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金瓶梅》中的清官
說起清官，許多讀者都有耳聞，或許能報出幾個名字，例如包拯、海瑞等，有的讀者甚至能夠談出包公斷案的故事，津津樂道。的確，包拯、海瑞都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清官，一向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推崇，可以說是高山仰止。但是對于這些清官的事跡，絕大多數的讀者還是從《包公案》《狄公案》等歷史演義和明清小說中了解的。其實，那些近乎神話的事跡多是后人演繹出來的故事，基本上屬于文學的范疇，或者說是理想化的清官生活和清官形象，是作者臆想出來的。現實中的清官遠非小說中描述那樣，仕途一帆風順，生活波瀾起伏，經歷有驚無險。清官有清名，名聲顯赫，有著神話的光環，但是清官畢竟生活在現實社會里，他要食人間煙火，有人的七情六欲，因此能否成為清官，換言之，是否遵循清官的標準，為社會、世人所認可，往往并不由清官個人意志來決定，他受到社會道德的制約，以及官場勢力的左右。
明代奇書《金瓶梅》反映了明中葉社會生活，書中也寫到了清官，而且塑造了多個清官的形象，但是作者塑造的這幾個清官形象，與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卻有很大的區別，然而正是這種反差，折射出了明中葉社會生活的真實風貌。
一 清官的概念
圖1-5-1 朱太尉引奏朝議（《金瓶梅》第71回插圖）——朝廷之上，官員一個個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整個社會國家機器都已腐敗的時候，社會不以貪污為可恥。行賄受賄也就司空見慣了。腐敗官員個個都成了善于演戲的兩面人，公堂之上，正人君子，清正廉潔；公堂之下，枉法高手，納賄行家。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什么是清官，也就是說清官的標準是什么。清官的標準，因人而異，因社會階層和價值取向而異。“統治者對于清官的標準首先強調的是忠，是廉潔；而民眾于清官則首先看中的是為民請命，公正無私。被清代康熙帝譽為操守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當時民間傳揚不廣，后世的知名度也不高。反而是那些未得最高統治者過分稱譽的官吏，由于民間的認可而逐漸被神化，成為市民青天夢中的箭垛式人物。”
但是 “籠統地說，清官就是忠于職守、政績顯著、廉潔奉公、嚴于執法而被世人所稱道的官吏”。有了這個內涵，不論官位高低，無論是權傾朝野的重臣，還是七品芝麻官，都可能是清官。三國的諸葛亮、唐朝的魏征、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清代的于成龍等，他們的言談舉止，對社會的影響，已經超越了自己的品行、政績，上升為清官代表，受到百姓的推崇，乃至成為公案小說中歌頌的人物。
圖1-5-2 包拯像——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北宋仁宗朝進士，曾任州、縣官，后來做到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開封知府、御史中丞、樞密副使。性格剛直不阿，明察善斷，敢于摧折權貴，為民申冤，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稱頌不衰，民間稱為“包青天”“閻羅包老”，編寫了許多文藝作品頌揚他。
清官的先決條件是儉樸廉潔。唐朝詩人李白有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 首先從物質方面對清官進行了約束。
除了物質因素外，成為清官還有道德、思想方面的限定。忠于職守，嚴格執法，執法鐵面無私，不徇私情。像包公那樣鐵面無情，無論是王子還是庶民，都能在法律面前平等對待。包公斷陰、陽兩界案件，龍頭、虎頭、狗頭三把鍘刀，上斬王子王孫，下斬平頭百姓，這些為老百姓津津樂道的傳說與故事，實際上寄托了老百姓對清官的一種奢望，渴望能夠實現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從現實的角度講，產生清官的歷史背景往往是社會的黑暗。封建社會里，老百姓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深受帝王、各級官僚、地方鄉紳、形形色色地痞流氓的欺壓。
就整個明代社會而言，清官難得。由于明代中葉官俸微薄，俸祿不足以養家，官吏要通過弄錢來養家糊口，于是社會風氣漸漸以不貪污為恥，本該受到批評的貪污行為受到社會的追捧，凡做官的就幾乎沒有不貪的，不愛銀子的。明代后期的說書人這樣評價現實中的官吏，《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一“惡船家計賺假尸銀 狠仆人誤投真命狀”有云：
