，就連餑餑鋪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雞蛋和奶油，目前僅能烤制一些粗制爐食，基本快變成燒餅鋪了。再這樣下來，登門的顧客自然還會越來越少，店鋪虧損更是鐵定的。就算不合營，大概離自己關張也為期不遠了。　　綜上所述，該當如何選擇，答案已是明擺著的了。但洪祿承的心結終歸難以釋懷，所以遲遲無法邁出這一步。關鍵的時刻，還是一件突發(fā)的事件幫他做了決定。　　1955年元旦過后，洪家三進院落的老宅被當時的街道辦看上，想征用改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樓和衍美齋兩個老鋪自然也包括其內(nèi)。為此，街道主任特意請來區(qū)里主管飲食行業(yè)公私合營的干部一起上門來說項，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時的“打虎隊長”。　　再次相見，當年的隊長已經(jīng)成了正職處長，雖然這次已換成一副和顏悅色，張口閉口的“同志”。但洪祿承卻舊痛難忘，依然心驚膽顫，又怎敢說個“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節(jié)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經(jīng)營了近二百年的兩個老鋪關張了，洪家老宅的大門上也掛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過，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與洪家無關了，因為街道資金有限，所以房產(chǎn)并沒有轉讓，只算作臨時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為了表示感謝，也幫忙聯(lián)系了新的住處，那就是福儒里2號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沒了影壁，沒了垂花門，沒了魚缸、天棚和石榴樹。洪祿承悶在觀音院東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戶，只抱著兩塊老鋪的木匾，抑郁了許多日子。　　他心里著實難過，卻又不好說什么。人家征用是經(jīng)過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現(xiàn)著積極與進步，背人又唉聲嘆氣，這算怎么檔子事兒呢？　　還是妻子最懂洪祿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兩間老鋪，卻另辟蹊徑說，“搬走就搬走吧，這里雖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傭人們都走了，家里也就這幾口人，盡夠住了。要是往好處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壓不住，房子會越來越舊，將來也沒精力收拾，擱咱們手里早晚也是糟踐了。”　　王蘊琳說的沒錯，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確已經(jīng)顯出了頹敗的老相。洪祿承被說動了，他發(fā)現(xiàn)妻子更了解世間的因果邏輯。沒有什么是永不變的，一切原本都是虛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祿承的郁結漸漸疏解開了。這心里一扭過彎來，公私合營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來嘛，老鋪和老宅既然都沒了，剩下的，也就再沒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祿承就去找隊長去談公私合營的具體事宜。隊長可沒想到還能一舉兩得，高興之余對他大加稱贊鼓勵，給出的條件也很優(yōu)越，除了一些國家規(guī)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別是在有關洪祿承個人工作的安置問題上，劃出的范圍和待遇比較寬松，可以由著他選。而洪祿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條件，卻只是把伙計們安置好，除此別無他求。隊長更是高興，很爽快地答應下來。　　這個要求實在是不難辦，因為洪家名下的酒樓飯莊皆已無存，除了剛關張的衍美樓老鋪，大部分莊館員工早就由洪家出錢，回鄉(xiāng)的回鄉(xiāng)，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點，其實只在于那些餑餑鋪。　　經(jīng)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了協(xié)議。衍美樓的店伙廚師由市三商局飲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國營飯館，八家餑餑鋪的百余員工則成為了國營糕點廠的工人。至于那幾家餑餑鋪的店面，由于其經(jīng)營方式還保持著前店后廠的手工生產(chǎn)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幾家店面最后是劃歸市二商局，成了與國營糕點廠有代售合作關系的副食店。而洪祿承自己，則成為了一名在京城糖業(yè)糕點總公司上班的會計。　　也許是有過去一些出格情況作為前車之鑒，這次國家比較溫和，給出的條件也挺優(yōu)厚。清查核資時采取自估自報、工人監(jiān)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萬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贖買政策”的規(guī)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沒有吃虧。　　而在工作安排上，隊長也任由洪祿承選擇了離家較近的工作地點，并給予了特別優(yōu)待。洪祿承享受行政15級的處級待遇，工資也相應地定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業(yè)，當時最高級別的技工到頂兒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個公司，這個數(shù)兒也得排在前幾位。這么看來，洪祿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證洪家人的衣食無憂，且代代人都能過上“上等生活”。　　