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變，也就是常說的義和團運動，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大事件。我們過去講清末有兩次革命*，它就是其中之一。
    義和團運動興起主要有兩個背景：其一，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了整個朝廷的政治出現反動和保守勢力的回潮；其次，隨著基督教勢力進入中國，民教沖突逐漸呈現擴大之勢。
    民教沖突的產生
    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簽訂后，中國逐漸取消教禁，天主教、新教再次進入中國。我們前面講過，在康熙、雍正年間，由于禮儀之爭，朝廷曾下達了關于禁止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詔令。在此之前，基督教在中國一直是可以傳播的，從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初，宮廷里都有很多外國傳教士。雖然在禁教的詔令發出之后，中國境內事實上仍然存在一些傳教士，但禁教政策的確直接打擊了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勢頭。只有少數的東正教教徒可以在中國活動，但他們的勢力原本就小，即使不禁也沒多大影響。《黃埔條約》簽訂時，法國還是羅馬天主教教廷在歐洲的主要護教國，因此它特意在條約中強調了這一點，要求中國重新開放教禁。當時中國沒辦法拒絕法國人的這一要求，而且當時國內已經有許多傳教士在秘密或半公開地活動，所以也就答應了。
    基督教全面進入中國有幾個途徑。實際上，在開放教禁之前，一些新教的教士們已經進入中國了，他們是以澳門為據點進來的。廣東這一帶一直有洋人活動，官方也搞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傳教士還是商人或醫生。我們今天翻閱史料發現，當時很多傳教士都是以醫生的身份在中國開展傳教活動的。所以至少是在廣東，新教傳教士在《黃埔條約》簽訂以前就已經存在，他們在中國沿海已經有很多活動。但是，正式的解禁還是得到1844年以后，解除教禁之后，基督教的許多教派重新進入中國。
    在西方宗教的大規模回潮過程中，天主教所面臨的問題不像新教那么簡單。新教傳教士到了某個城市，一般就是租個地方，開間診所，一邊給人治病，一邊傳教。但是天主教不同，天主教傳教士此前來過，而且歷史比較長，只是由于禮儀之爭才被清政府趕了出去，所以他們曾在中國留下很多房產。現在天主教回來了，就希望清政府發還那些房產，所以一回來就與地方政府發生沖突，當時被稱為“還堂”（退還教堂）糾紛。要知道，這些天主教傳教士向地方政府要房產也不是憑空胡話，他們還真一直保留著一百多年前的房產地契。但是，這么久過去了，物是人非，很多房子都沒了，再清理房產之類的不動產就要大費周折，非常麻煩。“還堂”問題一直沒能妥善解決，這不斷激化著天主教與官府、地方的矛盾。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國被撲滅。太平天國給人的印象，尤其是給中國士紳的印象，乃是披著洋教外衣的土匪。太平天國所到之處，幾乎將一切傳統文化毀滅殆盡，故而士大夫對洋教的反感也與日俱增。而且，士紳也分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天主教、新教等的區別，他們大多是籠統地以“洋教”對待。其中沖突最直接的，就是洋教中的一種，天主教。前邊講過，天主教的傳播方式與新教不同：新教的傳播是潛移默化的，甚至是采用一種中國傳統中那種行善的方式，慢慢擴大影響，而且基本只是在城市里傳播；天主教則比較愿意深入農村，一竿子插到底。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士紳在城市中的權力一般不是很大，鄉村才是他們的天下，所以天主教在農村馬上就和士紳產生了沖突。尤其是在太平天國覆滅后，士紳們直接將天主教視作挑起農民造反的惡勢力，是到中國來毀壞中國傳統文化的。因此，士紳會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過加到天主教的頭上。所以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中國持續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民教沖突。