古來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曉得人命關天，又且世情不測，盡有極難信的事，偏是真的；極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當的，還要細細體訪幾番，方能勾獄無冤鬼。如今為官做吏的人，貪愛的是錢財，奉承的是富貴，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卻東洋大海。明知這事無可寬容，也將來輕輕放過；明知這事有些尷尬，也將來草草問成。竟不想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那親動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時瞑目？至于扳誣冤枉的，卻又六問三推，千般鍛煉。嚴刑之下，就是凌遲碎剮的罪，急忙里只得輕易招成，攪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別人的苦。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在官場的大染缸中，又有幾許官員能潔身自好，保持廉潔，出淤泥而不染？更不要說體察民情，為生民請命，為百姓安危肝腦涂地。能夠細細體察百姓之苦，做到少擾民，少判糊涂案已經不錯了。
二 《金瓶梅》中無清官
在明清小說中，清官是得到很大表現的一個主題。因為小說的描述、戲曲的演繹，包公、狄公等清官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公案小說也因此成為明清小說中的一個分支流派，正是因為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敗，市井百姓看不到希望，他們才渴望有超能力的官吏，沖破官官相護的枷鎖，撥開云霧見太陽，還他們公正、公平、公理、公心，因此在清官的身上寄托了市井百姓的無限希冀和美好愿望。
作為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世情小說《金瓶梅》，反映百姓疾苦、社會動蕩、官場黑暗自然是它重點表現的一個層面。貪官與清官本是一對冤家，有賄賂公行的贓官，就有潔身自好的清官；有廉潔奉公的清官，必然有貪贓枉法的貪官。《金瓶梅》塑造了陳文昭、楊時、陰騭、曾雙序等四個清官形象，把他們放在明中葉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讓他們在這個彌漫腐敗氣息的人生大舞臺表演，以揭示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敗。
第10回武松為兄武大報仇，打死縣中包攬公事的皂隸李外傳，由于知縣等受了西門慶的賄賂，他被押解送到東平府，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平生正直，稟性賢明。……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正好青天”。經過審訊，認定武松為兄報仇，誤傷李外傳，是個“義烈漢子”，與平時殺人不同。正因為這樣，陳府尹“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里。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著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西門慶得知此信息，慌了手腳，因為“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楊提督”。“這陳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東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盡管書中承認陳文昭是清官，但是在師生情和官官相護的官場潛規則面前，極為清廉的陳文昭并沒有堅持原則，而是順水推舟，賣了個人情，做了一筆買賣。
第14回，西門慶與李瓶兒勾搭成奸，幫花子虛爭家產，疏通關節，西門慶“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陜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升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個清廉的官；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因為楊時是蔡太師門生，西門慶的關系疏通起了作用，權力的砝碼傾向了花子虛一邊，讓花子虛在與兄弟的財產官司中占盡了便宜，得到了實惠。