不過，當洪祿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銀行那封蓋有“郵資付訖”郵戳的牛皮紙信封的信件時，還是難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這冷酷的信件所寄來的定息外，有關洪家祖輩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將被時光掩埋。　　洪祿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廠房里，隨著機器的傳送帶，各類糕點嘩嘩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著白圍裙，白套袖，干凈、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還以為是在外國。而與之相比，洪家餑餑鋪靠掌案帶徒工制作的方式，不僅看著陳腐落伍，產(chǎn)量也低的可笑。　　這副國營糕點廠用機器生產(chǎn)糕點的情景，讓洪祿承不由眼前發(fā)黑，從心里泛起了陣陣苦澀。　　如今怎么哪兒都用機器？也是，這么著一勞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煙熏火燎了。可要都像這么改良起來，那以后耍手藝的可全算白饒。　　或許，世上確是沒有不老不損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號的消亡也不可逆轉吧？　　或許，洪家鋪子確實是老了。　　或許，他也老了……　　1956年，對民營資本的改造達到最高潮。1月15日，隨著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聯(lián)在天安門上為偉大領袖呈上京城喜報，京城的工商業(yè)已先行實現(xiàn)了全行業(yè)的“公私合營”。隨后，全國各地紛紛快步跟上。自此，全國的買賣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說，既然已經(jīng)蓋棺論定了。那么就再無一個“運動”是指向工商階層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氣，從此安心開始新生活了。但實則不然，緊箍咒還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凈的。　　從1963起，大量憶苦思甜的小冊子泛濫開來，重新控訴舊社會黑心地主的罪惡。隨后相繼而來的，是普及而持久的“憶苦思甜”運動。其時，盡管再無政策要求打資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對工商階層丑化的影響，舊有的商人們，便又挨個被重新提拉出來，成了溜邊兒站的一群。　　說實話，洪祿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歷來十分關注基層員工的收入與生活。洪家的祖訓中，除了有包攬店伙們的生老病死，盡量拔中層干部于普通員工這些要求外，還特別規(guī)定了“不得無故散人（解雇人），不許搞特殊化，必須與店伙同食，以榮辱與共的理念來加以凝聚”等諸多事項。哪里又會像土財主“周扒皮”那樣，以“半夜雞叫”來壓榨下屬呢？　　可面對現(xiàn)實，洪祿承沒有別的轍，只好用老法子，盡力要求自己低下頭去做人，借低調(diào)行事來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對于所失去的財富，他也絕不敢表現(xiàn)出一點耿耿于懷。想來就明白，在社會整體上，“富”已經(jīng)一個恥辱，沒有誰再會留戀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雖然勤儉節(jié)約，本質(zhì)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貧窮不得以而為之，但是一旦被樹為全社會的主流風氣，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在那個時代，豈止是洪祿承，就連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純正。溥儀就曾在1958年寫過很真誠的決心書，表示要“爭當紅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祿承也一樣十分努力地去參加勞動、學習樸素。人民是怎么活，他們就怎么活。盡力融入，以圖早日變?yōu)椤叭嗣瘛币环葑印！　∧呐律罾铮榈摮羞€保留著過去的一點點講究，不肯在飲食上面馬馬虎虎，那也只能關起門來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慣像有的工農(nóng)那樣不洗手就吃飯、隨地吐痰、口吐臟話、舉止野蠻的舉止，可見到這些“紅五類”時，他也得點頭哈腰，故作親熱地打招呼。　　這不能怪他虛偽，全是環(huán)境使然。年頭兒的改變不是個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過大腿去，跟年頭兒叫死勁簡直是自己找別扭。否則，如若還保持“雕欄玉砌應猶在”的傷感，那么不用說，失去的還將會更多。　　洪祿承這樣的灰色人群與其親屬，一直就是這樣活著。但令人想不到的是，雖已到如此地步，卻還有一場把全國人民都卷入進入的劫難是躲不過的。　　1966年8月，社會形式再次驟變，紅衛(wèi)兵們高舉大旗，用鋪天蓋地的紅色掀起了一場狂潮。而這次的運動，比以前的歷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緩氣，一變好象就要變到底。　　不，這簡直不是運動，而是一陣龍卷風。就是這場空前的大風暴，把洪家人余下的財產(chǎn)、自尊、人格都絞得支離破碎……　　想到這里，洪祿承睜開了已霧氣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滿了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的感慨。　　在我國，所謂的富豪世家，實在是沒什么可以夸耀的。　　想當年，不知有多少人羨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盞、寶馬香車的生活是如何的闊綽爽快。可他在時代變遷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頭、遺禍子孫等等百年傷痛，又有誰能體味？　　他這一輩子，仿佛是背著“資本家”這沉甸甸的三個字，在走一條極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腳。越是盼著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兒。　　若細說其中滋味，不過是一個“載不動許多愁”罷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