    所謂“民”，就是指一般的老百姓以及士紳，而“教”就是指信教的民眾和教會。民教沖突，就是百姓、士紳和天主教教會的沖突。這種沖突其實是很正常的，明末利瑪竇等人剛剛來到中國傳播天主教時，中國的老百姓就常常把他們所傳播的宗教理解為中國的佛教或者道教，稍微懂一點的人至多將其理解為同樣是從西方傳來的拜火教，很少有人會很正確地理解這個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實，天主教跟我們中國的這些宗教不太一樣，它是一種硬性宗教。為什么說是硬性宗教呢？因為天主教一直試圖進入社會底層，然后建構一套非常堅實的組織框架和信仰體系。這個信仰體系是堅實的，因為它是高度排他的。
    當時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已經合流了。特別是在江南，某間廟到底是由和尚來主持或道士來主持對老百姓來說已經無所謂，就算尼姑待在里頭也并無不可。很多廟既供奉觀音菩薩，也供奉太上老君；好多地方供觀音，也供媽祖，供碧霞元君；在南方閩粵等地，既供媽祖，也供關公。對老百姓來說，巫術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都是一回事，它們基本就是融合的。而自元朝之后，在和尚與道士之間，道士和巫婆、神漢之間也都基本沒有發生過論戰或仇殺。這種宗教沖突只是在佛教進入中國的早期以及排佛運動興起時出現過，之后外來宗教大多都本土化了，彼此相安無事。大戶人家要請人做法事時，往往會請一對喇嘛、一對和尚、一對道士、一對尼姑，這就叫“四全”。有四對，這樣才覺得氣派，這些請來的宗教人士也不會因為彼此念的經不一樣就起沖突，就各念各的，相安無事，非常和睦。
    但是新來的天主教卻不是這樣的宗教。它堅守教規，嚴格排他，不允許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組織形式也是非常剛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會給你起一個教名，就是類似現今意大利人的那種名字，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然后你的生老病死我都會高度參與，你出生時教會要給你施洗，你成人的時候會有堅振禮（相當于現在世俗的成人禮），你的婚事我也要參與，平時你還得定期到我這里來告解、做彌撒，你死的時候神父會給你作終傅禮。天主教通過這諸多圣事，把信徒集合成一個非常穩固的組織。
    這樣一種結構的宗教在以前的中國是沒有的，雖然中國人以前也信佛教和道教，但沒有誰會天天去組織活動。這樣，加入天主教的信徒就和外邊的人形成鮮明的對比。天主教的活動是經常性的，信徒不僅要常常聽教導，還要談體會。
    天主教與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沖突
    更為麻煩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義和傳統中國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沖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絕偶像崇拜，它絕對排斥偶像。但其實據我個人發現，在歐洲一些傳統的天主教國家，比如波蘭、法國等地，并不會讓人覺得它強烈地反偶像崇拜，因為教堂里有大量的壁畫都是以圣母、圣父為題材的，那不就是偶像嗎？它不像新教教堂那樣，什么都沒有。后來傳教士東來，他們的規矩就是，我所在教區里可以有我崇拜的偶像，但我決不允許有其他的偶像存在。天主教教堂里面那些壁畫多是宗教題材，末日審判、升天、三王朝拜、耶穌降生等，都是這一類的。而中國人特別喜歡的，比如觀音、碧霞元君、送子娘娘等，這些全都要禁絕。傳教士不允許教民還對這些偶像存在幻想。