西門慶對女人具有強烈的占有欲，女人對他而言是多多益善。第26回，仆人來旺的媳婦宋惠蓮和他勾搭上后，來旺知道后，很是氣憤，酒后揚言要殺了西門慶，冒犯了西門慶，西門慶設計誣陷來旺偷盜，拿了官。“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況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凌逼。”監獄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贓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騭，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人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銜冤，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凡事松寬看顧他。”
第47回苗青殺主，書童安童為屈死的主人告狀，先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有贓證，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卻殺人命等事，把狀批了”。把兇犯陳三、翁八抓獲。又差遣官人抓住苗青。苗青殺主按照律法，本該判個凌遲罪名，但是由于苗青通了王六兒的關節，得到了西門慶的幫助，“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報案人書童也被“保領在外聽候”。安童不服，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黃通判著他往巡按山東察院投下。這山東巡按御史“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看完安童的具狀，曾御史批閱，“從公查明，驗相尸首，連卷詳報”。同時發公文，“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赍送東平府。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涂，人都號他做狄混”。
曾御史立即向朝廷奏本，彈劾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理刑副千戶西門慶貪贓枉法的罪行，西門慶“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系市井棍徒，夤緣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贓跡顯著”。對西門慶、夏提刑的種種罪名，一一列舉，彈劾要求“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人者也”。盡管西門慶見到參劾，“大驚失色”，“唬的面面相覷，默默無言”。然而西門慶畢竟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朝中有蔡太師這樣的靠山，背靠大樹好乘涼，并沒有慌張，他熟諳官場，知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一物降一物的辯證法。“事到其間，道在人為”，于是“少不得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請他的義父蔡太師出面協調”。蔡太師果然道行深厚，不僅壓了曾御史的奏本，而且奏請天子，說曾御史“大肆倡言，阻擾國事”，著官吏考察曾御史，黜為陜西慶州知州。（第49回）
按照社會，尤其是老百姓的標準，來審視《金瓶梅》中的這四個清官，大家會有很大的失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小說中清官的廉潔、無私、無畏、勇氣、智慧。不僅形象不豐滿，其品行也不敢恭維。曾御史算得上有些骨氣，敢于沖撞權貴，但是胳膊擰不過大腿，被貶職；陰騭充其量有些正義感，有些師爺的手段；楊時，浪得虛名，他的秉公辦理，不過是按照權力的大小，關系的親疏，判個糊涂案；陳文昭以清官為籌碼，做筆買賣而已。按照其他公案小說中清官的行為準則來衡量這四個清官，沒有一個夠格。糊涂審案，顧慮重重，權錢交易，這樣的清官，不要也罷。
三 人、情、法的斗爭
