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會殺人嗎？”

如果直接這么提問，會顯然有些幼稚可笑。小說所講的故事當然是虛構的，這是婦孺皆知的常識。但是，如果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這個提問倒也觸及文學復雜的社會功能和倫理影響。法國新小說派作家羅布-格里耶的小說《窺視者》曾流行一時，該小說作品的封面有文字介紹云：閱讀此書必使讀者深入到書中殺人狂的內心深處，進而去強烈地體驗殺人狂的感覺，并使讀者最終成為殺人“同謀”。如此煽動性的語言雖不免有些夸大，卻也道出了小說與“殺人”的某種可能的關聯，只不過閱讀小說中的“殺人”未必一定變成讀者的外在社會行為，但在讀者內心造成某種深刻的影響卻是完全可能的。看來，文學的虛構性并不能與某種道德后果的脫離干系。

文學批評的“芝加哥學派”（又稱“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第二代人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曾在其代表作《小說修辭學》中，非常嚴肅地討論了小說敘事技巧與倫理關系。這部著作的書名頗有些歧義，乍一看來是在討論文學敘事修辭方面的技術問題，實則揭橥了一個深層的文學問題：虛構性的文學修辭與小說家的道德責任之間的潛在關系。該書英文版于1961年面世，曾被批評界譽為20世紀小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述。時隔26年后，中譯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距今已有30年。后浪出版公司現在要出版該書的修訂版，作為該書的譯者之一，我欣然應允為新版寫個簡短的序言。然而，一提起筆竟不免唏噓，感慨良多。記得20世紀80年代早期，剛剛大學本科畢業不久的我，算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學批評后生，對任何新理論新觀念都十分好奇，偶爾在一本英文工具書中看到對布斯《小說修辭學》的高度評價。于是四處尋找這本書，眾里尋他千百度地得到復印本后，約好友華明和胡蘇曉一起翻譯。前前后后經歷好幾年，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現在回想起來，80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那時是文學有某種異常獨特的影響力，它后來被文學史家稱為“新時期文學”，在當時勇敢地承擔了解放思想和更新觀念的角色。每當一部有思想鋒芒和道德力量的新作問世時，都會掀起大大小小的“轟動效應”，成為坊間爭相傳看的文本。文學的功能在那個時代被放大了，但確實助推了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這與今天娛樂至死的文學迥然異趣。“新時期文學”頗有些類似晚清和新文化運動時期，小說承擔了開啟民智的功能。如“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所言：“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然而，80年代的文化面臨著一些特殊問題，一方面要破除極“左”的文藝思潮的束縛，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改變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所以80年代中期興起了文學研究方法論大討論。不過，當時可資借鑒的國外小說研究的資源并不多，記得一本內部發行的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在文學批評界廣為傳看。在這樣的情況下，翻譯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對推進國內小說研究就具有積極意義。雖然當時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時隔30年后回頭看，這本書的中譯本的面世，的確對國內的小說研究起到了相當積極的推動作用，布斯在此書中提出的那些獨特概念，諸如“隱含的作者”“講述—顯示”“敘述距離的控制”和“非人格化敘述”等，很快成了當今小說研究文獻中習見的術語了。

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中譯本在80年代刊行，也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現在回顧起來，大致有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在文學藝術領域啟動了對“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文學藝術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對那種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說教式的文學藝術的深刻批判。文學藝術的創作擺脫了政治教條束縛，開始走向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正像一切社會文化現象所有的物極必反趨向一樣，厭惡了說教式的文學藝術，當然也會抵制一切與之相關的理論主張。布斯這本書有一個基本主題，那就是小說家如何通過敘事技巧的運用來踐履文學的道德責任。可以想見，這個主張在當時一定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被人們所鄙夷，因為在“十七年”乃至“文化大革命”有過太多的道德說教和意識形態規訓。在這樣的背景中，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就難免被誤解和誤讀。很多批評家和研究者將其敘事技巧形式的理論與其敘事倫理內在關聯，生硬地割裂開來，把一系列布斯式的概念，諸如“講述—顯示”的二分、“隱含的作者”概念、敘述“視點”“類型”與“距離控制”等，當作小說敘述的技巧范疇加以理解，與其最為關切的敘事倫理全無關聯。其實，這是一個經常會看到的跨文化接受的規律性現象，本土對任何外來文化的接受，總是要受到接受者自己的現實語境的制約。接受者有所選擇地理解甚至誤讀外來文化并為我所用，常常在所難免。據說，魯迅當年曾一度非常鐘愛挪威畫家蒙克，并打算編撰譯介蒙克的畫集。遺憾的是此事一直沒有付諸實施，他很快移情別戀于德國畫家珂勒惠支，并大力宣介珂勒惠支的版畫，帶動了“新興木刻運動”。我猜想大概是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境況，并不適合引入蒙克式的高度自我張揚的表現主義，珂勒惠支的寫實主義以及對下層民眾疾苦的藝術表現，則是一個當時語境的合適選擇。布斯的小說修辭學理論的中國接受情況亦復如此，當時對文學的道德說教的反感和抵制，驅使這本書的讀者生生地在布斯小說修辭學中劈開一個裂隙，只取其小說敘事技術一半，而摒棄了敘事倫理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