    第二，天主教從反偶像崇拜出發，動搖乃至否定了中國的祖先信仰。在中國，拜祖先是比拜神靈更重要的活動，這一風氣在農村特別盛行，村莊中的主干道上肯定修建著這個村大姓家族的宗祠。其他的廟，無論其香火有多盛，也只能修到一般的輔路旁或者村莊的邊邊角角里，不可能修到主干道上。祖先崇拜大于神靈崇拜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特色。我們似乎也不認為祖先就是偶像，宗祠里都是一些牌位，但我們其實很難將祭祖和搞偶像崇拜劃清界限。首先，在宗祠里，一些先輩的大人物可能都是有畫像的。其次，有些姓的祖先本來就有神靈色彩，比如關姓，關云長就是神，姓劉的劉備也是神，張飛、岳飛等到后來都成了神。雖然一般認為，我們的祭祖不是搞偶像崇拜，但在天主教這種排他性很強的宗教面前，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
    第三，中國民間一些習俗和地域性風俗也與天主教的主張產生了矛盾。比如說男女授受不親，這一條從根本來講只是一種士大夫群體中的禮儀規范，也只有他們才有資格這么做，因為他們有那么大的房子可以間隔，而且也沒有很多實體性的工作要做。小戶人家平時都要下地勞作，房子也小，怎么可能做得到間隔男女呢？所謂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其實都是講大家閨秀的，農民家沒有大門二門的，就一扇門而已，所以，這種習俗在農村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但是不能否認，異性男女平時雖然也能在一起勞作，也可能到集市上趕集時遇見，但如果把他們放到一間屋子里，當時一般的人仍然會有戒心、有忌諱的。可教會怎么可能避得開這些事呢？做彌撒時需要把大家聚合到一起，也不可能按性別分殊，男女各坐一間屋子。這些問題后來逐漸成為導致民教沖突的起因。
    先就偶像崇拜而言。入了教以后，祭祖怎么辦？是不是教民以后就不能參加宗族的祭祖？如果不參加就很麻煩。雖然天主教有自己的嚴密組織，但它畢竟不是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生活性組織，它只是在中國老百姓以往的生活圈外又附上的一塊兒。所以，教民在農村仍然附屬于自己原有的宗族，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圈子，那現在入教了，他們到底參不參加祭祖，拜不拜祖宗呢？這是個大問題，若是不拜，可能就會被宗族的族長開除。對于中國人而言，從宗族內除名無疑斷絕了他的所有血緣聯系，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第二個是關于多元信仰的問題。過去農村比較多的娛樂活動就是演戲，不過，至少從名義上說，這些戲都是演給那些神靈或祖宗牌位看的。宗祠里一般都有戲臺，戲臺一般搭在宗祠前頭，北面是那些牌位，戲臺就在南面，從形式上來說，演戲是給祖宗看的；第二種方式是在廟會上，廟的一邊是泥胎神像，一邊就是戲臺，這里演戲是給神靈看。也就是說，演戲名義上是給那些不存在的物質看的，但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戲是演給現在活著的人看的。這些活人看戲其實都屬于蹭戲，但盡管是蹭戲，來看戲的人都得交錢，這就是所謂的湊戲份子，當時不流行買票。這種傳統到現在一些地方還有，村里演戲，大伙湊錢。按道理說，教會對此寬容一點無所謂，當時農村老百姓也沒什么娛樂活動，一年到頭就這么一點兒活動，讓教民參加其實也并無不可，但教會就堅決反對：若是在宗祠前演戲，那就是給祖先看，是祖先崇拜；在廟會里演戲，那是給各路神仙看，那更是多神崇拜啊！所以教會不允許信教群眾參加這些活動。但你們想想，這些信徒能夠完全遵守嗎？可能家長還能遵守，但那些孩子能遵守嗎？根本不可能的。