嚴格來說，《金瓶梅》書中無清官，換言之，沒有一個符合封建社會標準的清官，但是為什么作者還一再強調他們是清官？黃仁宇先生曾提出大歷史觀，大意是說考究一個人的歷史成敗，一個歷史事件的得失，要放寬歷史眼界，放在幾百年后再進行審視。就《金瓶梅》中說及的幾個清官，如果將他們放在《金瓶梅》表現的時代，與整個社會的黑暗進行比較，與那些貪贓枉法的貪官相比，他們算得上是清官，這個清是與舉世渾濁我獨清比較而言的“清”，可以說是明中葉黑暗社會中顯露的一絲微光。為什么這么說？你看書中上至位極人臣的太師，封疆大吏的巡撫，中至掌握一方大權的知府，老百姓的父母官知縣，下至衙門的師爺、牢頭，哪個不是腐敗的實踐者、受益者？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所謂的清官沒有一個能夠抵御抵擋金錢的誘惑，權力的壓力，從而成為人情、師生情等世俗勢力的俘虜。
《金瓶梅》中的清官有兩種背景：要么徒有虛名，打著清官的招牌，與社會同流合污；要么想自清時，與貪欲抗爭，卻又身不由己，被社會黑暗勢力吞噬。
明代早期，官員以貪污為恥，朱元璋制定的《明大誥》《大明律》對貪官懲罰也極為嚴格，一定程度上對貪官有打擊作用。但是明代官俸微薄，“大量賞賜土地的受惠者多是王公貴戚，而對一般官員來說，薄俸則是傳統俸祿制度的主流”。官員如果按照官俸的標準，無法維持生活。而且明中后期官員數量比明初增加了十數倍，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對官員俸祿的減少、積欠非常嚴重，這就導致許多官吏鋌而走險。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到了明代中葉，政治日趨腐朽，宦官專擅愈演愈烈，官員以不貪污為恥。在這個大環境中，大背景下，官官相護，貪污成風。明世宗時期嚴嵩被抄家時，得銀200萬兩以上，在當時相當于國家一年的總收入。正德年間的太監劉瑾事敗后，抄家時，家產頗豐。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三十五曰：“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余萬兩，他珍寶無算。計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其后錢寧籍歿時，黃金十余萬兩，而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亦幾及瑾之半。”
在明代尤其是明中葉首輔專權、宦官弄權之時，連一些頗有操行的官員也開始賄賂。我們知道的明代著名將領戚繼光，也曾采取投靠名相張居正，向他進貢等行為，才有了他的地位。在張居正權力炙手可熱時，為了獻媚張太師，兵部尚書譚綸將房中術傳授給首輔，總兵戚繼光用重金購買“千金姬”的美女作為禮品奉進。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巴結的官員更多，不僅向在京城為官的張居正送禮，還將賄賂送到他的江陵老家。張居正的父親文明“是一個放蕩不羈的人，居正當國以后，當然增加文明的威風。萬歷初年御史李頤前往廣西，路過江陵，看見文明氣焰太大了，和他頂撞一下，居正便取消他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曉得文明的放恣”。魚肉鄉里，為霸一方，還有張居正的弟弟，他的兒子張敬修，以及張家族人子弟。譚綸、戚繼光均為明代品德、操行、政績（軍功）排得上號的人物，他們尚且不能免俗，也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其他人就更不要說了。以這樣的社會環境和背景，來衡量《金瓶梅》中幾個清官，就不難看出問題所在。
《金瓶梅》第30回說：“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鉆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人。”這段話概括了朝綱紊亂，君荒臣縱，官場腐敗的社會現實。
而《金瓶梅》故事的展開其實就是這種社會生活的折射，官場的黑暗和官員的腐敗，通過當朝權貴蔡太師借辦生日等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二十來杠禮物，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匹，蜀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匹，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顆；又梯已黃金二百兩。”（第55回）這樣的祝壽，分明是蔡太師受賄的罪行表。這么多的禮物僅僅是西門慶一個人進貢的，蔡太師有許多門生，結交了眾多的大小官吏，而欲結識，攀上蔡太師這棵權力大樹的勢利者就更多了，那么蔡太師借壽辰究竟收受多少禮物，就可想而知了。