    天主教后來跟總理衙門進行交涉，爭取了一項特權，就是農村求神演戲的時候，信教的群眾可以不出戲份兒。我們現在還不太清楚，為什么天主教要為教民爭取這樣的權益。不過，教民不出戲份還想看戲，這就在無形中加劇了普通百姓和教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一開始，大伙兒可能還只是給你一個白眼什么的，不至于產生什么大的紛爭，鄉里鄉親的嘛。但有的時候求神演戲有很強的功利性目的，比如求雨。天旱了就要請戲班子來給龍王演戲，大家也都會跑過來蹭戲。演完之后不下雨還好說，但根據史書記載，常常戲演完就下雨了。現在我們的科學解釋肯定認為這是趕巧了，但當時人不會這么看的。他們是這么想的：我們找來了戲班子，出了戲份子，然后給龍王演了戲，所以雨才能求下來。但那雨肯定也潤澤了那些沒出戲份子的教民家的地，而不是只下在出了戲份子的百姓家的地里。在這個時候，普通老百姓就會有很大怨氣了，認為這個便宜教民占大了。僅僅蹭戲還好，但這一場雨該有多值錢啊。這一原因往往也會激化某些沖突。
    還有就是習俗和風俗等問題。一堆男女一直在一間密閉的屋子里活動，老百姓對此的想象力是很豐富的。教民會說他們在念經、談體會、過組織生活，但老百姓肯定不這么認為，什么組織生活，肯定就是亂搞男女關系。天主教的七項圣事中有一項是告解，就是密室懺悔。做告解是不分男女的，一個傳教士（一般是男的）在里面，男信徒可以去懺悔，女信徒也可以去。男的還好說，女的進去后，小黑屋一關，你想想看，這種事在中國傳統社會能激發起人們多么豐富的聯想。當時，性意識是被高度壓抑的，所以老百姓的想象力進入了另一個極端，在有關性的聯想上有很強的躍進能力。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所以當時很多人都猜測天主教教徒在教堂里*、*。即使就現代人看，這種派對也只有很前衛的人才做得出來，但當時人們都認為天主教天天舉行這種派對，這就很麻煩了。如果某兩戶人家訂了娃娃親，但是正式娶親時突然發現女方家里居然已經信教了，這時男方娶不娶呢？不娶的話，家里花的那么多錢估計就要打水漂了，過去娶媳婦是很花錢的，就跟買媳婦差不多；但要說娶吧，一想起老婆是信教的，天天去教堂，一聽就像是主動給自己戴綠帽子一樣，這就會讓人很崩潰啊。而這種沖突在當時是很常見的。
    此外，雖然天主教的教義具有很強的排他性，但它也帶來了一些新東西，比如辦了一些學校，引進了許多先進儀器，教會通過這些來對鄉民們普及知識和思想。這事兒尤其讓地方的士人和鄉紳覺得痛苦，因為他們原本可以壟斷這些知識，在以前，老百姓都會聽他們的，沒人會來挑戰或質疑他們對儒家道德倫理這一套賴以安身立命的經典的解釋。但現在來了另一批人，他們所講的道理跟你講的不一樣，雖然老百姓可能覺得無所謂——老百姓還真不見得會在意這些變化——但是士紳們發現，天主教講的內容與他們不同，卻也很有道理。這就讓他們很難受，因為以前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壟斷對鄉民的教化作用，知識是由他們這一批人來主持傳播的，現在有人意圖取代他們的位置，他們能不急嗎？
    其實，當時雖然有很多中國人信教，但這并不說明他們真的懂了許多的基督教教義，《圣經》他們大多也沒看過。但是，天主教為他們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確帶來了實效。比如天主教的傳教士大多也同時是醫生，他們能治病，那個時候有些病中醫治不好，但西醫可以治。治好了村民的病，可能他們就會信教了。有時候還會出現整村人一起受洗的情形，這一般是因為這個村幾個著名的鄉紳或者宗族族長得病了，中醫治不好，奄奄一息，家人沒辦法，病急亂投醫，就想到讓西醫治一下。當時西醫剛來華，傳播還不廣，有些中醫難以解決的問題還真的被西醫解決了。甚至有很多傳教士留下記載，說中國人很神，有時候傳教士在給中國人做手術時，都沒有用什么消毒的藥水，劃開病人的肚子后，就用很簡易的工具把壞死的器官什么的處理掉，然后縫上，結果還真好了，而且還沒感染，的確夠神奇的。我們現在常常聽到的說法是，西醫治不好的破爛病，讓中醫治，可能中醫一治就能治好了，那是因為現在是西醫當家。當時還是中醫當家，所以西醫來了以后，常常會出現“神跡”。而只要村里的鄉紳或者族長受洗了，全村人可能就會跟著信，成為一個教民村。
    除此以外，當時的天主教還能夠驅魔。現在的天主教仍有這一功能，梵蒂岡等地的一些神學院還在教授驅魔的一整套技術。中國農村當時經常有（其實現在也有）這樣的事，就是一個孩子突然中邪了。過去巫醫不分，土醫生也可以弄點小偏方捉個鬼，有時候就能把人治好。但也有時候就不靈了，這時只有求助于天主教教士了。那些人念念經，驅驅邪，有時候還真能把人治好，這種事情現在也有，至于說為什么，到現在也搞不清楚。如果天主教能夠在這些方面讓民眾信服，民眾也可能會信教的。
    本來這些老百姓信教并不是因為虔誠的宗教信心，但是入教以后，天主教教士會對信徒進行洗腦，比如說我們的主是最大的，以前的信仰都不能算數，等等。于是慢慢地，就會有人從信觀音發展到信圣母，但是他們頭腦中對圣母的印象可能還是原來那個觀音的形象。我看到了很多記載這類事情的材料，許多信徒都說夢見過圣母，但他們夢醒后描述述出來的形象是白衣觀音，他心里覺得這就是圣母。這樣就會形成潛在的沖突。也就是說，這種本土宗教信仰和外來宗教在教民身上也存在內在緊張。
    清朝官府對于民教沖突的態度
    在義和團運動之后，清政府再也不管天主教在華的傳播了，但是民間的抵抗力仍然存在。直到1949年，全國的天主教教徒不過二百七十萬人，加上新教的，也就是三百萬人左右。由此也可看出，天主教與鄉村傳統之間的張力仍然是很大的。不像現在，農村的士紳沒有了，儒釋道也都沒有了，所以天主教以及新教在中國的傳播速度就非常快。在當時，宗教傳播的主要阻力來自民間，而這種阻力其實又得到了官方的加持。我們后來的一些研究者，包括當時很多士大夫都認為，一旦出現民教沖突，官府總是向著教會。其實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從每一場記載民教沖突的檔案來看，官府在一開始都是向著民方的，而且是無條件地向著民方。官府一開始屁股就坐歪了，根本就不是理性、中立的裁判者，一般都是到最后官司打得不可開交，外國公使干涉進來，甚至派來炮艦，總理衙門也派人來調查之后，官府的態度才被迫翻轉過來。所以說，官府并非是死心塌地地向著傳教士，恰恰相反，自從教禁開了以后，他們一直有意地培植民間對天主教勢力的敵視情緒。
    民間也很有意思，他們和天主教的沖突并不見得都是他們的錯，其實教會在某些時候也理虧。比如教會的組織很嚴密，對教民的人身控制很強橫，確實也有文化侵略的因素在里面。而且，也不是說這些傳教士個個都是正人君子，沒有人跟中國婦女發生過茍且之事。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問題是，一旦被發現了就會被中國人無限制地放大。此外，有些傳教士是兼搞經營，做些買賣，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和當地人出現一些經濟糾紛。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問題其實很難引起什么大沖突。那些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是由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激化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使得民眾對天主教產生了極端的仇視情緒，進而轉向暴力。
    比如說，有傳言稱，傳教士常常在終傅之禮上把人的眼睛挖了，或者借做彌撒和做告解之機奸*女，組織*。此外還有一個謠言的集中關注點就是育嬰堂。天主教在中國開設了許多育嬰堂，很多嬤嬤都來中國干這件事，他們主要是救助在中國的孤兒。但在那時，一般沒人會把孤兒送給他們，所以主要靠他們自己去搜集那些被人遺棄的嬰兒。那些剛被扔掉的棄嬰還可以救助，有些被扔的時間太長，都快不行了，但只要有一口氣，天主教的嬤嬤們就會把他們帶回去。這些嬤嬤把棄嬰帶回去后也很奇怪，她們不是立即組織搶救，而是先進行洗禮，在她們看來，靈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這些嬰兒沒死之前，一定先要讓他們的靈魂得救。很多棄嬰本來就快不行了，被他們這么一折騰，很快就嗚呼了。因此，育嬰堂的死亡率非常高，但并不能說這些死嬰是嬤嬤們害死的，他們要是不被帶回來，肯定也會死在外面。中國當時棄嬰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棄女嬰，實在是太多了，中國歷史上遺棄女嬰簡直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風尚，太可怕了。