不僅蔡太師公然受賄，上行下效，西門慶等一干人物哪一個不曾接受過錢財，受過賄賂？大官如此，小官亦然，夏提刑、蔡太師府上管家、宮中的太監，又有幾許人不將收受賄賂當成創收的財路，斂財的手段？即使為了國家征收稅銀而設的臨清鈔關的稅官們也借職務之便，大肆收取錢物，放任國家稅銀的流失。流失的是國家的稅銀，得到的卻是進入自己腰包的財物。
“權之所在，利亦隨之”，在官本位的封建社會里，以權謀私成為生活中的“金科玉律”，有官就有權，有權就有利，有利就有錢，有錢就有一切。當官發財，發財當官，循環往復。有錢人削尖腦袋投身官場，投機鉆營，當官的巧取豪奪，鯨吞社會財富。
利益的獲得，同樣依賴利益集團形成的盤根錯節的關系網，中國古代社會是非常講究師生、門第關系的。中國古代的官吏制度，往往依托于同門、同窗、同鄉等關系，編織了一張誰也逃脫、擺脫不了的關系網。清廉官陳文昭，他是蔡京門生；在人情、法的兩難選擇中，連陳文昭這樣的清廉之官，尚且屈服于人情，不能不說是清官的可悲。清官不清，反而同流合污，助紂為虐，這是頗具諷刺意味的筆法，這不僅說明官官相護的關系網是無所不在的，同時也說明社會惡勢力的強大，社會的腐敗已經深入國家權力機器之中。
四 清官難當是社會悲劇
黑暗勢力的強大，使得腐敗的病毒不斷滲入國家機器，《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是這個腐敗集團的代表人物，他狂妄地向社會宣戰，不可一世。西門慶叫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57回）西門慶的狂妄是有其社會背景和根源的。明代的大官僚，許多都是大貪官，諸如嚴嵩、劉瑾之流，哪一個不是枉法高手，納賄行家。
圖1-5-3 海瑞忠介公像——海瑞（1514—1587），字汝賢，自號剛峰。瓊山（今海南）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舉人，初任福建南平縣教諭，曾任戶部主事、應天巡撫、右都御史等職。為官清廉，執法無私，敢于打擊豪強權勢，熱心為百姓辦事。明代以來，民間流傳他的文藝作品甚多，有小說《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海公大紅袍》《海公小紅袍》，戲劇《五彩輿》《德政坊》《海瑞罷官》，曲藝《余夔龍》《白梅亭》等，不下數百種。
大貪官嚴嵩貪贓枉法，其家人親戚也狗仗人勢，借機搜刮民脂民膏。有一次，江西巡撫想要懲辦強買人家田地的嚴嵩遠親，遠親向嚴嵩求援，嚴嵩打了個招呼，就搞定了。即使比較清明，有政績的官員，象萬歷年間的首輔徐階，在任時對明王朝的恢復生機是有貢獻的，但是他同樣是個橫霸一方的官僚，他家鄉的土地幾乎都是徐家的。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任職江南時，就處理過徐階家人的官司。
按照歷史的標準，清官應遵循社會道德規范。海瑞就認為居官之道，為政清廉是最基本的要求。瓊海古代以珠貝的生產聞名全國，許多官吏到此一任，并不是為民服務，而是想撈上一把，“滿載而歸，衣錦還鄉”。當時做官的多是“謀家利己”，借著權位來“榮吾家”。對于貪官污吏的橫行鄉里，魚肉百姓，以及這群貪官污吏的貪婪品行。海瑞痛斥“有吏于此……甚者蓄貨積實，如餓豺狼。上率下法，貪濟貪而民日居割剝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師萬里，按軺不及，毀譽易淆，甚哉！……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蒙私庇，無利于民，有悅與上”（《海瑞集》）。海瑞認為，官風與士風的敗壞是互為表里的。明初曾有枉法貪贓八十貫外絞刑的律令，后來改為雜犯準徒許贖，所以貪風難以禁止。盡管海瑞強調清官應志行高潔，立德為先，但是海瑞也意識到要使人完全不受金錢利誘，也是很不容易的。不僅市井小人重利輕義，見利忘義，甚至讀書人也好此道，而且有過之無不及，于是乎，海瑞感慨道：“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海瑞集》）
真正的清官難當，海瑞的清廉是出了名的，他自己不貪，不蓄家產，為了進言，他敢于抬著棺材上朝，因為他有名望，皇帝也要利用他的名望，沒有拿他怎樣，但是海瑞一生的處境是很凄慘的。海瑞官至二品，死時僅有白銀20兩，不夠殮葬之資。死后，對海瑞的毀譽仍然不斷，這就是作為清官的海瑞為保持他清官名譽付出的代價。《金瓶梅》中的清官沒有海瑞的勇氣、名望、背景，他們有什么資本、力量抗衡官場勢力？他們的仕途、命運完全受制于權貴，在強權面前，他們只有屈服，別無選擇。
清官，不僅要忍受社會世態炎涼的精神層面的寂寞，還要承受粗茶淡飯、生活簡樸的物質生活的煎熬。面對繁雜的社會，賄賂盛行的官場，有幾個官員能耐得住高處不勝寒的寂寞？這樣的清官，又有誰，心甘情愿地去做？現實的困窘，與來世的清名，對于充滿名利、功利的市儈社會來說，是沒有市場的。選擇清官，就是自絕榮華富貴，自絕功名利祿。