    棄嬰大量死在郊外的現象本來大家都知道，但是這些棄嬰被育嬰堂撿回后仍然大量死亡的事實引起了中國人的懷疑。東一個西一個的嬰兒死了可能沒人管，但擱到育嬰堂里一塊兒死了，然后還集中掩埋——于是有人就傳言，說這些小孩兒是被育嬰堂的嬤嬤們害死的。收這么多孩子，肯定有問題。有的說法是嬤嬤們挖小孩子的心肝和眼睛做藥。取人眼睛和心肝入藥是中國古代的一種說法，一些古代的醫書也認為，取小孩子的心肝可以治療一些疑難雜癥。在中國古代，沒有什么是不能入藥的，所以存在這種說法也很正常，但在西方卻很少聽說有用人體器官做藥的。
    很多關于民教糾紛的檔案里，都有關于傳教士挖人眼睛的記載，這是為什么呢？有中國人對此作出解釋，說眼睛可以做成藥水，把眼睛制成的藥水往鉛上一灑，鉛就能變成銀子了，而且，唯有中國人的眼睛才有這種功效，因為中國人很貪財，所以中國人的眼睛有效，外國人的眼睛無效。這種說法今天看來是很荒唐的，甚至有點污蔑我們民族的意味，但在當時卻有很多中國人相信這套說辭。還有的傳言說傳教士常常把中國人的心肝煉成油，然后插上燈芯去找寶藏。教會在中國找寶藏也是早期盛行的一個流言。怎么找呢？因為中國人的心也特別貪，所以只要地下有寶藏，燈芯上的火苗就會倏地一下鉆到地下去了。這怎么可能呢？但大家也都相信，然后傳言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挖了大量的寶藏，所以才會很有錢。
    在今天看來，這些事兒都是荒誕不經的，但在當時，恰恰是這些說法最為廣大的底層群眾所樂于接受，往往民眾和教會打官司，去教堂鬧事，乃至把教堂砸了，把傳教士殺了，都是基于這些傳言或理由。那些正經沖突，比如經濟糾紛、房屋糾紛等，完全可以理論，可以通過合法途徑對簿公堂，但此類官司反而一直沒人去打。民眾控告教會的全是前面所說的那些荒唐事兒——而且不是告，是直接把教堂砸了燒了，把人殺了，鬧完了以后再去告。中國老百姓的理由充分，指責傳教士不是人，盡干這種鬼事兒，所以我們打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但我們現在想想，這種理由怎么可能贏得了官司呢？盡管一開始官府都是向著民眾這一邊，但最后肯定是民眾這一方輸。
    這里又有一個關鍵的問題了。民方輸了，但官方多數不出來澄清，不向群眾說明傳教士沒有挖人眼睛心肝、盜取中國寶藏，官府就是不想讓民眾知道真相，而是想保持民眾對教會的敵意。在他們看來，這樣做對于阻抗基督教的傳播有好處。
    我們可以看看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例子。天津教案的起因就跟育嬰堂有關系。天津的育嬰堂和別處的一樣，都是搜集和撫養孤兒，而且會對那些主動送來孤兒的人給予一定的獎勵，算是辛苦費。但是有一些人渣敗類，為了這幾個錢，就拐賣正常人家的孩子送過去。當被人抓住時，這幫無賴馬上就找理由，說是教會的育嬰堂讓他們干的。群眾不明真相，就相信了這幫無賴的話。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些混混拐賣孩子就是由教會指使的，但是人們都相信這些混混的話，于是就激起民憤。人們沖進育嬰堂，把嬤嬤們殺了，把育嬰堂也砸了。此時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趕了過來，認為中國人的理由太荒唐，中國人則指責外國人太野蠻，于是雙方要動手打起來了，為了喝退中國人的進攻，豐大業朝人群開了槍。一個外國領事敢于朝中國人開槍，還不大亂？最后死了幾個中國人，豐大業也被人打死了，這么一鬧，事情就大了。外國軍艦就開到天津港口，要求中國人償命。
    怎么善后呢？本來啥事兒都沒有，最后硬是鬧出了這么大的事件，朝臣也開始對教會妖魔化，多數大臣認為不能對列強退讓，不惜一戰決高低，所以當時情勢很緊張。但是，沒人愿意出面負責處理這件事情，大家叫嚷得厲害，但都躲得遠遠的。最后就由曾國藩出面處理了，當時曾國藩已經生著重病，卻敢干別人不敢干的事，這的確是曾國藩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他能夠擔當。不過在當時，這種事情真的是誰處理誰倒霉。曾國藩抱病到了天津后，實事求是地查，發現沒有傳言說的那些事，而民眾的證據也完全不足以證明他們暴力行為的正當性。而且曾國藩還發現，天津當時非常混亂，很多被殺的外國人其實與教會沒有任何關系，只是無辜的游客。但中國人義正詞嚴，認為只要是外國人都該殺，而且還乘機搶奪財物——為了搶外國人的戒指，直接把他們的手指剁掉，這種事當時也是有的。曾國藩查到最后，發現的確是中國人殺嬤嬤和焚燒教堂完全沒有道理，因此只能賠款，處分相關的官員，殺人者也按中國的法律抵命。最后抵命的人都是被強推出來的，當時那么混亂，哪知道是誰殺了人，于是就選出了幾個替死鬼，但當時社會輿論都認為這些人是“義士”。曾國藩本來極高的名望，經此事后一落千丈。但沒辦法，對他而言，只有這么處理才能平息列強的憤怒，目的是想挽救清廷在并不平等的國際交往中僅存的一點地位和信譽。
    由此案例即可看出，民教之間的問題的確很大。但即便是經過了這么大的教案后，老百姓也仍不明白育嬰堂到底有沒有拐過孩子，有沒有挖過人的眼睛。在老百姓看來，所有關于傳教士的荒誕傳說都是真的，而官府則是害怕洋人，所以就曲斷案件，讓中國人賠錢償命。在這種情況下，民教沖突的確有升高的跡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升高，比如北京地區就相對平靜，但有些地方就不行，越演越烈，尤其是到了1897年、1898年德國人強占膠州灣，強行修膠濟鐵路以后。德國人的這一行為跟之前其他列強跟中國的沖突有本質的區別。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想用武力逼迫中國擴大對外開放，把中國納入西方世界體系中去。但德國是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等它崛起的時候世界上已經沒有多少殖民地了，它便不甘心，因為此時它也很強大。還有一個理由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甲午以后，西方國家都認為日本將要吞并中國了，但他們都知道不能讓中國被日本吞了，于是也有些國家動了瓜分中國的念頭。此時德國便搶先一步吃螃蟹，開啟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的行為的確是最蠻橫的，其實在此以前，中國人對德國的印象一直是不錯的，因為它比較守規矩，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喜歡胡來，但這一次的確做得非常野蠻。現在我們看當時的德國檔案，里面明確記載了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希望在中國強占據點的想法，先下手為強，怎么下手，就是靠搶。德國當時進入的是山東這樣一個民風比較強悍的地方，而且山東在當時也不夠開放，所以德國人以及后面接踵而至的其他列強進入山東后，很快引起許多問題，以前存在已久的民教沖突再次被激化。我們知道，德國占膠州灣，一個重要借口就是民教沖突，傳教士被殺。這事本來不是什么大事，中國當時不知道已經發生了多少起傳教士被殺案件，完全可以通過司法程序解決，但德國人卻因此而強占中國領土，而且馬上就修鐵路，這一切被串聯到一起以后，很快就引起中國人的強烈反彈。清政府對于義和團的態度
    所以，義和團發生在山東也不是偶然的。它的確是民教沖突的延續，而且這種沖突又因為德國人的蠻橫侵略行徑而被大大激化。但是，像義和團這樣起于民間且有組織的反抗在此前尚不多見。以前的民教沖突大多都是有序的，由鄉土士紳們主導的，以地區為單位，針對一個特定教堂的，而且之后一般還會經過官府，大體上不至于太過脫序。但義和團出來以后就真正脫序了，成了一些超越行政區域的組織。拳民組織起來后，就直接跟教民和傳教士為難。按照清朝傳統的做法，這類組織是要被剿滅的，因為不是合法的組織，是體制外的東西。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官方對其是全力圍剿的，無論是李秉衡也好，張汝梅也好，包括毓賢也是，都是在打義和拳或義和團。但后來另外一個因素導致剿滅政策出現了變異。
    我們前面講到過，戊戌變法之前，即使是在山東這種遭受列強侵略的地方，政府也是不允許民間勢力與教會對抗的，因為此時中央政府對西方列強采取的是妥協政策，至少官方在明面上還必須保護教會。但是變法失敗之后，整個朝廷的政策向后退，新法盡廢，就連此前洋務運動時期的一些合理政策也被廢了。朝廷當初搞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都是為了應對西方列強的壓力，尤其是為了應付甲午之后出現的亡國危機，學習西方是為了應付西方。但現在政治倒退之后，各種學習西方的新政都被廢除，又該如何應付時局呢？