圖1-5-4 宇給事彈劾楊提督（《金瓶梅》第17回插圖）——《金瓶梅》中無清官，官場的彈劾往往是權力派系的利益之爭，權力爭斗。即使有些官員有清正廉明之心，往往也抵擋不過同鄉、同門、同窗、同榜等關系網的束縛。
清官是封建社會的維護者，他們進諫的目的，是肅清社會的腐敗，政治的渾濁，他們堅持維護封建秩序，力求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嚴格遵循法紀，力除奸佞。但是面對社會肌體的全面腐爛，社會風氣頹敗，道德底線崩潰，清官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更不能力挽狂瀾，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們也只有在夾縫中生存，即不討好貪婪的同僚，也不得寵于至高無上的皇帝，他們是官場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往往還會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作為法律象征和清明標桿的清官，在16世紀物欲橫流的世風中，愈加顯得蒼白、無力，無論是現實中的清官（海瑞是特例），還是《金瓶梅》中清官，他們只能讓步于權勢，屈服于淫威，甚至同流合污，助紂為虐，為虎作倀。
五 《金瓶梅》清官難當的反思
清官難得，清官難當。從歷史的經驗中，我們不難看出清官的命運，往往并不由其本身所左右。清官是老百姓冀望的偶像，他們寄托了很大，甚至畢生的希望。在明清小說中，不斷出現清官形象，其實正是社會黑暗，老百姓需要精神寄托的結果。像小說中的舉子十年寒窗苦讀，一朝得中狀元，外放八府巡按，一路懲罰貪官，解救受苦的人群，何等威風？拋開神話的光環，這不過是老百姓的一種冀望，歷史上并無這種事。人們對清官的渴求，實際上反映了百姓希望司法的公正，能體現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公平審判。
清官固然有清名，但是有了清官的名頭，往往就身不由己。清官必須是廉潔的表率，清官的好名聲，是老百姓口碑相傳的褒獎，他們必須守住清貧，耐得寂寞。
一方面清官守住清官好名聲，為官不貪，為吏正直，要吃得辛苦，過得清貧；另一方面貪官搜刮民脂民膏，魚肉百姓，卻能平步青云，步步高升。這樣的反差，讓處于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染缸中的人們都受到影響，腐敗的病毒具有極強的滲透性、感染性。人一旦受到“傳染”，就會被打倒。正如《金瓶梅》中所說的，“天下失政，奸臣當道”。明代前期，官員以貪污為恥，而到了明代中期，官員們則以不貪污為恥。有人曾經說過，要想社會安定，風氣正派，必須官員不貪，但是明中葉，也就是《金瓶梅》表現的時代，已經貪污成風，這不能不說是社會道德失衡的惡果，這是多么可悲的社會現象。
《金瓶梅》中無清官，大千世界，乾坤朗朗，容得下數以萬計的貪官，卻不歡迎清廉正直的清官。馬征女士在評論清官陳文昭形象時就說，陳文昭辦的案子不折不扣的是徇情枉法，這哪里是個清官？但是聯系到情節的發展，就漸熟作者笑笑生的春秋筆法，頗具意蘊深長，概括地說清官陳文昭“不是變味，而是更接近生活的真實”。清與濁，正與邪，清官與貪官的斗爭，是兩個陣營的交鋒，但是在這場交鋒中，占上風的往往不一定是清官，相比之下，貪官的關系網更加龐大，力量更加強大，清官往往被整得下場凄涼，家破人亡，甚至還殃及子孫。
無官不貪是封建制度的社會現實，貪贓枉法的行為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官場的每一個角落。清官不清，清官難當，使得封建社會的歷史在腐敗中演進，朝代更替頻繁，其朝代越到后期愈加腐朽。自唐代以降，社會風尚也開始由開放性向收斂性發展，中原王朝國力逐漸衰弱，明清時期雖是大一統王朝，但中國已漸漸落后于西方。近代中國更是淪落到落后挨打，割地賠款，任列強宰割的地步。國家的恥辱，民族的悲劇，已經成為抹不去的傷痕，永久地烙在歷史之中。
《金瓶梅》中無清官，以及清官形象的不光彩，清官的悲劇命運，概括了明中葉社會清官團體的尷尬，這也是當時社會關系復雜，政治制度腐朽的折射。舉世皆濁難獨清，將《金瓶梅》中清官的不作為、無作為形象及悲劇命運放到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考究，其警示性就非常強烈，也給了我們靈魂的震撼。
綜上所述，《金瓶梅》中清官的悲劇，并非清官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社會的悲劇。他們的悲劇結局，一方面說明在社會壓力下，在法律與人情的斗爭中，人情、面子、私利最終戰勝了法律、道德、正義。另一方面也說明社會惡勢力的強大，現實社會的可憎。