    而且，在西太后不搞變法，囚禁光緒，還殺害維新官員之后，列強和她的關系就更為惡劣了。我們前一講講過，列強其實是希望中國變法的，它們的確有多重心態：一方面覺得，如果你不變法，我們就干脆把你瓜分算了；一方面又覺得，如果中國能夠通過變法自我革新，那就意味著你自愿加入到我們的體系中來，成為我們的小伙伴，那我們為什么不支持呢。所以一旦中國停止變法而向后倒退，列強們就很不高興了。因此西太后幾次想廢掉光緒，最大的阻力不僅僅來自地方督撫，還有各國的駐華公使。而地方督撫其實也是被他們身邊那些比較傾向新法、受外國人影響較大的幕僚們所包圍著，這個現象也能解釋為何后來會出現“東南互保”的局面，其實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兒就是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人的幕僚們搞起來的。這些幕僚當時就反感西太后的做法，而他們的想法通過督撫們得到了升華，故而西太后受到多方轄制。
    我在前面講過，西太后沒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她的知識主要來自于京劇，當時的京劇還很糙，主要反映的就是一些民間的因果報應、孝心、報恩思想這一類很樸實的東西。她心中的怨火是被逐步點起來的，而往柴堆上添加的最后一根棍兒就是譚嗣同前去要求袁世凱包圍頤和園。西太后至此把所有的事情集合到一起，全都歸咎到光緒身上，她認為光緒最大的惡就是不孝，這些事都是光緒所指使的，按過去的說法就如同“弒母”一般。因為在名義上西太后就是光緒的母親，而且她自己覺得很冤。所以她一直想廢光緒，但是又廢不了，也很憋屈。她本來就對西方列強沒什么好感，現在全然是惡感了。
    此時坊間也有傳言，說西方列強要壓服西太后，逼迫她還政光緒。西方國家有沒有這念頭呢？有，但他們沒有這種實際行動。這種時候，外界壓力就導致了直接的權力爭斗，本來是西方列強對中國國家的壓力，現在轉化成對西太后個人權力欲望的一種壓力。西太后堅信，北京的外國公使都在逼迫她，在這種情形下，她就極有可能做出失態的決定，而恰在此時，義和團的事情被下邊的地方官報了上來，于是事情起了變化。開始有人吹她的耳邊風，稱“民氣可用”，朝廷不行就靠民眾嘛。我們在第一講就講過，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就一直存在一個神話，即相信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這種思維其實就是小時候玩的老虎棒子雞、石頭剪刀布之類游戲的邏輯，這多少代表了我們民族的一種心態，相生相克的往復循環，這其實也是一種思維定式。雖然后來人們發現洋人并不怕民眾，但這種說法仍沒有消失，一旦時機成熟，它就又作為一種宣傳口號把社會大眾鼓動起來了。當朝廷發現他們沒有什么資源的時候，就想到要利用民眾來反制洋人。所以這個時候，朝廷的政策取向就出現了游移。不過，這種游移自1899年下半年后就開始了，當時中央政府對義和團剿撫不定，而一旦這樣，問題就麻煩了，義和團很快四處擴散，主要發展勢力就進入了京畿地區。如果朝廷下決心圍剿義和團，那么他們絕對鬧不出什么名堂。
    而且，義和團之所以最后贏得了西太后的支持，原因在于民間一直傳說義和團成員有神功附體，可以刀槍不入。刀槍不入的法術其實不是義和團發明的，此前很多教門在起義鬧事時，都會以此作為噱頭。民間搞政治，從來都脫離不了巫術的成分。但這個時候，傳統的法術就變成了一種特定的、專門針對洋人的法術，義和團的刀槍不入不再是以前冷兵器時代的刀槍不入，他們鼓吹洋人的火槍也打不死義和團。至于說冷兵器的刀槍不入，大家在看藝人街頭賣藝時估計都見過，今天少林和尚表演團也愛搞這玩意，睡釘床、拿刀在肚子上砍什么的，原本就是特技戲法，那時則變成了義和團的特定法術。義和團成員聲稱，只要通過特定的請神儀式，讓拳民來神了，就可以掌握這種法術，這其實是包含一點氣功成分的。我看當時檔案材料的描述，說有人一來神了，就一躥丈余，可以直接上房。這感覺跟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氣功熱時的現象沒什么不同，某個練氣功的，突然之間，只要功來了，整個人就不一樣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